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名单、考卷和讲义的刻印工作。黄嘉音很早以前曾画过一点漫画，就叫他教美术课，帮学校总务科做杂务，县政府让他在马路边的墙上画宣传画。他本来对饮食比较考究，西北的粗粮消化不了，经常腹泻，浑身无力。却被指控说他装病，抗拒改造。他为自己辩护，又被认为死不改悔，送去更加偏远艰苦的农场劳动，自此一去未归。
小姐姐为了支撑这个家，拼命工作，还用带去的缝纫机为学生做衣服，教女学生学缝纫技术。她的孩子们总算都上学了。大的两个考大学，黄立均1963年考上宁夏大学。老二黄立行学习成绩原来一直比哥哥好，却未被大学录取，打击极大，只好闷闷不乐当了知识青年，下农村劳动。*刚开始不久，“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在一些高干子弟红卫兵的推波助澜之下，大行其道，被利用来整肃异已。中学里当教师的只要有出身或历史问题，往往首当其冲，小姐姐当然也免不了挨批挨斗。当地小报编造说小姐姐家是上海大资产阶级，家里有十二辆汽车，二十四万存款等等。二儿子黄立行看了，认为他妈妈必死无疑，自己的前途也没有希望了，于是，他独自走进菜窖，拿刀自杀身亡，身边还带着那张小报。大儿子黄立均则在大学里成为造反派的“笔杆子”，与家庭划清界线，脱离关系，后来在大学里成了某一派的小头头，大学毕业后当了政府干部。他的小弟弟黄立平曾去规劝哥哥恢复母子关系，没想到他竟对小弟弟说：“不要再提这事，否则我与你也脱离关系”。
小姐姐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打击，感到生不如死，曾企图投井，上吊，被女儿黄立理及时阻止，才免一死。很多年以后，小姐姐收到一包黄嘉音的“遗物”，只不过是几件破衣服，发现内衣上有血迹。黄嘉音在那里究竟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究竟是什么时候死的，是什么原因死的，都无从知晓了。
运动还没结束，外地还有武斗，但已可以自由走动了。有一天蔡明芝意外地从西安来访，他是最勤于与朋友联系的人，朱维衡问到几个最熟悉的朋友，他都知道情况。问到马家驯，朱维衡与他同在北京，却在他和朱维衡挨整后，不敢联系了，蔡明芝告诉朱维衡：“他去英国了”，朱维衡大为惊奇，“怎么他能在*中出国呢？”他说：“去阴国了”啊呀！怎么会这样？朱维衡知道马家驯性子急，被贴大字报就受不了啦，但何至于自杀啊？蔡明芝说，他们两口子在纺织研究院机电室，同一个办公室工作，同时挨整，他岳母有好几个金戒指藏在他们家，被抄家抄出来了，他们就被穷追猛打，受不了啦，两人躺在床上，电线缠身，合上电门自杀死了，两个九岁和六岁小孩由大姨子带着，改姓王了，多惨啊！最亲近的老同学，就这样走了！
蔡明芝还告诉朱维衡，从湘潭到东北电工局唯一一家的高级工程师李子白是在西安跳楼自杀的；上海青年爱国团体涌社的发起人计苏华，美国留学回国后，曾担任北京医院副院长，经常为中央领导看病。*中，造反派逼迫他交出某些中央领导人的医疗档案，他坚决不肯，最终被*而死。
朱维衡也告诉蔡明芝一些同学同事的遭遇。看到朱维衡还在劳动，蔡明芝对他说：“只要人还活着，就已经是万幸了。”朱维衡深有感触地说：“是啊！活着就好！” 。。
（32）侄儿来访
（32）侄儿来访
1972年朱维衡回到研究室，在别人领导下工作。回到科研岗位上，朱维衡仿佛重新焕发了第二春，他开始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图书馆，除收集整理大量的低速电机，力矩电机和直线电机的资料外，他还将国外关于磁浮列车研究的外文资料翻译和汇集出来，进行比照和分析，并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动力成本运行区间与速度的关系，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可行性设想。
1972年下半年，朱维衡调到中科院电工研究所二室，参与了直线感应电机的研究。这正是朱维衡1949年在香港研制但尚未完成的项目，如今条件好了很多，研究起来容易多了。不久，又承担了北京高速火车试车场圆形轨道上的直线电机推动装置的研制任务。
一天，朱维衡找到铁道部总工程师陈久明，建议开展磁浮列车研究，得到了他的赞同。于是，朱维衡马上向中科院建议立项。可是研究经费从哪里来呢？没有经费什么项目也只是纸上谈兵。
这以后，陈久明调到铁道科学研究院任院长了，朱维衡又找他商量合作研究磁浮列车。陈久明说，你的意见很对，我也主张中国应该现在就开始研究磁浮列车，否则就落在人家后面了，但铁道部现在急于研究的项目很多，经费却很有限，轮不到磁浮列车呀！不然就请科学院先小规模搞起来，以后铁道部再慢慢参加合作，大规模搞。
