嗟庇诮瘢�000元左右。 不久，柔石的月收入增加到40圆以上，情况有所好转。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柔石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上下册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合同约定版税２０％，当月２５日柔石致兄长信中说：“福现已将文章三本，交周先生（鲁迅）转给书局，如福愿意，可即卖得八百圆之数目。惟周先生及诸朋友，多劝我不要卖了版权，云以抽版税为上算。” 信中又说：“福现今每月收入约四十圆。一家报馆每月定做文章一万字，给我廿圆。又一家杂志，约廿圆至卅圆。不过近来食住两项，每月要用去廿五圆，书籍每月总要十圆。因此这两笔所赚，没有钱多。”可见柔石当时的稿酬标准是千字2圆，在作家里面属于比较低的。但他总算有了“自由撰稿人”的社会地位而获得文学界的承认。 １９２８年１１月，柔石等人在鲁迅支持下，创办“朝花社”，并由王方仁的哥哥开设的“合记教育用品社”代售朝花社出版的书刊。１２月６日《朝花周刊》创刊，至次年５月１６日共出２０期；６月１日起改为旬刊。后来因合记用品社舞弊赖账，致使朝花社亏损而被迫结束。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深情地回忆柔石：“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花社。……然而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化，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帐。……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花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面就拼命地译书，准备还借款，这就是卖给商务印书馆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和戈理基作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但我想，这些译稿，也许去年已被兵火烧掉了。” 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６日柔石致兄长的信中说：“近日生活亦好，每天可写二千字。”以稿酬千字2圆计算，每日可得稿费国币4圆；如能顺利卖掉文章，则每月收入可达国币１２０圆（约合今人民币４２00元），颇为可观。 《柔石日记》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１日载：“晚上鲁迅先生问我，明年（陈注：指旧历）的《语丝》，要我看看来稿并校对，可不可以。我答应了。同时我的生活便安定了，因为北新书局每月给我四十圆钱。此后可以安心做点文学上的工作。”柔石接手编辑《语丝》第5卷1期（１９２９年３月１０日）至26期（９月２日）不到半年，即辞职。 此后柔石的经济生活好转，月收入可达100多银圆（合今4000元左右）。他写给故乡妻子的信中说：“我今年的生活比较好些，以后我当按月寄二三十圆钱给你，作家里零用。店里我亏空了的钱，再由我补还。今年一年以内，我当补足，你无用担心。”（引自《柔石日记》第１５６页）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２２日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由上海春潮书店出版，鲁迅为之作《小引》。合同约定抽版税２０％，柔石郑重地将此事载入日记。 １９３０年２月柔石成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发起人之一，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和编辑部负责人，主持《萌芽》月刊，每月得编辑费３０圆国币。５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本年７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希望》，收入柔石前两年的创作。柔石奋斗初步成功，成了知名作家。 １９３１年２月７日柔石和殷夫、冯铿等被秘密杀害于龙华，时仅２９岁。他生前发表５５万字的创作和６３万字译文，未发表的手稿约２２万字。 ［附录］“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 ——２０年代留法半工半读的生活１９１９年，19岁的李金发从上海乘船到法国勤工俭学，准备了３００块大洋（银圆）置装费和旅费，乘坐的是英国货轮统舱，条件恶劣，每人收费１００银圆。 到法国后进入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市立中学攻读法文，每月学费１００法郎（合10块银圆或国币），同学有林风眠等；后来在巴黎学习雕塑。一间简陋的房子月租１５０法郎（合１０圆国币）；一顿比较好的中餐５法郎（合５角钱）。１９２０年开始写诗，将《微雨》、《食客与凶年》寄回国内。
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4）
