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换了一个人,问朱维衡在刚从上海到沈阳时,都和什么人来往,他一一作答,又问他还有谁,他想起一个,再问他还有谁,他又想起一个,又再问,他想起了不是很熟的陈卫卿。那个人如释重负,说:“那你方才为什么不说?” 朱维衡这才知道原来他们怀疑的就是陈卫卿。接着问朱维衡,从上海到沈阳时,有没有人托他带东西?朱维衡说“记不得了,”于是又问朱维衡,认识樊爔培吗?朱维衡说认识。又问樊爔培有没有托他带东西给陈卫卿,朱维衡说记不得了,如果他托我带我当然会带。于是他说:“好,你承认带了,那么是什么东西?” 朱维衡说:“这么多年了,实在记不起来。我只是说如果他托我,我当然会带。”他换个方向问:“是个小箱子吗?” 朱维衡说:“根本不记得了,只是说假如他托我带,我会带。”他又问:“是不是像一本书那样?” 朱维衡说:“不知道”。他继续问:“是不是像一支钢笔?”,朱维衡说:“不知道”。过一会儿,另一个人上来,问朱维衡:“你知不知道吉林化工厂有过一次爆炸?”,朱维衡说不知道。朱维衡心想,莫非他们怀疑我从上海的樊爔培那里带了爆炸物给陈卫卿,陈卫卿爆炸了他自己的工厂?但再一想,如果樊爔培和陈卫卿真的是破坏分子,应该是高级人物,怎么会亲自动手做这种最低级的破坏工作呢?作为吉林化工厂的总工程师,陈卫卿难道会去炸掉自己的工厂吗?
这样的“提审”有好几次,有一次专案组说,为了查清他的问题,这么多人全国各地跑,已经花了几万元了。又有一次对他说,他不过是个小伙计,陈卫卿比他重要得多,樊爔培才是个头子,只要你老实坦白交代,就可以从宽处理。可是朱维衡根本没有不坦白的地方,还有什么能交待呢?
结果只能被关着,过一阵儿“审”一下。他们对他说,你的罪行够枪毙,能够坦白交待,可以从宽处理。
一天,又把朱维衡押出来审讯。朱维衡还是说他交待材料写过的那些。专案组烦了,一个人说“还是来点真格的吧!”
话音刚落,鞭子就抽在了朱维衡的屁股上。忍着疼痛,朱维衡待那人停下来时,回过头看去,打他的原来却是自己妻子经常送给他粮票、油票,家庭困难的中专生王德兴。他手中的鞭子,是用平时做实验时电机上换下来的三角皮带,缠上铜丝做的。这小子的脑筋都用到这儿了。朱维衡实在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他无法想通这究竟是怎么啦!平时“师傅、师傅”地叫着,工作也很积极,还听说在“要求进步”呢!现在怎么变了一个人,简直是个畜牲!
接下来是“坐飞机”。两个人强硬地把朱维衡弯下腰,将双臂向后高举起,用力。朱维衡一会儿就感觉到手臂像要断了一样,疼痛难忍,喘不过气来。
“说不说?”
“要说的我都说了。”
“不要耍滑头!老实交待!”
“……”朱维衡几乎要昏厥。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专案组的王德兴走进了隔离室。他轻声地对朱维衡说:“师傅,你……”。
“你不要叫我师傅!” 朱维衡愤怒地打断他的话。
“师傅,你还是识相一点,全部交待吧,何苦呢?你不说,别人也会说呀!”
“你想要我说什么?” 朱维衡轻蔑地看了他一眼。
“说什么?你把你的所有特务活动,全部交待出来。”王德兴把脸凑过来。
“放屁!”朱维衡大吼一声。
门外突然冲进两个人来。王德兴示意他们别动。
“好!我看你牛!”王德兴转过身对那两人说:“让他‘牛’吧!”说完扬长而去。
两人命令朱维衡站着别动。然后就坐下来抽烟喝茶,一句话不说。朱维衡心想,这又是什么招数?
刚站着还没事,可是几个小时后,就不一样了。到了吃饭时间,可以坐下吃。吃完饭,问一句:“承认不承认是‘特务’?”不承认,又继续站。晚上不许睡觉,仍然站着。那两人轮流换着睡,一人看着朱维衡站。朱维衡的双脚肿起来,鞋都穿不了。就这样直到第三天的凌晨四点,两个人看到朱维衡连续站立了四十四个小时,还是不肯承认,只好作罢。朱维衡躺了几天,可以站起来时,却发现左脚中趾已失去了知觉。 。 想看书来
(29)跳楼
(29)跳楼
逼了一段时间,看到朱维衡什么也不说,“审问”的间隔也就长了些。可是朱维衡不知道在办公楼的另一个房间里,妻子孙华善也被隔离审查了。专案组的人认为从她那里兴许可以套出朱维衡的问题来。一开始就认定朱维衡的特务活动孙华善是全部知道的。
可是问来问去,孙华善只有一句话:“我知道他不是特务。”任他们怎么问,还是这句话,多一句也不说。
没过多久,办公楼里隔离的人越来越多,专案组就放这些人到大食堂去吃饭,但还是有看管人押着,吃完饭又回来关着。
这天中午,朱维衡脖子上挂着一块写着“老牌特务朱维衡”的大黑板,拎着饭盒被押去食堂吃饭,规定只许吃最便宜的菜,五分钱一份,主食只许吃窝窝头,不许吃馒头或米饭。一抬头看到妻子孙华善也被人押着吃饭。朱维衡心里一颤,但两人不敢说话,装作没看见,否则会被认为打暗号。朱维衡感到腿发软,挪不动步子。心想华善也被隔离审查,那小儿子道亮咋办?他一个人在家里,他才八岁啊!此时,朱维衡的心就像有一把刀子在挖一样难受。
一天,还没到中午,朱维衡紧紧地把着窗子向外看。许久,看管人走过来:“看什么看!想出来就早点交待!”
