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发表了一篇标题为《社会各阶级之间互相有什么亏欠？》的长篇大论。萨姆纳认为，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新世界里，人们对于这个问题做出了冰冷而强硬的回答：“基本上谁也不欠谁的。”对此，许多刚刚富裕起来的金融家和实业家高举双手大表赞成。那些像他们一样，在生存竞赛中率先抵达终点的人显然是最能适应生存环境的人。既然诸如显赫的家族背景、名校的精英教育、从政为官的生涯或者其他资深的专业证书这类东西几乎无法让这些人笃定有朝一日要取得显赫的社会地位，那么，大堆大堆的金钱能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而且金钱的确必须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梦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识形态把金钱这个唯一的标准变成了一种自立自足的道德理由。同时，它史无前例地为这种没有责任的权力提供了一套合理化的说词，也安慰了那些不太适应生存竞争的人们，成了治疗其“红眼病”的眼药水。如果每个人都服从市场的铁律，那么他们最终也会在生存竞争中名列前茅，或者至少也能达到他们命中注定会取得的那个名次。在这个寓言故事里，即使社会进步的益处并不能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社会进步的价值仍然是确定无疑的。这个社会自我调节的奇妙体系完全符合新一代企业大亨们的自然本性。因为他们不希望任何东西打扰他们的赚钱事业，也不愿意为政治事务而忙忙碌碌。或许在他们看来，政治事务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气恼的空谈和分心的闲事。对于自由市场无情的竞争机制的信仰，为他们退出社会公共生活提供了方便的托词（除非是为了与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以及政府财政部门进行有利可图的权钱交易）。可以说，这个“统治阶级”就像巴特白（Bartleby）（梅尔维尔（Meivill）笔下律师事务所的文书。——译者注）一样，除非万不得已，尽量什么闲事都来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然而随着形势发展，“统治阶级”确实不得不有所作为了。美国内战结束后不久，社会大震荡已经是山雨欲来了，到1896年大选时，社会混乱达到了高潮。在财富与威望的顶端——第五大道的百万富翁聚居区可以俯瞰到纽约肮脏的西班牙移民聚居区，还有那些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的小佃农的小屋。人们开始担心美国又要分裂为两个阵营，又一场内战有可能一触即发。这时，在人们的脑海里第一次内战的惨状仍然记忆犹新。只不过，这一次金融贵族代替了上次遭到弹压的奴隶主贵族，金融贵族成了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思想与平均主义思想的重要威胁。社会剧变通常都伴随着你死我活的暴力事件。1877年的全国铁路大*揭开了暴力事件的序幕，此后20年中隔三差五的大*便成了人们的家常便饭。即便今天，我们依然记得这些极端严酷的社会悲剧与星火燎原的暴力事件：1885年，杰伊·古尔德与他的雇员们在密苏里州太平洋铁路公司发生了直接对抗，当时古尔德吹牛皮说他可以雇用一半工人来屠杀另一半工人；工人为了争取8小时工作制而举行的“大起义”以及1886年的干草市场爆炸事件，最后以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受到了合法却不公正的私刑而告终；1892年的荷姆斯泰德*（Homestead Strike）反对的是安德鲁·卡耐基的钢铁厂，平克顿（Pinkerton）破坏了工人的团结导致*最终失败，当时鲜血染红了孟农加希拉河（Monongahela River）；在1894年普尔曼*（Pullman Strike）期间，乔治·普尔曼（George Pullman）（美国工业家和发明家。——译者注）这位工业家长制风格的乌托邦实践者最终破产，导致了生产萧条、工人造反以及联邦军队的血腥*。民粹主义者起义的区域从南方人烟稀少的棉花种植园燃烧到了中西部炎热干旱、蝗虫成灾的草原牧场，起义军提出的口号是“少种粮食，多造地狱”，誓要将华尔街这条毒蛇的毒牙全部拔光。 txt小说上传分享
贵族老爷（12）
在这个以《圣经·启示录》式预言为特点的时代，终极冲突最为恐怖的景象被民粹主义领袖伊格内修斯·唐纳理（Ignatius Donnelley）的反乌托邦小说《恺撒的纪念碑》（Caesar’s Column）（1891）捕捉到了。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空想社会主义者。——译者注）的通俗小说《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哈里艾特·比彻尔·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1852）对此也有清楚的描述。其中，唐纳理的小说是19世纪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唐纳理描绘的社会景象异常严酷，有关世界末日善恶决战（Armageddon）的叙述甚至提到了深入华尔街兽穴猎获野兽的细节。