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份额。原来除钕玻璃等少量用途外，都作为废料处理。稀土往往与铁矿共生，中国内蒙包头附近的白云鄂博，有一座紫色石头大山，寸草不生，是包头钢铁公司的矿石基地。因为此处稀土含量高，炼钢很讨厌它。大量的稀土，成为炼钢的废料，堆积如山。钕铁硼永磁的出现，令钕成了宝贝。除此处外，江西、广东、浙江、湖南、山西、山东等地也有稀土。
以后，朱维衡听说日本人在江西某县，与当地政府签了五年合同，以每公斤十美元，每年购买一百五十吨稀土。朱维衡知道日本一公斤稀土资源都没有，他们发明了钕铁硼，专利二十年，垄断了世界市场，将使我国的钕铁硼永磁产品无法外销。所以朱维衡认为我们不能让日本人无限制获得我们的宝贵资源。于是朱维衡打了一个报告给国家计委，建议控制出口。不想，很快得到计委主任*批给副主任*，及科委宋健主任。*批复：“请各省计委通知各县不得随便出口矿产资源，国家必须严格控制”。宋健批复：“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发生下去了”。
许多年以后，宋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会见中国学者时，朱维衡问到稀土问题，宋健很肯定地告诉他说：“控制住了，谢谢你！”
二室的磁浮列车项目，用钕铁硼永久磁铁做了小型试验，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和资料，所里委派朱维衡的得力助手金能强前往日本考察磁浮列车的研究情况。
（３５）磁共振仪
（35）磁共振仪
1984年，国家科委组织研制磁共振仪（MRI）。从中国科学院、七机部抽人筹备成立一个组织来筹建。电工所的张超骥和朱维衡，高能所的孔令圻，七机部的董佩刚，及科学院声学所副所长侯自强被抽出来，以侯自强为组长。他们四人在前一年都已讨论过很多次，而朱维衡对此一无所知，却被抽调参加这个筹备组。磁共振仪的磁体可以是超导的，也可以是永磁的。张超骥是搞超导的，二室的周荣琮做过铁氧体永磁磁体，所以他也参加过前一年他们的讨论，但现在却抽调了朱维衡，他没有想到。筹备组讨论，确定成立一个公司，定名为“科健公司”，意思是高科技保健装备的公司。
接下来分几路去实地调查建立公司的地点，包括青岛、天津、上海、深圳。经过比较，确定深圳。于是马上行动，到深圳选址。深圳特区刚开辟不久，与别处很不一样，办事效率特别高。于是看好了蛇口工业区一块地，到管土地分配的办公室，他们拿出地图来，按所选的地块，红铅笔画一根线，不到两个小时，手续就办完了。办事的，都是二十多岁，刚大学毕业过去的年轻人。在深圳办理登记，注册等等手续，分工归朱维衡管，都很顺利，完全与北京不一样。朱维衡前不久为北京群星公司办同样的手续，来回跑了六七个单位，盖七八个图章，还要托人情，说好话，花了两个多月才办成。在深圳，四五天全办完了。接下来就找设计施工单位，由董佩刚常驻在买下的两栋四层公寓房子里，照顾施工，接待陆续派去的职工，成为科健公司在蛇口的总负责人。
在此期间，朱维衡还参加了国家代表团到美国考察。团长是国家计委科技局副局长，团员有国家科委科技局处长，科学院声学所副所长，一行人参观了几家磁共振仪生产公司，购买Technicare公司一台超导的，和Fornar公司一台永磁的磁共振仪，并与Technicare公司商定，派十二人到该公司实习四个月。其次是到波士顿与Analogic公司谈判技术合作。团长根据在国内早就研究好的结论，建议购买什么样机，参观之后，马上与他们签下购买合同，三百多万美金的东西，几分钟就买下来了，可谓神速。在与Analogic公司谈技术合作时，费了一些周折。我们要的是他们已经成熟的，磁共振仪所必需的配套部件，磁体及操作软件由我们自己干，他们当然乐意卖他们现成的产品，但与中国合资，在这时，开放还是刚开始阶段，老板戈登先生非常犹豫，他公开说：“我拿出一百万来，万一将来我们散伙，我能拿到什么东西呢？难道你们把那座大房子割一个角给我吗？我拿了一点没有用”。后来他私底下问朱维衡：“请你作为我老校友身份对我说老实话，到底靠不靠得住？”（朱维衡在MIT当研究生时，他是刚从海军复员，享受退伍军人优待政策，免费进大学而进MIT的一年级新生）。朱维衡对他说：“根据我的判断，这是靠得住的，因为这是国家直接投资，一定要一直办下去的，不会上当。”他这才狠了狠心说：“好，凭你这句话，我就冒一次险，准备这一百万白扔了”。就这样，双方签了合资意向书。
代表团下一个目的地，是旧金山的磁共振仪磁体公司，谈判结果派五个人到公司实习，具体参加一台六千高斯超导磁共振仪磁体研制，做完后与之一同回到蛇口，美方随后跟到蛇口，负责将磁体调出来，总共三十六万元美金，此行可称硕果累累。