突然,朱维衡大声笑了起来。抽搐着,声音令人不寒而栗。看管人莫名其妙,嘟嚷着说:“这简直是疯了。”
朱维衡此时看见小儿子道亮穿着一件大棉袄,戴着一顶厚棉帽,腋下夹着一个饭盒,正从老远的家里向食堂方向走去。朱维衡笑了,心想,还好,他还活着,这就够了。
事后朱维衡才知道,妻子孙华善隔离审查达四个月之久。她仍一口咬定朱维衡不是特务。有一天,专案组的人看到实在问不出来东西就想进行体罚。没想到孙华善突然大声叫喊起来,被走廊上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听到,进去一了解,认为对孙华善隔离审查的理由不够,立即决定将孙华善释放回家。这四个月里,小儿子道亮一个人在家,大门不许锁,说是随时都会来抄家。宿舍楼的墙上,两尺见方的黑色大字写着“打倒老牌特务朱维衡”的标语。小孩子见到道亮就会欺侮他,骂他“狗特务崽子!”还常常威胁他,不拿东西给他们,说就要揍他。小道亮在家里能找到的只有一些罐头食物,那还是几年前困难时期配给的一些水果罐头之类的,家里人舍不得吃留下的。等到孙华善释放回家时,这些食品早已空空如也。小道亮每天就是靠着看管人从孙华善那里拿饭票交给他,自己到单位食堂去吃饭。
几个月以后。一天,看管人告诉朱维衡说大儿子朱道一回北京来探亲,你们父子相见,什么话都可以讲,没关系的。说完就安排到另一个房间里。这间房间的里面还有一个小房间,门是开着的。
父子相见,有多少话要说啊!朱维衡抓着儿子的手,儿子感觉到了父亲的手在颤抖,朱维衡似乎感觉到了儿子的手心在出汗。两人对视着,两颗心在问候。嘴里却在说:“爸,您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实事求是。”
“儿子,我会的。我一定实事求是,一定老实交待。”
好一场“红灯记”探监一幕戏。
朱维衡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儿子朱道一探亲回青海不久,也被隔离审查了。起因是两封书信。都是朱道一写给家里的书信,在抄家时抄出来,认为有问题,然后报给了青海的单位。在一封信中,朱道一写道:“报告爸妈一个喜讯,在我当班的时候,我们队钻探出了某某宝贵金属,”他们认为这句话可以证明是“小特务向老特务汇报地质情报,”逼迫朱道一交待罪行,朱道一不服,就和他们辩论,他引用毛主席的经典语录,他们辩论不过就动手打人,一群人打得朱道一脑震荡。另外一封信问题更大了,是一封朱道一写给他姨母的信,信封右上角贴的邮票,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芭蕾舞演员们踮着脚尖,举枪向右瞄准的姿势,恰巧信封的左上角印有毛主席的木刻画像。他们就指控朱道一有意枪杀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现行反革命。朱道一不断写材料申诉,坚持抗争,直到两年后,地质队换了一位从北京调来的党委书记,自己也挨过整,知道运动中乱整人的实情,才将朱道一解放了。这是以后朱维衡才知道的。
一天下午,朱维衡正在隔离室写“交待”材料。突然听见一声巨响,接着楼下一阵骚动,原来是三楼的人跳楼自杀。不一会,两个看管人拿来大铁钉子,从外面将朱维衡这间窗子全部钉死,以防万一。第二天,又把朱维衡押到大门口的收发室关了起来。
过了几天,收发室又押进来了一个人,朱维衡一问,原来正是那天从三楼跳楼自杀的人。他告诉朱维衡说,他是附属工厂的学徒工,才十九岁。不过身体很好,那天跳下来,跌在软泥地上,只摔掉了两颗牙,腿部皮肤有些擦伤,其它部位并无大碍。朱维衡问他为什么要自杀,他说“坐飞机实在受不了,斗他的人说下午五点再不认罪,就对不起他了。他想反正活不了啦,不如自杀。那都是因为什么事呢?他告诉朱维衡,*开始后,附属厂也停工了,没事干,学徒工们三三两两整天游游荡荡。这天有个同伴白天受了领导的批评,心里有气,晚上走到一幅“毛主席万岁”的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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