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两间，还有抽水马桶和电话，月租金只有13圆。 当时胡风夫妇日常生活开支大约每月７０圆，其中在内山书店购书十几圆。胡风常抽烟，抽那种１角钱两包的普通烟。 鲁迅叫胡风为英文刊物《ＣＨＩＮＡ ＴＯＤＡＹ》（今日中国）写篇文章介绍中国左翼文化，给了胡风２０美金稿酬，合国币８０圆（当时兑换率1美金＝4圆国币）。 不久胡风夫妇生了孩子，又雇佣一个娘姨。要居住舒适些，就在福煦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慈惠里找到一处大小两间厢房，有卫生间，上面还有小阁楼（供娘姨住）。为了付房租30圆，胡风每月要多写一万字（千字3圆）。实际上当时胡风每月稿酬１００—２００圆。居住条件比较好，曾请鲁迅全家来吃饭，也招待过其他作家朋友。 由于经济压力比较大，胡风夫妇又换了房子。１９３５年底搬到威海卫路云兰坊一处二楼带亭子间的房子，月租２０圆。不久又搬到英租界孟德兰路（今江阴路）找到一处弄堂房子，有起居室、卧房，还有楼上亭子间，月租金２０多圆。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鲁迅去世后），生活书店出版《工作与学习丛刊》，每期编辑费８０圆，稿酬千字3圆。 １９３６年底，冯雪峰看出胡风的经济有困难，就提出要胡风全家搬到他租的房子去住。那是法租界辣斐德路颖村的一栋三层楼房。胡风一家住三楼，周建人一家住二楼，冯雪峰的妻子何爱玉带两个孩子住楼下。冯雪峰（时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不要周建人和胡风付房租，这是胡风受到党的照顾。 周扬的经济生活 周扬（１９０７—１９８９），原名周起应，生于湖南省益阳县。１９２２年周起应在长沙念中学时，与同乡官宦人家之女吴氏结婚，当时两人都只有１５岁。岳母姓周，扬州人士，富有积蓄。从此直到１９３５年，岳母一直在经济上资助周起应夫妇的生活，每年赠与爱女吴氏许多银圆珠宝。 １９２８年周起应到上海进入大夏大学。一年多期间，周起应和亲戚周立波、表弟刘宜生以及两个同乡同学等都住在上海，他们的生活费用全靠吴氏供给，都是她用金首饰换来的钱。后来周扬曾经多次跟他的儿子周迈说过：吴氏“善良、无私、很少有的单纯。”（引自《周迈谈周扬》） １９２９年周起应由吴家资助到日本留学，旅费大约１００圆。住在东京小石川区林町的国师馆，是两层楼的留学生公寓。每月生活费至少５０圆。那时日本左翼运动蓬勃发展，普罗文学盛行。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反扑，镇压了左翼。周起应因参加左翼活动被捕，在小石川警察署被拘留一个月，交保释放。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7）
１９３０年他回国到上海，参加左翼话剧活动。他拜访了田汉，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左翼戏剧联盟（剧联），后来转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１９３０年一直到１９３５年，每年周起应与吴氏都要回湖南省益阳县老家去探亲，同时由岳母交给吴氏一些银圆和珠宝，估计价值为１０００圆左右。在上海一家的生活费每月至少８０圆。据周起应与吴氏所生长子周艾若（生于１９２７年）回忆说：“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外祖母无条件地支持父母，用很多经费支持着父亲的革命工作。那时，到我们家里来的有左联的不少人……”（引自《周艾若谈周扬》） 据夏衍回忆说：“１９３０年他（指周扬）只有２２岁，很年轻的。那个时候，他很潇洒，很漂亮。穿着西服，特别讲究，欢喜跳舞。跟我们一起上咖啡店，看电影。……当时他的第一个夫人还和他在一起。她是从湖南来的，是益阳的。……他本人是搞话剧的，参加左联之前，最早是参加剧联的。他还演过戏。” 据王作民回忆：１９３３—19３４年之间，周起应与左联宣传干事苏灵扬（杭州人，上海光华大学一年级学生）秘密同居，由此开始使用假名周子扬、周志扬、周扬。又据苏灵扬自述：“１９３４年秋我和周扬结婚后，为了保证他环境的安全，我的社会关系除王作民外一概断绝了，左联的活动再也没有独自出来参加过，直到１９３７年抗战开始。”（引自《一个不是作家的“左联”盟员的回忆》） １９３５年吴氏又怀孕，周起应送她回湖南益阳县老家生育第三个儿子（周迈），然后单独又匆匆赶回上海。因为这时周起应与苏灵扬早已在上海秘密同居，苏氏且已怀孕。周起应不好意思再用吴家的钱财，因此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苏灵扬回忆说：“周扬除工作外，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去‘找钱’。我们‘借’过许多同志的钱，如章汉夫、夏衍、羊枣、谭林通、梅雨（即梅益）、林林等；向沙汀、周立波‘借’的更经常。” １９３６年元旦，苏灵扬临产，阵痛已经开始，但家里没有钱住医院。周扬出门跑了一个下午，晚上７点多才回来，总算从郑振铎那里借到２０圆钱，才解决了燃眉之急。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也曾赠与周扬５０圆。