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后来把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命名为“河阴之变”。
我记得，那天的阳光直射大地，仿佛一万支携带着火焰的利箭。时节才近初夏，可提前到来的强大热浪却狠狠烘烤着这个世界——这个潮湿了整整一春的散发着霉味的世界。
柔软的土地和所有柔软的事物从此都将变得坚硬。而我喜欢坚硬。
那天我向所有人发出了一个命令——祭天。我让皇帝元子攸沿着黄河西岸前往位于河阴（今河南孟津）的行宫，又命所有王公大臣全部离开洛阳，来到行宫西北面的高地上参加祭天大典。百官集合完毕后，我策马跃上一座高台，环视着这群昔日里不可一世的帝国大员。
他们用形形色色的目光与我对视。
我冷笑着把目光从他们表情复杂的脸上移开。在他们身后不远处，我看见我的骑兵们正依照计划迅速散开，又缓缓合拢，把两千余名朝臣全部锁定在包围圈中，然后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随着咆哮的黄河一同响起：
天下丧乱，先帝暴崩，皆因尔等骄奢淫逸、为虎作伥！尔等身为辅弼大臣，不思匡扶社稷，不尽人臣之责，有何脸面苟活于世？！
随着我高高扬起的马鞭和话音一齐落下，我看见数千把刀剑同时挥起，在炽热的阳光下发出令人兴奋的森寒而耀眼的光芒。
光芒呼啸着飞进黑压压的人群中。
然后便有无数道鲜艳的血光在我眼前此起彼伏地飞溅和绽放……
两千多人在一瞬间爆发出的惨叫声肯定能够响彻云霄。可是我没有听见。我只听见自己的血液在体内翻腾奔突所发出的巨响。这是我一生中最富于激情的巅峰时刻。
我看见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容痛苦地扭曲着——上至丞相高阳王元雍、司空元钦、仪同三司义阳王元略，下至正在为父守孝的前黄门侍郎王遵业兄弟——所有人的脸上都呈现出相同的恐惧、困惑和绝望。
随着这些骄矜贪婪而又软弱无力的生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相信北魏帝国必将获得拯救，必将重新拥有清洁的精神和强悍的生命。
武泰元年四月十三日所发生的这个事件就是南北朝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河阴之变”。后世史家根据这场流血事变无数次地对我进行道德上的攻讦。他们异口同声地指责我残暴和血腥，说我不懂政治，只会用简单的军事手段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
其实，把问题简单化的不是我，而是这些后世的文人。他们只看见我在铲除异己、杀戮立威，可他们根本看不见埋藏在我内心深处的强大动因——那就是对由来已久的鲜卑“汉化”之恶果的深刻反省和拨乱反正。自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全面推行“汉化”政策以来，魏朝贵族宗室、王公大臣们的生活日趋奢靡，而鲜卑民族的尚武精神则日渐消亡。在我看来，孝文帝的所有汉化举措，无论是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氏、婚名族，还是禁归葬、改制度、倡文学等等，显然都是弊大于利之举。那些文人们沾沾自喜地认为这是制度和文化的进步，是从野蛮走向文明，可我认为这是在断送一个民族的立身之本，是从辉煌走向没落。这十几年来帝国的种种乱相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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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朱荣：问天下谁是英雄（8）
所以，清除数十年来的积习与积弊，重振鲜卑民族和北魏帝国的昔日雄风，正是我尔朱荣的使命。而要完成这个使命，就必须从洛阳的这帮王公大臣身上开刀。只有施展这样的雷霆手段，才能一扫贵族们的堕落、萎靡、软弱、颓废之风，让鲜卑民族重新焕发出质朴、清洁、骁勇和强悍的精神。
当然，如果你们因此而指责我残忍，我无话可说。可假如你们认为我这么做纯粹是出于一己之私，那我绝不敢苟同。
不过有一点我还是不得不承认，那一天我可能真的是兴奋过头了——我甚至想杀掉刚刚被我拥立的孝庄帝元子攸，自己当一回皇帝……
那天有一百多个朝臣姗姗来迟。当他们蓦然发现遍地的鲜血和尸骸时，还没来得及掉头，就被我的骑兵团团围住。我对他们说：“有能作禅位诏书者，可免一死。”侍御史赵元战战兢兢地表示愿意草拟禅文。于是我命令士兵们齐声高喊：“元氏既灭，尔朱氏兴！”然后又让他们山呼万岁。
那一刻我真的有点忘乎所以了。而事态的发展也在一步步背离我的初衷。
我派遣士兵冲进行宫，不由分说就砍杀了无上王元劭和始平王元子正，然后把皇帝元子攸劫持到了我的军营中。元子攸悲愤难当，派人来对我说：“帝王迭兴，盛衰无常。今四方瓦解，将军奋袂而起，所向无敌，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投奔将军，只求保全性命，岂敢妄希天位！乃是将军逼迫，以至于此。若天命归于将军，将军就应即位称尊；若推而不居，仍思保有魏朝社稷，亦当另选贤能而辅之。”