“毁灭者兄弟会”（Brotherhood of Destruction）是一个残酷无情的无产者集团，他们因为不堪无情的阶级压迫与阶级仇恨而被迫铤而走险。他们在华尔街周边地区设置路障，发起了对华尔街的总攻。如果说是否胜利可以用19世纪交战双方确认的肢体摧毁标准来衡量的话，那么这次反对华尔街是最终获胜了。但是，真正的恐怖才刚刚开始。胜利的起义军建立了一座“恺撒纪念碑”。这是一座方尖石碑，纪念碑取名“恺撒”是为了纪念兄弟会的总司令恺撒·洛梅里尼（Caesar Lomellini）。这个巨型方尖碑建成于起义之后，它是用水泥和25万具尸体堆积起来的，死者是那些被击毙的金融寡头及其走狗们。为了表明“现代文明的寿终正寝”，那些幸存下来的商人、政客以及牧师被迫参加了建造这座纪念碑的强制性劳动。为了保证它永远不会遭到破坏，恺撒纪念碑的内部填满了炸药，假如任何人想要把尸体移走，这座纪念碑就会被彻底夷为平地。
这种血腥杀戮、势不两立的阶级对抗清楚表明了下面一个事实，即新近产生的贵族还不够老练毒辣，他们既没有武斗的实践经验也没有独立的意识形态，他们惊得六神无主，无力作出任何反应。当其政治理想、经济理想、社会理想遭到空前未有的挑战的时候，这个精英阶层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杀手锏就是不加选择地操起家伙上场了，顾不上手里的家伙是利器还是钝器。这种情况只会使得“华尔街新贵只不过是些残酷无情、胆小如鼠之辈”的名声更加远播而已，或者毋宁说，通过这一事件，人们发现，胆小如鼠的华尔街人早被吓得神飞魄散、六神无主了，华尔街新贵们所谓的铜心铁胆也早就荡然无存了。
1896年民粹派在总统大选中落败，发出了政治风向扭转的信号。在这次选举中，美国商业阶级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华尔街，特别是摩根，为共和党大获全胜投入了大量资金，他们把这场选举视为“可怕的*制度”与法律及秩序力量之间的某种终极对决。大选结束后，股市随后应声大幅反弹，表明了市场对于大选结果的乐观情绪。然后，经济衰退的阴影也开始云消雾散。同时，美国商业界的高层在经受了之前二十多年的磨炼之后，开始寻找富有煽动性但又不太暴力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霸权。这一回，摩根依然是他们的首领。但是，尽管他和其他人尽了最大努力保持低调，但是无论如何，人们还是嗅出了他们身上散发出的傲慢自大的贵族气息。
贵族老爷（13）
在这方面，摩根的两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摩根财团在世纪之交率先展开了大规模的企业兼并运动。摩根财团要实现许多目标，但其首要目的是要结束“窝里斗”式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自相残杀式的激烈竞争，把几十家各自独立的公司融合成为一家统一的巨型公司，所有公司都由老牌投资银行家的俱乐部加以管理和监督。人们幻想着这样一来就能够驯服自由市场内在固有的无政府主义，井井有条的经济反过来又会平息人民群众不断要求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呼声。摩根这个华尔街摄政者更深层次的妄想是，由华尔街担当掌舵人的角色会让经济朝着符合社会总体利益的方向发展，人们可以信任华尔街扮演着大公无私的社会精英的角色，因为它可以利用精英阶层广博的知识以及奥林匹亚山众神般的优势地位。
可是，怀疑华尔街的人无处不在。西奥多·罗斯福便是首当其冲的一位。在威廉·麦金莱遭到暗杀之后不久，罗斯福登上了总统的宝座。他曾发表一系列的悲情演说，谴责华尔街“罪大恶极的巨大财富”，并且警告“定价过高的信用资产将产生恶果”。罗斯福的祖先是早期荷兰移民，在殖民地和北方联邦主义时代就已经是纽约的贵族，可是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于金融业和工业的怀疑。他不会因为支持自命不凡的金融家圈子而辞去全国人民所选举的总统职务。
当联邦政府检举北方证券公司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的时候，形势发展到了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北方证券公司是由摩根银行和库恩·洛布银行等几家银行共同出资组建的一家证券公司。这家公司是一个典型的金融工具，其目的是为了结束多家铁路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因为恶性竞争不光造成了自我毁灭的悲剧，而且也会引发更大范围内的经济动荡。司法部做出了正式起诉的决定，摩根为此非常恼火。他质问罗斯福：为什么你本人不能派自己的代表与摩根的家庭总管私下里像两位绅士一样平心静气地解决这个纠纷呢？“如果我们犯了什么错误……你的人和我的人可以一起把这些问题摆平。”毕竟，这位银行家早就得出结论，认为“利益群体”的基本原则就是“一定数量的财产所有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自己的财产，政府无权过问”。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位老牌华尔街大亨等于默认自己就是可以和总统平起平坐的贵族。按照这种认识，摩根和罗斯福应该像两个国家元首一样平等相待。而罗斯福总统则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