１９２９年春，19岁的艾青（当时名蒋海澄）从父亲那里得到1000块银圆，从上海乘坐法国邮船（三等舱），经过一个多月的旅程，到巴黎学习美术。同行的有杭州国立艺术院水彩画教师孙福熙和他的哥哥孙伏园等。蒋海澄在巴黎第六区伏斯拉尔大街里斯本旅社租了一个小房间，因为室内有一个下水管道，所以房租便宜得很，每月５０法郎。（陈注：这个旅社到１９８２年还在，参看《艾青谈诗》２１４—２１５页。） 他找到一家美国老板开办的工艺作坊，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每天上午做工，下午学后期印象派的绘画。他的工作是用中国漆把买主的签名描绘在打火机或香烟盒上，一上午可以描绘２０个签名，收入２０法郎。 在巴黎餐馆一顿普通的饭要付５法郎。为了节省，他去学生食堂就餐，一张饭票只要３法郎。这位穷留学生对朋友却很慷慨。他跟李又然在学生食堂初次认识的时候，看李付不起饭费，就一次送给李１０张饭票外加５０法郎（引自李又然《诗人艾青》一文）。 丁玲的经济生活 丁玲原名蒋冰之，１９０４年１０月１２日生于湖南省临澧县，长于常德县。她属于一个传统的封建门第家庭，大家族院墙里有二百多间房屋。但是父亲死后，家道衰落。母亲守寡。１９１１年春，常德女子师范开学，母亲进入师范班，７岁的女儿跟着进了幼稚班。次年，母亲又带她去稻田第一女子师范念小学一年级。 １９１８年夏季，13足岁的蒋冰之小学毕业，考入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入学后，食宿费、学杂费、书籍文具费都由政府供给，只需要预付１０银圆做保证金。母亲用一个金戒指代替了保证金。此外蒋冰之还领取3块银圆作为零用，她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么多的钱，就一直把银圆藏在衣箱底下，只有放假回家时才取出几角钱作为路费。 母亲担任小学教员，负担女儿的日常费用。据说在很长时间内，每月寄给丁玲２０银圆。 １９２１年她到上海进平民女校，次年转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然后用２０银圆作为旅费，乘坐火车来到北京。丁玲在北京认识了胡也频（１９０３年生于福州）、沈从文（１９０２年生于湖南）和冯雪峰（１９０3年生于浙江）等。这几个人的恩恩怨怨，后来一直成为文学史上的话题，引起了无穷的回味。 １９２５年秋天，21岁的丁玲跟22岁的胡也频，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下一个农村同居。丁玲后来回忆说，她曾经花费7块银圆买了两段棉布、两斤棉花，亲手替胡也频缝制了一件新棉袍。但是做得嫌小了，只好送到当铺换了4块钱，重又买1块钱新棉花，拆开胡也频的一件旧夹袍塞进棉花，缝补以后，凑合着熬过了一个寒冬。有次他们身边只剩下一块银圆，正好来了客人，就用这一块银圆办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第二天丁玲、胡也频两手空空地步行４０里路，进城里找朋友借钱。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间，胡也频和丁玲担任《民众文艺》等刊物的编辑。他们这些“文学青年”只想要每月挣得２０至３０圆的稿酬，然而就连这样的初步目标也难以实现。丁玲回忆说：当时困处北平，只有在《晨报》、《现代评论》上发表一些小文章，得到六七块钱稿费，加上母亲每月寄给她的２０圆，维持生活。在很冷的天气，只好经常在外面晒太阳取暖，只到了晚上才生一次火炉。几乎每天吃面条、白菜。 丁玲说胡也频喜欢进当铺。他没有钱，但花钱却很大方，先后把丁玲母亲送的绸衣、棉袍，亲友送的银质餐具，都拿去当了。 丁玲回忆说：“大革命失败后（１９２７年下半年）上海文坛反倒热闹起来了。各种派别的文化人都聚集在这里，我正开始发表文章，也搬到了上海。原来我对创造社的人也是十分崇敬的，１９２２年我初到上海，曾和几个朋友以朝圣的心情找到民厚里，拜见了郭沫若先生……１９２６年我回湖南，路过上海，又特意跑到北四川路购买了一张创造社发行的股票。虽然只花了５圆，但对我来说已是相当可观的数目了。”（引自《鲁迅先生于我》一文） １９２８年丁玲、胡也频在杭州西湖住了一个短时期。出版了《阿毛姑娘》得到７０圆稿费，又回到上海。生活拮据，只能暂住月租金８圆的亭子间。胡也频的老家还要求他给家中弟弟每月２０圆接济（付了三个月，实在无法继续，就停止了）。 不久，因为沈从文的关系，沈、胡、丁三人联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每月编辑费共有200圆，各分得70圆左右，另外还有稿酬。三人共同租赁上海市萨坡赛路（今淡水路）２０４号楼房，丁玲接来母亲住２楼，沈从文及其母、妹住３楼。各自支付月租金２０圆，水电费１０圆，加上伙食、衣物，每月开支100圆左右。除了办刊物外，他们几乎将所有的时间用于写作。 为《中央日报》副刊编辑了两三个月以后，丁玲说：“也想模仿当时上海的小出版社，自己搞出版工作。小本生意，只图维持生活，兼能出点好书。这时正好也频父亲来上海，答应设法帮我们转借一千圆，每月三分利息。”（引自丁玲回忆录《胡也频》一文）就于１９２９年１月筹办红黑出版社。 但最初与胡也频一起编《红黑》月刊的沈从文回忆说：“我记不起也频有回福建去筹款的事；我还听说，是丁玲的妈妈给的钱。”不过，实际上这时丁玲的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