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请求被一再地忽略、拖延，但这决不是有意为难他们，我们也有自己的难处，如果上任的总顾问能尽心竭力地履行职责的话，那我们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然而，像他这样的一个年轻人能不能做到这些实在是很难说；毕竟，对他而言，这个职位不过是个副业，是用来标榜身份的工具，也许还可以借此向别人炫耀他们与政府的亲密关系。如果政府想顺利地处理这件事的话，我认为有一种两全的办法，就是在任命莱昂内尔为总顾问的同时，任命基希纳（Kichner）为副顾问或顾问代理；他应该是一个领取政府薪水的公务员，这样，在跟外界接触时、尤其是在他那个年轻的上级面前才能代表官方利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莱昂内尔继任伦敦总顾问（2）
我非常确信，罗斯柴尔德家族申请该职位的目的就是我在上一段中所说的那样，他们只是一心想着要让公众看到——即便他们曾背叛过这个执政党，但并没有影响他们在政府中的地位。要达到这一目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家族成员重新得到总顾问一职，然后，毫无疑问，每个人都会认为这是他们家族雄风依旧的有力证据——目的达到了。
去年门迪萨瓦尔赶赴马德里时，莱昂内尔·N·罗斯柴尔德男爵也被他的家族派往那里，长期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西班牙政府之间的牵线人居住在马德里。不过这件事也不能归咎于他，他只是背负家族的指示，并不是自己的意愿；但是无论怎样，在与政府沟通时，这一事实对他和他的家族都是不利的。
目前，西班牙半岛的局势已经发展到了即将崩溃的边缘，这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也许阁下您还不太清楚西葡两国的公债行情在过去几周内跌了多少。门迪萨瓦尔正在准备做最后的一搏，然而这注定是无济于事的。这一切，都是因为英国政府推波助澜，而门迪萨瓦尔则使西班牙雪上加霜，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门迪萨瓦尔、罗斯柴尔德必定会因此而破产，数以千计的家庭也会被牵连，滑入了贫穷的深渊。总之，英国内阁和门迪萨瓦尔是整件事的元凶，但使之变成事实的还应该归罪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此以后，这个家族就背上了永远的骂名——也算是罪有应得吧。”
事情并没有他说的那么糟糕；冯·胡梅劳尔甚至都没有第二次机会再酣畅淋漓地发泄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怒气与憎恨。如果最终的任命决定是他所建议的那样的话，那么必须给予基希纳——他们安插在莱昂内尔身边的眼线——更好的待遇，否则，罗斯柴尔德家族重金引诱他为他们服务，他就很难抵挡得住诱惑。冯·胡梅劳尔考虑到了这一点，强调说必须保证这个人始终为政府效力。
没几天后，胡梅劳尔又寄去了对上一篇报告的补充，也是诋毁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他询问了几个商人对内森儿子的看法；然而，他只是问了那些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怀有敌意的人，得到的都是负面的评论。他如获至宝，急匆匆地把这些资料寄向了维也纳。他在信中写道：“这个年轻人的行为如此不得人心……可以说内森的后人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极其不好的印象。他势利、傲慢，许多他父亲早年在商界的朋友都被他的粗鲁得罪了，那些人跟我讲到这些事时都非常气愤。因此，他在商业圈的名声俨然已经成为开展生意的障碍。”
因此，冯·胡梅劳尔提议是否可以在任命莱昂内尔为驻伦敦总顾问的同时，也在利物浦设立一个独立于伦敦的顾问。“然后，在英国的商业圈里，伦敦的总顾问就权当是形同虚设了，那么，由于把这一职位授予罗斯柴尔德的儿子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随之减弱了。”
由于意见各不一样，政府也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就一味地推迟任命。尽管事情如此棘手，梅特涅还不断地向所罗门保证说莱昂内尔一定会当任的，于是情况就更加纷繁复杂了。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而事情却毫无进展，维泽姆斯特恩以所罗门的名义给梅特涅写了一封信，提醒他不要忘了自己的承诺，并暗示说只需再任命一个官员做他的助手而已（——很简单嘛，怎么耗了这么久呢）。
所罗门的这个秘书在信中写道：“莱昂内尔·N·罗斯柴尔德男爵将会为他（助手）支付不菲的年薪，使他能够适应伦敦那种高消费水平的生活；借以显示他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对奥地利政府的信心和敬意，这也是他们家族自豪的根本。”