尽管如此，朱维衡还是感到了巨大的支持，至少是口头上的，回到所里，朱维衡他们只好做磁浮小模型试试。
1974年，朱维衡的堂侄朱道淳从美国来看他亲姐姐朱丽中。朱丽中自从1955年底与丈夫吴锡九从美国回中国后，一直在科学院工作。十九年中运动不断，特别是*，叫外国人听得万分可怕，朱维衡的二哥二嫂也非常不放心。尼克松访华，僵局打开，可以相通了。但*还没有结束，形势如何发展还很难预料。这时朱道淳以他在美国成功的华裔科技企业家身份，带着贵重礼物来作友好访问，应该会被欢迎。不过究竟他会遇到什么情况，无法得知，所以他是冒着极大风险，先写好了遗嘱留在美国才出发的。
朱道淳访问了朱丽中所在的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和吴锡九所在的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都比较顺利。而他是化学测试分析仪器研制企业家，要找对口单位对话。朱维衡就为他安排了中科院的科学仪器厂与他谈。恰巧，科学仪器厂的总工程师与朱维衡住在同一个楼，所以很快就谈上了。在朱道淳到来之前，朱维衡当然必须先请示领导，能不能见？见了该怎么说？能不能请到家里来？能不能陪他出去玩？等等。答复是“当然都可以。按人民日报的口径说就是”。在朱道淳与科学仪器厂代表们见面时，朱道淳首先将他那个价值六百美元的分析仪器的关健部件“四极柱”送给他们。科学仪器厂虽也生产类似产品，但水平差多了。他们拿到这关键部件当然很高兴，接着就谈合作。朱道淳介绍说有一家日本公司想与他合作，他没有同意，只愿意给中国。大家谈得很投机，于是进入具体细节的磋商和安排。朱道淳答应科学仪器厂派两名制造工程师，两名电子技术工程师先去他的厂里实习，回来后在北京科学仪器厂生产他们的这种专利产品。这已经是够优惠的了，可是科学仪器厂要求派二十个人去实习。朱道淳说，他们厂很小，不能一下子接待那么多人，但可以用先去一班，走了再换一班来的方法。尽管轮换，不加限制。没想到他们就是不同意，当然也就没有达成协议。
第二天，科学院主管的局长听科学仪器厂汇报谈判的情况，叫朱维衡参加。万万没有想到，这位上海清心女中毕业的老干部，听完汇报后，居然破口大骂说：“这个朱道淳，装得像爱国华侨，却欺侮我们。要告诉他，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让这个帝国主义分子滚。”如此浅薄无知、歇斯底里的语言，出自科学院主管局长之口，实在令人吃惊！明明朱道淳是满腔热情想帮助科学仪器厂提高技术水平，也并没有拒绝二十人去实习，只是同时那么多人接待不了，需要分批去，对总共多少人也没有限制。她却不懂道理，瞎扣帽子，侮辱爱国华侨。也实在伤害了朱维衡作为科学院研究员亲属的感情。朱维衡当时是还没有完全被“解放”的“牛鬼蛇神”，怎么敢用鸡蛋去碰石头呢？只好忍气吞声，不发一言。
次日，早就约好的由科学院秘书长接见朱道淳，定在上午九点。朱维衡为了避免从中关村赶到北京饭店，再陪朱道淳去三里河科学院，会耽误时间。所以和朱道淳讲好，头天晚上朱维衡就住在他同一房间里。没想到这天早上八点刚过，科学院派秘书到北京饭店来说，秘书长病了，只好取消原来安排的接见。对于这个意外的变化，也许朱道淳真的认为秘书长病了，不得不取消约会。但朱维衡心里明白，一定是那位局长向秘书长说了坏话，才出现这个变化。此时*尚未结束，主管局长这样极“左”而又无知的人，正是最吃香的，出现这种事并不奇怪。可朱维衡无法对朱道淳说，也未对别人说，只能埋在心里。
几天后又为朱道淳安排了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温泉分析仪器厂，去参观和谈合作。那边的规模比较大，水平也稍高一些，但谈了几次，也没有谈成合作。朱道淳这次冒着生命危险，带着美好愿望来到中国，见到姐姐一家人自然很高兴，可以回去告慰双亲了。但他愿意为祖国出点力的好意却没有被接受，使他不理解。他恐怕万万也不会想到竟还受到那种侮辱。
（33）“飞车”推动电机
（33）“飞车”推动电机
1975年上半年，科学院为了使地理所提高绘制地图的效率，希望研制出新的绘图仪器，在沈阳自动化所召开方案论证会。因为朱维衡在电工所做成了小型的直线步进电机，在朱维衡的小册子中提到过平面电机，所以电工所也由业务处处长随同朱维衡参加会议。沈阳自动化所介绍了几种供选择的方案后，有人要听听朱维衡的平面电机方案。当时朱维衡还是在受控制使用阶段的“四类分子”（即所谓地、富、反、坏），业务处长不敢答应，说要请示北京所里领导才能决定。当时主持沈阳会议的科学院科技处处长说：“只是介绍个技术方案，有什么要请示的？让他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