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气不接下气，满脸通红，大人们认为他有病，请有名的家庭医生看，说是心脏肥大，从此不许他再疯跑，真难受死了。第二件记得的事，小孩子们好像天天只唱一首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因为那时正在北伐，要打倒军阀，这种是北伐时代的儿歌。第三个不可磨灭的印象，就是浙江境内的军阀大战结束后，一家人回到杭州，朱维衡常到龙翔桥看杀人，跑得快时，能看到一队军人押着一个犯人，反绑着快步走去，背后还插上一块木牌写上“XXX犯某某某”的背影，但追到那里，往往已经晚了，人头已经落地，装进木笼，挂在树上，只能看到地上一大摊血。那情景真是惊心动魄！那被杀的，全都是共产党人，正是1927年蒋介石大规模*的初期，声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过一个”。
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面，朱维衡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活。
一天，朱维衡正在花园里玩耍，父亲朱光焘把他叫到二楼北厢房，面色宽厚而严肃地说：“明天开始，你就跟杨先生好好读书！”维衡搓了搓手上的泥土说：“是跟姐姐们一起读吗？”“是。”父亲回道。维衡看了看一旁的杨“先生”和两位姐姐，没有作声。其实杨“先生”是个女教师，可是父亲就一直称她为“杨先生”。
维衡知道自己要读书了，不能再光知道玩了。要像两个姐姐一样，每天早上就要到二楼北厢房去背书，大声的。听小姐姐说，背不好还要打手板心呢！这不好玩，哪有打玻璃弹子，抓蟋蟀好玩呢？难怪小姐姐有时一个下午都嘟着嘴不高兴，也不愿陪我一起玩，可见她是被杨“先生”打了手板心啦！这个杨先生，我不能让他打我的手板心。不过和两个姐姐一起上课，总比自己一个人玩要好。这样想着，维衡心里还是满惬意的。
可是第二天上课，维衡才知道读书不好玩。首先是坐不住，不能随便和两个姐姐讲话，还要听“先生”的提问，一不留神就不知道“先生”刚才说的是什么。
不过没多久，维衡就定下了心来，这位杨“先生”真有本事。
她不仅要同时教两个姐姐和维衡上课，她还同时教中文、英文、数学和音乐。啊，她真是了不起！她讲授的课朱维衡都能听懂，布置的作业也都能很快完成。最让维衡开心的是还经常安排一定的时间给他们讲故事，什么《西游记》啦，《三国演义》啦，《封神榜》啦，讲得活灵活现，出神入化。有时候讲到要吃饭了，都不想让她停下来。
也许杨“先生”是女性的缘故，她有时还同维衡姐弟几个一起在大草坪上玩抢位置、丢手绢的游戏，花园里充满了童真的笑声，那时真是非常快乐。
就在维衡在二楼北厢房读完了小学四年级的全部课程后，那位在小维衡心中可敬可亲的“杨先生”突然有一天不辞而别了。
1930年春天，朱维衡和大姐姐、小姐姐一起进了附近的杭州弘道女中读书。大姐朱纯、小姐姐朱绮分别上了高中和初中部，维衡应该上五年级，但是这是女子中学，附属小学的男生只收到四年级，所以，维衡只好进四年级读最后一学期，以后再换学校。
从花园洋房走出来，进到弘道中学附小读书，朱维衡仿佛出笼的小鸟，一切都是那么地新鲜，他拼命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享受着无比的自由。
学校里的课外活动比在家里要多多啦，有乒乓球、浪船、秋千、滑梯等等，一到下课时间，同学们就开始抢着玩。下课的铃声仿佛就是同学们赛跑的哨声，忽拉一下冲出教室，直奔操场。朱维衡个头瘦小，经常等跑到乒乓球桌前，别的同学已开始打球了，转头跑到秋千处，别的同学已荡起了好高。有一次，终于给朱维衡第一个抢到了浪船，他兴奋极了，拼命玩，在浪船上他感觉到了一种自由、快乐和自豪感。于是他越“浪”越高，越“浪”越来劲。不料再一用力，脚底一滑，肚子夹在了座椅与船底板之间，浪船被卡住了，周边的同学们也吓了一跳，虽然腰上有些痛，但朱维衡还是不让同学们看出来，拿出一点不在乎的样子，脸上充满胜利不败的表情。同学们夸奖他，说他“浪”得最高，似乎很羡慕他，朱维衡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啦！可是回到家里，却不敢对家人说。晚上吃饭时，朱维衡坐在凳子上怎么也不自在，母亲看到说，哪儿不舒服？朱维衡说没有不舒服。母亲又说，是不是与同学打架了？朱维衡说，没有。母亲又说，下午放学回家我看你就不自然，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也没看你和花匠阿标去花圃玩。朱维衡就是不说。第二天洗澡时，还是被女佣阿缪发现了，她报告给了母亲，说维衡腰上有一条红印子。