当时高欢力劝我称帝，左右众人也同声附和。只有部将贺拔岳劝阻我说：“将军首举义兵，本意乃诛除奸逆，而今大勋未立，突然有此谋划，恐怕只能召来祸害，不见得是好事。”我左右为难、犹豫再三，最后决定让上天来裁决，以我的形象铸造金像。若成，则称帝；若不成，则作罢。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前后共铸造了四次，没有一次成功。我不甘心，又命擅长占卜的功曹参军刘灵助卜卦，可结果是天时和人事皆不合。我说：“如果我不吉，就让天穆来当天子。”
当时我想，并州刺史元天穆是我的挚友，毕竟比元子攸更值得让我信任。可刘灵助却说：“元天穆也不吉，唯独长乐王（元子攸）有天命而已。”
那一刻我忽然有些恍惚。
我历来笃信天命。四次铸像和多次卜卦的结果让我非常沮丧。我意识到自己的举动很可能是在逆天而行。我喃喃地说：“犯下如此过错，真该一死以谢朝廷。”贺拔岳说，应该杀高欢以谢天下。左右急忙劝阻，说如今四方多事，正是需要武将之时，应免其一死，以观效尤。我有些茫然地点了点头。
这一天的血流得够多了。
是该适可而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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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夜里，我的军营里人心惶惶。士兵们因为屠杀了太多朝臣，都不敢进入洛阳，纷纷劝我迁都北地。我亦有此意。不过我倒不是担心进入洛阳会遭到报复，而是考虑到把都城迁回北地有利于重振士民的粗犷勇戾之风。可我帐下的武卫将军泛礼却极力反对。我只好暂时搁置这一想法。
四月十四日，我终于拥护皇帝元子攸进入了洛阳皇宫。元子攸登上太极殿，下诏大赦、改元建义；我手下的将校一律加官五阶，朝中文官加二阶，武官加三阶；百姓免除租役三年。可此时百官已死亡殆尽，侥幸未死的人都吓得不敢露面，偌大的朝堂上只有散骑常侍山伟一人跪在阙下拜受敕命。此情此景，连我都觉得有些悲凉。我不禁为昨日的流血事件隐约生出了一丝愧悔。
此时的洛阳城内，行政机构完全瘫痪，人人都成了惊弓之鸟。坊间纷纷传言我将要纵兵大掠，然后迁都晋阳。于是无论是富豪缙绅还是贫穷人家，全都抛弃宅第，争先恐后地逃亡。洛阳几乎成了一座空城，留下来的人十分不及一二。
士民们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我不是东汉的董卓。我的所作所为虽然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可我的心灵并未纯然被私欲所占据，无论如何，我心里仍然装着家国社稷。
尔朱荣：问天下谁是英雄（9）
为了安定人心并恢复秩序，我即刻上书皇帝，说：“臣世代蒙恩，封藩重位，多年征战，奉忠王室，志存效死！只因太后淫乱，先帝暴崩，遂率义兵，扶立社稷。陛下登阼之始，人心未安；大兵交接之际，号令不一。致使诸王公大臣罹难者甚众，臣粉身碎骨不足以抵偿万一！请陛下追赠亡者，以稍尽臣责。请追赠无上王为无上皇帝，其余死于河阴之人，王赠三司，三品官赠令、仆，五品官赠刺史，七品以下没有官职的赠与郡镇；死者若无后代则听凭过继，并授予爵位。另请派遣使者于京城各坊间巡行慰问，以安抚人心。”
诏书下达，朝臣们才陆续回到朝廷，人心略为安定。此时我并未放弃迁都的打算，便在朝会上提了出来。皇帝面露难色，可不敢表示反对。只有都官尚书元谌力争，坚持认为不可行。我脸色一沉，说：“此事与你何干？竟敢执意反对？河阴之事，难道你不知道吗？！”
没想到元谌是个硬汉。他当着皇帝和大臣们的面，盯着我说：“天下之事，天下人皆可商议，何必拿河阴的残酷之事来恐吓谌？！谌乃国家宗室，位在常伯，活着既然无益，死了又有何损失？！即使今天碎首流肠，我亦无惧！”
此言一出，满朝皆惊。众人恐惧的目光在他和我的脸上来回逡巡，料定元谌此次必死无疑。按说像他这样公然顶撞我，肯定难逃一死，可那天我忽然有点欣赏他的气节。我发现他身上仍然具有鲜卑人的勇气和血性。在其时的北魏帝国，这种人已经不多见了。所以，我不忍心杀他。加之尔朱世隆一再劝谏，我才放过了他。
迁都计划屡次搁浅，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我估计元谌的意见肯定代表了绝大多数朝臣的心声。朝廷南迁三十余年来，一再倾注大量心血和财力经营洛阳，而今有几个人愿意放弃它的繁华富庶，重新回到那偏僻荒凉的北地呢？！如果我一意孤行，很可能导致第二次“河阴之变”。思虑再三，我决定放弃这个计划。但前提是我必须在朝中建立自己的势力。这一点是绝对不可动摇的。
换句话说，即便不能迁都，我也必须遥控。
五月初一，朝廷加封我为北道大行台。我进入明光殿向皇帝拜谢，同时就“河阴事件”再次向皇帝表示歉意，发誓从此再无二心。元子攸匆忙离开御座，亲手把我扶起，也向我发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