历经波折之后，事情总算是折中解决了。向奥地利驻伦敦的大使做出口头承诺说他将尽心竭力地支持顾问代理（同一时间被任命）之后，莱昂内尔被授予总顾问一职，薪水自负。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这件事最重大的意义在于给公众造成了一种印象——他们的银行仍旧深受奥地利政府信任，将继续受到其支持和庇佑。
为改善犹太人的地位而斗争
同一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在忙活着另一件事，为改善广大犹太人——尤其是他们自己的地位而斗争。1833年，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倡议下，犹太人们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获得自由居住权，参与科学、艺术、贸易的权利，以及获得和拥有固定资产的权利。然而，过了很久之后，也没见政府有什么动静。于是，1835年，他们又再次向梅特涅呈上了请愿书，祈求他运用自己的权力满足犹太人多年以来的心愿。罗斯柴尔德家族觉得自己身为犹太人，必须做些什么来帮助同胞们打赢这一场权利斗争；更何况如果当局做出了让步，对法律做出了改动的话，他们也会受益无穷啊。正是由于这些重要的改动，他们才能获得达尔马提亚（Dalmatia，南斯拉夫地区）和伊斯特拉半岛（Istria，南斯拉夫西北部半岛）的煤矿，西班牙的汞矿也不例外；没有政府批准的话，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在将近300年的时间里，犹太人都不被允许参与这类生意。
对于请愿书，当局总是不予理睬，非常不情愿改变犹太人的处境。情急之下，1837年1月9日，所罗门从巴黎给梅特涅写了一封语气坚决的信，请他给予帮助：
“尊敬的阁下，请原谅我擅作主张地求您帮我处理一件事，此事对我意义重大，一直以来都萦绕在我心头。
“不瞒您说，让我忧虑不安的，就是我与所有犹太同胞的前途和命运。它牵扯到无数个家庭的幸福和成千上万人的梦想。我思考再三，还是把它托付给您——我仁爱宽厚的朋友。我相信有了您的善心，我同胞们的前途一定会更加光明、更加充满希望。
“无需再用更多赞美的语言了。我一直坚信您对我们的仁慈的宽慰，说您愿意做一个好心的守护者，帮助我们犹太人脱离苦海。我知道您是英明的，也了解您有一颗情系天下的慈父之心，所以，我信心百倍地期盼着，在您的帮助下，所有犹太人的心愿有一天都会成为现实；因为在您心中，所有阶层、所有种族的幸福都同等神圣，所有向您祈求帮助的人都不会失望而归。”
收到这封信后，梅特涅召集大臣们一起开了会，讨论犹太人问题。会议形成了这样的意见：“在当前民情高涨的情况下，从政府自身利益出发，也应该对犹太人的处境做出一些改善，扩大他们的公民权利。不过，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循序渐进、慢慢改进，以免公众觉得犹太人一下子被解放了，到头来又怪罪政府，以为我们想要把犹太人置于和基督教徒同等的地位。”于是，大家认为“宽恕税”应该继续保留，不过国王将颁布法规，准许犹太人在维也纳购置房屋；同时又规定这项法规仅限于房屋，不能包括其他固定资产。这样一来，长期在酒店里当房客的罗斯柴尔德终于可以买下属于自己的房子了。
所罗门还利用与梅特涅的关系请求他帮助奥地利国外的犹太人改善生存条件，主要是在意大利——因为梅特涅在那里也颇有影响。1831年3月22日的摩德纳（Modena，意大利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区的村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时当地发生了几场暴动，为了平复骚乱，犹太人被迫捐出60万里拉（lire），同时，权利又被更严格地限制了。所罗门手下的一名经理高尔施密特在维也纳处理公事时，代所罗门向梅特涅请求，请他废除这些不公正的、压迫人的规定。在1833年，教皇国曾试图下令将所有的犹太人从基督教徒集聚地驱逐出去，犹太人不得不住在隔离墙里，与其他种族分隔开来。应所罗门的请求，梅特涅对这些不正当的规定进行了干涉，后来，这些“侮辱人格的规定”（是所罗门这么称呼的）终于被撤销了。
所罗门在给梅特涅的感谢信中说：“您充满善心的举手之劳使数千人过上了更幸福的生活，他们会永远向上天祷告为您祈福。”
1838年，所罗门听费拉拉（Ferrara，意大利城市）的犹太商人说又有新一轮的压迫计划正在酝酿之中。
于是，所罗门再次写信给梅特涅：“面对渐渐逼近的威胁，许多人惶恐不安。对于被迫害者的同情——尤其当我那些无助的同胞们受到压迫时——促使我斗胆再次请求您施舍一些仁慈与关怀。也许您愿意像在1833年所做的一样，通过奥地利驻罗马大使馆与教皇取得联络，请求他撤销这些针对犹太人的法令，并劝他采取更温和、宽容的态度。我深知自己人微言轻，但我相信一定会触动您，因为您有一颗关心人权的博爱之心。”
这个请求实在很难拒绝，因为所罗门刚刚为公众福利事业捐了一大笔钱，并且当时的情况也着实严重：1838年3月，在奥芬（Ofen）和佩斯（Pesth）两个镇上还出现了流血冲突。所罗门还写道：“出于一种纯粹的爱国热情和对同类的感情，我非常愿意为您的决策实施贡献一份绵薄之力，我们家族将随时听从您的派遣和安排，为改善受害者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