（5）去上海
（5）去上海
有一天放学回家，维衡听小姐姐说，家里来了亲戚。晚饭过后，看到父亲和亲戚在客厅里谈话，谈了很久，像是很认真的样子。小姐姐咬着维衡的耳朵说，父亲要把维衡送到上海去读书，说是上海的学校好，水平比杭州高。维衡半信半疑，直到父亲叫他去客厅才知道这事是真的。
接下来是一连几天的准备，衣服、日用品都是母亲准备的，放在一个小皮箱里；大姐姐、小姐姐也精心准备了小笔记本、小书签什么的送给维衡。只有父亲几天来不怎么多讲话。一天吃晚饭，维衡看见母亲眼眶有些发红。
这回是真的离开花园洋房，离开家了。要去很远的地方，去上海，去一个既陌生而又神秘的地方。
到上海先住在堂房大姐家里，进了万竹小学，不过一个星期，说西区小学好，又换到西区小学。西区小学离堂姐家太远，只好住读，一个学期后，又换到育才中学附小。
育才附小教学更严格了。中文课完全是文言文，老师成天之乎者也，口若悬河，学生听起来可是费劲，好在维衡已学过不少，总还能跟上。老师还要求学生用毛笔抄书，若有书写不工整或者写了错别字，就要受罚，一个字打一下手板心。同桌的阿强经常挨打，有时一连打十几下，打得直哭，老师边打边摇头：“朽木不可雕也！”。维衡还好，总共才被打过一下。
刚到上海时，除了学习以外，也有许多不习惯的地方。特别是开始时听不懂上海话，上课回答问题时，满是杭州口音。同桌阿强就经常讥笑说：“伊拉是乡下人。”
不过有一天，邻桌的陆阿娣就帮维衡说话，她说，他不是乡下人，他的阿爹是沪光中学的校董呢！说得阿强睁大了眼睛。朱维衡很感激这位小个子女孩。当然没过多久，维衡就能把上海话说得很好了。
学校的集体生活，与在家里完全不同。同学很多，习惯也不同。朱维衡看见同学踢毽子，只是在一旁看，不敢借来玩。看见同学踢得很好，经常赢得一阵一阵的赞扬声，自己就在心里想，要是我去踢一定也会踢得很好。邻桌的陆阿娣看到了朱维衡的样子，就对他说，要不我的借给你玩，我自己再叫我姐姐做一个！朱维衡连忙推开陆阿娣递过来的毽子说，不用啦，你自己留着玩吧！我自己会买一个的。可是真要去买一个毽子要花两个铜板，朱维衡想来想去还是舍不得买。有几次看到同学下课吃酱芒果核干，朱维衡看着真是嘴谗，可是忍一忍就还是没买来吃。
有一天，下午的活动课结束后，朱维衡回到课室，准备收好书包回家。邻桌的女孩陆阿娣也在收拾课本放回书包里，突然间，陆阿娣惊叫了一声，课本扔在了地上。朱维衡不知是怎么回事，赶忙问陆阿娣怎么啦？陆阿娣指着课桌上的书包，只知道咽咽地哭，不说话。朱维衡赶紧帮陆阿娣拾起地上的课本，打开书包一看，原来书包里面放了两只蚂蚱，好大两只，还用棉线栓在了一起。朱维衡回头看了看同桌的阿强，从阿强幸灾乐祸的表情上，朱维衡就断定是他干的。于是问阿强，是不是你干的，阿强犟嘴说不是，朱维衡进一步说，就是你干的！你就会欺负女孩子，阿强红着脖子说，你凭什么说就是我干的，你有什么根据？朱维衡此时也扯大了嗓门说，我认定就是你，活动课以后，你最早跑回课室的。那又怎么样，又不是我一个人在课室！我还要说是你干的呢！说完阿强和几个同学朝朱维衡作怪相。朱维衡气愤不过，回头对陆阿娣说，走！找先生去，让先生评评理！陆阿娣感激地望了望朱维衡，又看了一眼阿强，小声说，算了吧，不理他就是啦。
“走喽，回家喽！”阿强与几个男同学起哄着，走出课室，一边走还一边唱着，“两只蚂蚱一线穿，一个上山一个下山……”。
这天放学，朱维衡回家很晚，急坏了堂姐一家人。他是将陆阿娣送回她家后，自己才回的家。
第二天下午，朱维衡的书包里有人放进了一个新做好的漂亮毽子。朱维衡偷看见陆阿娣朝他会心地一笑。
期末的一天，朱维衡得到一份奖状，还是用玻璃镜框装好了的，他十分高兴，这是对他学习优秀的最好证明。放学后拿着奖状乘上电车回堂姐家。一路上，朱维衡想象着回到家里，告诉家人时，家里人一定会高兴得不得了。想着想着车到站，下了车，这才发现奖状忘在车上了，此时车已开走了。朱维衡十二分的懊悔，这样大的事怎么就会忘记了呢？回家怎么跟堂姐说呢？一路走，一路想，最后朱维衡决定不讲这件事，免得被堂姐说我糊涂，手上拿着奖状会忘记在车上？弄不好还会说我瞎吹牛，明明没有得奖状，还要说自己得了奖状，奖状呢？在哪儿啊？于是就什么也不说，可朱维衡的心里好长时间都不舒服。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奉命不抵抗。朱维衡在一次作文中指责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