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分两类，独院和杂院，北京习惯称后者为大杂院。有能力住独院的是少数，尤其学生；有能力租民房者，也只住杂院。当然这会有多种麻烦，如没有内装修，但也要打扫打扫，窗、顶棚不完整，要糊。清洁了，如果没有家具（包括做饭用具）还要买。都齐备了，迁入，就要间或买米面，买菜，每日围炉，为三餐劳累。幸而北京人情好，杂院人多，总会有精力有余的二大妈来帮忙，至少是闲扯张家长，李家短，听听也不坏。与学校宿舍和公寓相比，住民房是由山林迁往闹市，但正如西谚有云：“我也知道清水好，可还是常在浊水里走。” 1931年朱海涛、张中行所住北大宿舍，是离沙滩红楼较远的第三院口工字形楼，但也有优越性，是离东安市场近，吃东来顺，到丹桂商场买书，都方便。在一院和北大三院，都有球场，到冬天，红楼后面还有冰场。 一年级新生的公寓生活维持到11月底，冒着大雪迁入三院为止。
20世纪30年代北平文化人（6）
北大三院那时已经调整，除了少数储藏室外，整个划作一年级和研究生的宿舍。指定了乙巳楼（入门正对面的建筑，在网球场边上的）给研究生，其余工字楼等归一年级住。工字楼本来是课堂，房间很大，住上八人至十余人还很宽裕，每人一桌、一榻、一凳、半个书架。不过有一点很特别，屋子里常常纵横交错像演话剧似的挂了许多长长短短高高低低的白布幔，将屋子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单位，这表示北大人一入校就染上了个别发展的气味了。 乙巳楼是上下南北共四间大屋子，各用木板隔出六小间来。每人一间，一个炉子，但板子只隔了一丈来高，上面仍是通的，“鸡犬之声相闻”。大家索性利用这空间，隔着好几间屋子，“打起无线电话”来了。不过这六间房经常总有好几位缺席。 电类用得非常痛快，从公寓老板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像报复似的买了最亮的灯泡点，亮得怕伤眼睛，于是高高地吊起它来。熄灯在每晚12点钟。 厕所却不敢恭维。盥洗室较可满意，在工字楼地下室，有冷热自来水，可以自己取用，不必像在西斋那样老爷味十足地喊，“茶保，打水”！ 到季节时，三院的网球场上生意很好，但背后大操场上却很少见人打球。住三院的同学，真正的活动中心还是在大红楼。操场旁那座礼堂，一到开会时，雄赳赳的纠察队拦住三院门，更有时包围圈外再有大包围圈（北平市警察、宪兵和二十九军的官兵）。那回纪念郭清的棺材就是推倒了操场的墙，才从孔德小学的大门突破包围抬到南池子口的。 正统典型的北大宿舍却不是三院，而是东、西斋。东斋的院子不大，房舍较小，格式很简单，一排排或朝南，或朝北，都是一房间住两个人。位置在一院西墙外，大门也是向西开的。房间比较小，两人住勉强还算舒适。仍是白被单中悬，隔成两个转不过身来的狭窄长间，但房主人却以此为快。据说有同屋四年，见面只点点头儿，一句话没说过的。 西斋在二院旁有极深的过道，两边一排排的房子分作天、地、玄、黄等字号。房间较大，在新宿舍未完成前，是最好的房子了，也是一间两人。这里隔离的工具却是大书架。门背后就是古色古香的大尿桶。从过道一直进去，可到食堂。 北大的公寓生活向来是有名的，但自从民国二十四年（1935）秋，红楼以北的椅子胡同新宿舍“新四斋”完成以后，除了有特殊原因者外，很少有住公寓的人了。新四斋楼房，男女都是一人一间。 蒋梦麟校长为新宿舍费了不少心血。这楼完成之后，北大宿舍乃压倒了燕京、清华。这是四层楼立体式的钢骨水泥建筑，在一院空场的最北头，远看像兵营。里面的格局也很特别，口字形缺了一面半，当中圈住一个空场，楼内自上而下纵切而隔成各不相通的八部分，各有一座精致的楼梯，里面每层七八间，十分适合北大爱好个别发展的胃口。更妙的是一人一屋，偿了几十年来北大同学求隔离的宿愿。每屋附有一小间放箱子挂衣服的暗室。热水汀、弹簧锁，家具摩登舒适，使你完全忘了这是老北大。每一层有一间盥洗室，冷热水管，应有尽有；大小便抽水设备不必说，还分成了坐桶和蹲坑两式，于是“南北咸宜”。光线明亮，空气清洁，一切卫生条件都具备了。够资格享这福的是四年级毕业班。 中国的“拉丁区” 法国巴黎有一个著名的“拉丁区”，是那些“物质贫困、精神富足”的大学生们聚居之处。北京沙滩附近号称为“中国的拉丁区”，这一带有许多小公寓，住着一些不知名的学人，他们大多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或旁听生。这些小公寓通常是个不太大的四合院，院子里种上点鸡冠花或者牵牛花之类，甚至有口金鱼缸，但多半是并不十分幽美的。正房厢房都分隔成几个小间，里面一副铺板，一张小书桌，两把凳子，洗脸架，还有个小书架。地上铺着大小不一的砖，墙上深一块淡一块，裱糊着发黄的白纸，衬着那单薄、褪色的木器，在16烛的灯光下倒也调和。