次年，国家的第二次代表团又去，进一步与Analogic公司商谈合资细节。这次的团长是国家计委科技局正局长，其余三人不变。谈判合资条款，对方的律师，也是公司的副总裁Soshnick主持，条文繁复异常，很多法律上的专用名词很难懂，全得由朱维衡翻译成中文，让局长、处长研究，提出意见，加以修改，再翻成英文，交给对方，他们提出不同意见，又翻成中文，让局长、处长研究，再提出意见，再翻，这样反复多次，花了很长时间，总算谈完这个合同。随后，又到纽约，洛杉机，旧金山几个单位参观，商谈引进，合作，都没有结果。后来戈登先生带夫人到蛇口，看了工业区发展势头很满意。到北京，参观了声学所、电工所，亲眼看到了中国人都在认真工作，而且都确有研究成果，觉得放心了。朱维衡以老校友身份陪他们游长城，故宫，天坛，颐和园，请他们吃饭，戈登夫人也成了孙华善的好朋友。
戈登先生亲自考察结果，有了信心，就立即签字，合资生效，正式成立安科公司（Analogic Scientific Corporation），生产磁共振仪整机，及其它一些医疗仪器，如胎儿监护仪，超声波检查仪等。他派人担任总经理，我方派副总经理，成立董事会，我方任董事长，戈登先生为副董事长，朱维衡为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也是董事。合同签订不到一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刊载一篇美国驻华副大使写给当时的副总统老布什一份报告，说美国在华企业，因为中国的政策多变，办事手续复杂，除可口可乐和北京吉普车两家赚钱外，全都亏本。当时朱维衡正在美国开第一次董事会，戈登先生抓住朱维衡说，他不干了，投资去亏本干吗？朱维衡赶快去找到那份报纸仔细阅读，那上面谈的确实是事实。朱维衡找到戈登先生对他说，那些都是因为当地政府没有经验，不敢放手，管得太死，其实中央的政策是很明确的，一定要欢迎外国公司到中国投资并给予优惠待遇。我们这个合资公司是国家计委直接拿钱办的，绝不会办不好，一定会赚钱。戈登这才将信将疑，勉强参加第一次董事会，没有提出来不干。
1987年，第一台一千五百高斯永磁体磁共振仪问世，这是中国第一台自己研制的磁共振仪，配套部件虽然是从Analogic拿来的，但磁体与全套软件可完全是我们自己开发的。鉴定会上，大家特别指出，那磁体是最值得赞扬的，因为Fornar公司三千高斯永磁的，重达九十二吨，我们场强稍低一些，但只有三十二吨。后来这个项目获得了国家特等奖。正式投产后，生意非常好。美国经济不景气，九十年代初，Analogic公司所有的分公司都亏损，独有安科公司赚了大钱。后来双方各增资一百万美元，大家赚得更多。 。。
（３６）上海――梦想成真
（36）上海――梦想成真
1987年秋冬，中国国际电机工程学术会议定在北京举行。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指定由中科院电工所主办，清华大学协办。作为国际电工技术标准化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理事的朱维衡，被定为大会主席。会议筹备组基本上由朱维衡二室的同事承担。大会会期八天，应邀参加的有十几个国家的近百名外国学者和国内的专家学者共四百人参加。自始至终，主持这样一个国际会议，朱维衡百感交集。看到许许多多电机专家和年轻工作者的科研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各科学领域日渐广泛的学术交流以及国际间的合作，更让他对中国的科研发展充满了信心。会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宴请全体中外代表，张劲夫代表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理事长*总理出席致贺。
不久，德国西门子公司找Analogic公司（西门子公司赚大钱的第一种磁共振仪，就是由Analogic公司提供电子部件的），商谈与安科公司合作生产永磁式磁共振仪，因为永磁式价格比超导式低得多，市场更大。戈登先生就要求朱维衡他们参加。于是朱维衡和董事长，副总经理，三人同赴德国西门子公司医疗仪器生产中心所在地Arlangen，参加Analogic公司（Gordon与Soshnick两位先期到达），与西门子公司谈判合作问题。安科公司准备的是与西门子公司全面合作，但西门子公司有兴趣的，只有朱维衡他们的永久磁铁磁体，朱维衡成了他们集中注意的一个，其他的合作问题根本不谈，弄得其他四个人都很不开心，而且西门子公司财大气粗，态度傲慢，分明是想吞并我们的永磁磁体技术，朱维衡当然不能同意，结果不欢而散。后来朱维衡才知道，西门子公司在北京的分公司，用高薪将北京医疗仪器厂的总工程师请去，又请到内行在北京自己研制永磁磁共振仪。安科公司面临强大的竞争对手。
1987年末，在结束了主办国际电机会议及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