后来周扬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出版了，得到大约８００圆稿酬，他们的经济生活才好转些了。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周扬携苏灵扬及一岁的女儿，跟同周立波、艾思奇一行１２人从上海奔赴延安。 沈从文的经济生活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１９０２年１２月生于湖南省凤凰县。１９２０年前后沈从文一家移居芷江县。他的母亲卖掉故乡的老屋，换得将近１０００块银圆存入钱庄，交给沈从文经管。因经营不善，沈从文离开芷江前往常德县，住客栈每月花费１０圆（每天食宿费３角６分），由大舅每月寄２０圆接济。当时他曾往桃源县找湘西武装部队的贺龙，贺答应给他每月９圆的差遣费，但未果。不久沈从文在保靖地方部队当司书，衣食以外有月津贴６圆。 １９２３年，他支取２７圆路费，途中又借到１０圆，乘坐火车来到北京，到了前门车站，身上仅剩７圆６角。因为一时找不到职业，付不起学费进大学，所以在湖南同乡照顾下暂住学生公寓，勉强维持工读生活。这几年是他前半辈子生活最困苦的一段时期（虽然性质不同，但在艰难程度上可与后半辈子的“文革”十年浩劫时期相比）。 １９２４年１１月，沈从文给郁达夫写信请求援助。当时在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的郁达夫亲临学生公寓，邀沈从文在饭馆进餐，餐费１圆７角，郁达夫拿出５圆结帐，找回的３圆３角全给了沈从文。此事令沈感激涕零。 １９２５年５月，沈从文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担任办事员，月薪２０圆。这是他来北京两年半以后首次找到的职业。后来，他又担任《现代评论》的发行员。 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间，沈从文的文章陆续发表于《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１９２６年，他的小说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刊载。３年内，他先后发表各类作品１７０篇。这一时期，沈从文认识了《民众文艺》的编辑胡也频和他的女友丁玲。他们这些文学青年当时追求的初步目标是每月２０—３０圆的稿酬。 １９２６年他的文集《鸭子》由北新书局出版；１９２７年他的小说集《蜜柑》由新月书店出版。从此他以著文的稿费和版税谋生，成为职业作家。１９２８年他来到上海，同时将母亲和妹妹接来同住。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三人联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每月编辑费有２００圆，各分得７０圆左右，另外还有稿酬。三人共同租赁上海市萨坡赛路（今淡水路）２０４号楼房，胡、丁玲及其母住二楼，沈从文及其母、妹住三楼，月租金２０圆，水电费１０圆，加上伙食、衣物，每月开支１００圆左右。除了办刊物外，他几乎将所有的时间用于写作。 １９２９年１月，《红黑》与《人间》两个月刊的创刊号出版发行，维持了两年，以亏本而告终。也在１９２９年，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请沈从文担任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讲师，月薪１００圆。他的学生张兆和后来成为他的夫人。从此以后，他的经济状况好转，每月有保证的收入共计达到２００圆以上。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8）
１９３１年秋，沈从文到山东大学任教，月薪１００圆。 １９３２年夏，他又到北平，和朱自清等人随同杨振声教授编写中小学教材和学生基本读物，月薪待考。１９３３年９月至１９３５年９月，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每周两期；１９３５年９月以后扩大为每周４期，由他与萧乾合编，每月编辑费１００圆。这些钱他多半用来接济文学青年。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爆发，沈从文夫妇和两个幼儿（一个不满３岁，一个不满3个月）分两路离开北平南下。 李金发的经济生活 李金发，原名淑良，１９００年生于广东省梅县。父亲曾在毛里求斯岛当华工，积攒了一些财产归国，家道小康。有２０多间房屋，每年春秋两季有３００—４００大洋收入，同时在外放债约有３０００多圆。 李金发６岁在家乡读蒙馆，每年学费３—５圆。１９１７年到香港去学英文，从汕头到香港的船票３圆５角。在香港住在一个木板房的客栈里，４人一间，每月食宿费１０圆。１９１９年从上海乘船到法国勤工俭学，准备３００圆置装费和旅费。乘坐英国货轮统舱，条件恶劣，每人收费１００圆。到法国后进入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市立中学攻读法文，每月学费１００法郎（合１０块银圆或国币），同学有林风眠等；后来在巴黎学习雕塑。一间简陋的房子月租１５０法郎（合１０圆国币）；一顿比较好的中餐５法郎（合国币５角钱）。１９２０年开始写诗，将《微雨》、《食客与凶年》寄回国内，但没有稿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