公寓的钟通常比学校的快半点，这样，老板娘夜间好早点关电门。 这里物质环境保存着京师大学堂的原状：不干净的茅房，雨季从墙里面往外渗的霉气，每天早晨你得拉开嗓门喊“茶房！打水！”但是先后有过几万人不远千里来到北京，住到这19世纪的公寓里，恋恋地住了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四年，直到迫不得已，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著名的三老胡同就是沙滩附近的东老、中老、西老三条小胡同，布满了公寓。在20—30年代，如果你第一次到北京，冬天的半夜里出了前门火车站，坐着辆洋车在漆黑中摸索到一位朋友住的公寓里，轻轻地推开门，就会见到小小的房，小小的煤炉已经只剩下一点烬火，万籁俱寂，一支短短的洋烛，伴着那位朋友伏案疾书。这幅图画会给你留下一个永世不灭的印象。 多少无名学者在这里埋头苦学。当时这是一个理想的学习场所，公寓的房钱，好一点的4—5圆钱够了，差一点的1—2圆就成，茶水、电灯、用人、一切在内。吃饭，除附近的便宜小饭馆外还有最便宜者，几分钱就可以吃饱。不远处就是窗明几净的北大图书馆，欢迎你进去。如果你高兴溜达一下崇祯殉国的煤山，宣统出宫的神武门，供玉佛的团城，和积翠堆云的金鳌玉带桥，你可以走进那钉着九九八十一个金黄钉子的朱红大门，踱过那雕龙舞爪的玉石华表，以一位主人翁的姿态进入金碧辉煌的北平图书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20世纪30年代北平文化人（7）
最痛快的是求师。北大的学术之门向贫寒的知识青年开放。你可以去听任何一位先生的课，决不会有人来查问你是不是北大的学生，更不会市侩也似的来向你要几块钱一个学分的旁听费；最妙的是所有北大的教授都有着同样博大的风度，决不盘查你的来历。你不但可以听，而且听完了，可以追上去向教授质疑问难，甚至提出论文来请它指正，他一定很实在地带回去，很虚心地看一遍（也许还不止一遍），到第二堂带来还你，告诉你他的意见。甚至因此赏识你，到处替你揄扬。这种学生是北大极欢迎的，虽然给了个不大好听的名称：“偷听生”。 就这样，形成了“拉丁区”最可贵的“区风”——浓厚而不计功利的学术风气。 20世纪30年代北平一般生活费用 据民俗专家金受申先生３０年代末４０年代初所写的《北京通》连载文章称：“牡丹每朵花价在十银圆上下，一盆三朵，便是寒家一月生活之费。”（引自金受申《老北京的生活》第１０页）可见，当时北平一户普通人家每月生活费平均只需要３０银圆左右（合现在人民币1000元左右）。 北平的知识阶层一般比较富裕，四五口之家每月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娱乐、应酬等）平均都在百银圆以上。 全国各地到北平求学者，几年后得到一个大学毕业的资格，生活是不犯愁的。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在北平谋生有一定的困难，但往往能获得前辈学者教授的资助，因为他们富余的钱比较多，支援十来块钱，就能解决大问题。 杨沫回忆：１９３５年她２１岁时，和丈夫马健民住在北平一个小四合院里，一间东屋分成里外两部分。马健民在《世界日报》社当一名小职员——校对，月薪２０多银圆。每月房租６银圆，菜金８银圆左右，有时花１角钱买点儿猪肉（１银圆可买７—８斤五花肉）炒菜吃上两顿。她这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生孩子以后，没有工作，全靠马一人收入维持大小三口简朴的生活，手头比较紧。她有时写几篇文章换取稿费，但是发表的不多。 20世纪30年代北平娱乐场所的票价 ３０年代北平最盛行的娱乐享受是“听戏”（欣赏京剧）。大致说来，名角如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的票价是每张１银圆左右，当时最红的武生杨小楼，票价１圆２角。北平戏园子和戏院的票价还分几个档次。 文明茶园 位于前门外西珠市口大街路北，煤市街南口外。票价：戏场散座每人铜子儿１６枚（合４分钱，１分＝４枚铜子），茶水钱４枚（合１分钱）。池子内都是圆桌，每桌１银圆可坐６人，每人约１角６分钱；茶水和椅垫钱铜子２４枚（合６分），即每人４枚。以上说的是楼下男座。二楼座正楼、东西楼大包厢是头等，每间４银圆，茶水椅垫４０枚（合１角钱）。二等包厢（靠北边小包厢）每间３银圆，茶水椅垫４０枚。正楼包厢后是正桌，可坐６人，每人３０枚（合７分钱），茶水椅垫钱２４枚，每人６分钱；东西楼包厢后是散座，每人铜子儿３０枚，茶水椅垫钱４枚，合１分钱。 也就是说：连戏票带茶钱，最便宜的楼下散座每人５分，正桌每人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