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枚铜元合今７角。 1911年1两白银约合今人民币70元；1银圆约合今50元；1枚铜元合今５角。 由此，我们对于清末民初银两、银圆、铜元的价值可得到具体的概念。 在1900年前后，京师同文馆学生的银两津贴，其购买力如下—— 每年固定的生活津贴：学生七品官者，每年给俸银45两，折合今人民币4500元；八品官者40两，折合今人民币4000元；九品官者32两5钱，折合今人民币3250元。 每月增发的助学津贴：根据学生成绩的不同，每月酌给膏火银3两（折合今人民币300元）至15两（折合今人民币1500元）。 当时同文馆的学生，除了学宿费全免、衣食住行全部包干以外，每年、每月还有相当多的生活津贴作为日常零用，那待遇确实不算低了。 在戊戌变法前后的同文馆学生里面，有一位齐如山（1877—1962）是河北高阳人。他和弟弟齐寿山（1881—1965）到了民国初年都成了鲁迅的好朋友。齐如山20岁左右时曾在京师同文馆学习。他后来在《故都三百六十行——物价变迁》一文中，回忆19世纪末年京师（首都，即今北京）城里的物价，留下了一段可贵的历史记录——约在光绪二十三、四年（１８９７—１８９８年间）彼时余正肄业同文馆，每于星期日恒往同学家吃便饭，如有四个客，四个碟，饮酒吃打卤面，所费不过当十钱两吊，即九十八枚。四碟之菜，一为松花两个，约合不到八枚，一为盒子菜两包，约合不到八枚，一为炒鸡蛋三个约合不到六枚，一为咸落花生约合不到四枚，切面条二斤约合不到四十枚，猪肉约合十五枚，酒约合十五枚，连打卤用的黄花、木耳等佐料共九十余枚。以上之数还打的很宽，然尚用不到两吊。约合现在铜元不过二十枚。齐如山回忆中所说的“当十钱”也就是光绪二十三年间“当十”铜币，每枚贬值为相当于“制钱”两文（两钱重）。也就是说，“当十钱”98枚相当于“制钱”200枚，即两吊。又据《中国货币史》第843页，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白银一两合制钱1364文，合银洋约圆，这就是说，当时银洋一圆折合制钱大约1000文，又可兑换新式的“当十铜元”100枚。“当十钱两吊”，合铜元20枚，相当于今人民币14元。（后来，银价上涨，铜钱又逐年贬值。）根据齐如山先生的回忆，同文馆学生四个人聚餐小酌，一桌子简单的打卤面酒水总共只花了铜元20枚，即银圆2角，折合今人民币14元。而齐先生每月的生活津贴可达10块银圆（7两），折合今人民币700元左右，由此可见当时同文馆学生的经济生活水平还是较高的。 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在洋务学堂的生活 关于19世纪末年的情况，周作人在回忆录中写道——先君虽未曾研究所谓西学，而意见甚为通达，尝谓先母曰，“我们有四个儿子，我想将来可以将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留学。”这个说话，总之是在癸巳至丙申（1893—1896）之间，可以说是很有远见了。那时人家子弟第一总是读书赶考，希望做官；看看这个做不到，不得已而思其次，也是学幕做师爷；又其次是进钱店与当铺，而普通的工商业不与焉，至于到外国去进学堂，更是没有想到的事了。先君去世以后，儿子们要谋职业，先母便陆续让他们出去，不但去进洋学堂，简直搞那当兵的勾当，无怪族人们要冷笑。……鲁迅原名周樟寿，字豫才。戊戌（1898年）年周豫才18岁，要往南京去进学堂，不便使用原名，故改名为周树人。那时全国实行科举制度，读书人从小在私塾、“家馆”熟读《四书》《五经》，练习八股文和试帖诗，辛苦应试，为取得秀才、举人的头衔，以提高社会地位。所谓“出路”就是读书做官。传统教育主要是“州学”“府学”“县学”以及“书院”；新式的洋务学堂寥寥无几，只有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武昌的自强学堂、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和陆师学堂、福州的福建船政学堂等处，都是官费供给。 周豫才想出外求学，家里却出不起钱，只能进公费的洋务学堂。正好来了个机会，南京水师学堂有一位本家叔祖，在那里当“管轮堂”监督（即轮机科舍监）。周豫才到南京去投奔他，暂住在他的后房。可是这位监督有点顽固，他虽然以举人资格担任了这个差使，但总觉得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谱上的本名来，因此就给他改了名字“树人”，出于“百年树人”的典故。后来他从水师学堂退学，改入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仍用“周树人”这个名字。
启蒙的起点：清末洋务学堂（4）
周树人于戊戌年闰三月经过杭州往南京，十七日到达，目的是进江南水师学堂。四月中考取了试读生，三个月后正式补了三班。据《朝花夕拾》上所说，每月可得津贴银二两，叫做“赡银”。水师学堂系用英文教授，需要九年才得毕业，前后分作三段，称为三班，每三年升一级，由二班以至头班。周树人在那里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来，“现在是发现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 这就是说，周树人18岁时，即戊戌变法的那年，往南京进了江南水师学堂。除了学宿费全免以外，每月可得津贴“赡银”二两，约合今人民币200元。这比首都的京师大学堂或同文馆待遇要低一些。 1901年，周作人也步大哥的后尘，经杭州往南京，进了江南水师学堂。他晚年在《知堂回想录》中是这样叙述的——各班学生除膳宿、衣靴、书籍仪器，悉由公家供给外，每月各给津贴，称为赡银。副额是起码的一级，月给银一两，照例折发银洋一圆加制钱三百六十一文。我自（阴历）九月初一日进堂上课，至十二月十三挂牌准补副额，凡十二人，逐成为正式学生。洋汉功课照常进行，兵操打靶等，则等到了次年壬寅（1902）年三月，发下操衣马靴来，这才开始我这里说“洋汉功课”，用的系是原来的术语。因为那里的学科，总分为洋文汉文两大类，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课，一天上汉文课。洋文中间包括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课程，以至驾驶管轮各该专门知识，因为都用的是英文，所以总名如此。各班由一个教习专任，从早上八时到午后四时，接连五天。汉文则另行分班，也由各教习专教一班，不过每周只有一天，就要省力得多了。就那里计算，校内教习计洋文六人，汉文四人，兵操体操各一人，学生总数说不清，大概是在一百至一百二十人之间吧。周作人15岁进江南水师学堂的时候，除学宿费全免以外，起初每月只得最低的津贴“赡银”一两，约合今人民币100元。这比他长兄当年的待遇又低一半。 洋务派学堂的规模和局限 西文、西艺两类新式学堂，是为洋务运动的政治服务的，专业设置狭窄，思想没有解放。仅仅为了大清帝国外交的实用目的，而学习外国语；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富国强兵”的实用目的，而进行军事和技术的职业教育。这就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即使规模较大的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今外交部）于1862年创设的京师同文馆，在1866年以前也只限于学习英、法、俄等外国语课程，1866年后才附加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的基础课程，然而水平不高，学员的兴趣也不大，成就与影响甚微。 这些都属于洋务派的实用专科学堂，尚缺乏现代化的文、史、哲、政、法等社会人文科学的先进观念，也缺乏现代化的数、理、化、生物、地学等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系统方法。但它们毕竟成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启蒙运动的起点，揭开了我国现代化的扉页，尽管还仅是脆弱的一页。 梁启超对于官立洋务学堂的洋教习，曾指出：“半属无赖之工匠，不学之教士”，训练出来的学生“未尝有非常之才，以效用于天下”，至多“仅为洋人广蓄买办之才”而已。 梁启超认为：“国家岁费巨万之帑，而养无量数至粗极陋之西人”乃是“数十年来变法之所以无效”的原因之一。（引自梁启超《学校余论》及《论师范》，《饮冰室合集》第一册。） 当时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人丁韪良说，京师同文馆的名气很大，总教习的官衔也不小，但初期学生只有10个人，都是满族大臣的子弟，好像几只调皮贪玩的小猫，外国教习真有点儿不想教下去，不过是混混日子，捞一笔可观的俸银。 当然，同文馆并非一事无成，它曾为洋务派所办的机构，输送了一批外文翻译和官吏。而洋务派后来的要员，如户部尚书董恂、刑部尚书谭廷襄等，均是同文馆毕业生。此外，同文馆的“译员班”在30年间陆续地翻译出版了二十余种书籍，介绍了一些西学知识。 但是“西学”的历程，进步极其迟缓。据统计，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1868年创立到1897年，30年间仅售出各类译著13000部（参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载《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册，卷一，第22页），平均每年不过400部，分到全国，大约每五县才有一本“西书”。对照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的1866年，仅福泽谕吉译著的《西洋事情》一书，刚出版就销售达25万册。老大中华帝国对于西学的引进，比之日本，相差何止百倍？ 1895年甲午战败后，清朝廷丧权辱国被迫签约，向日本帝国的赔款和赎金计白银2．3万万两，年利5厘，规定3年还清。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更蒙受奇耻大辱，清朝廷又欠八国“庚子赔款”连本带息9万万多两白银，预期限39年还清；而当时的清政府每年财政总收入为0．8万万两白银。也就是说：甲午战争的赔款赎金为清朝每年财政总收入的3倍，而“庚子赔款”为清朝每年财政总收入的11倍！从此，大清国丧了元气，洋务派也一蹶不振。维新派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