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更不可能是“大家”。因为“生意人”做的是交易，无论多么高明，但终究还是交易。交易过后，除了已经赚到手的钱，一切都会荡然无存。“企业家”则是一个园丁、设计师和牧师（如张瑞敏），他的使命，更在于培植一棵长青的大树，即便失败了，他也会在人们心中留下思想的痕迹。
第二章 路线成就组织的宏基伟业（3）
1928至1930年，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等文中，初步阐明了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从农村包围城市”理论。1936至1939年，他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等著作中，将之发展成为完备的理论形态。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逐渐成为全党的共识；1949年解放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彻底实现。
4。 不断调适才会得势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之初，学的是苏联人的办法，中央和各地方组织的工作重心在城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虽然开始了农###动，但基本是围绕城市斗争而进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以进攻大中城市为目标，遭受严重挫折，最终都归于失败。血的教训表明：这条道路行不通。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失利后，随即改变原定计划，率领起义部队向湘赣边界转移，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开创“工农武装割据”局面，走出了一条在农村建立、巩固和发展根据地，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道路。
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并没有为当时的党中央领导人所采纳。1930年7月，当时的党中央部署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希望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结果，白区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各根据地的红军因遇到敌军优势兵力的阻击而遭受很大损失。机械照搬苏联十月革命的具体经验，结果导致中国革命几乎完全失败。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毛泽东是怎样选择正确的战略道路的呢？
他认为，第一，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没有议会可以利用，没有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因此革命的基本手段不是合法斗争，而是武装斗争；第二，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控制着政治、经济、交通等枢纽和命脉，长期占据着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弱小，武器装备差，物质供给困难，所依托的根据地经济文化条件落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第三，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是铲除封建土地制度的土地革命；第四，中国是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反动统治不是铁板一块，存在着大量的力量薄弱的地方。
正是因为把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特点以及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有机统一了起来，毛泽东的战略道路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中国革命由此走上了胜利的通途。
这不仅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而且制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战略。这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另一显著特点。毛泽东在这方面有许多论著，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论述非常精辟，思想非常深邃。
“从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理论向人们揭示了新生事物的基本“生存法则”：
一是必须避免过早地与竞争对手正面交锋。任何新生事物，无论其产生是顺应了什么样的历史潮流，但都必须经历一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如果在羽翼未丰时就过早地与对手交锋，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雏鹰不敌壮鸡，幼虎难胜猛犬。所以毛泽东主张在革命初期避开敌人力量强大的中心城市，转向其统治相对薄弱的农村地区。
二是新生事物的幼年时期必须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否则就不可能获得长足的发展、积蓄足够力量。换言之，没有足够的空间就不可能有足够的成长性。没有足够的成长性就不可能拥有战胜对手的力量。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革命力量的生存空间不言而喻。
三是幼年时期的生存空间同时也是发展壮大的前提和基础，否则所积蓄的力量就会大打折扣。所谓“力量”不仅仅指人数和财力，更是指组织的经验和群众的基础。
第二章 路线成就组织的宏基伟业（4）
史玉柱正是通过演绎当代商业版的“从农村包围城市”，才让“脑白金”红遍中国，成为他东山再起的资本。
当年的史玉柱手里只有50万元启动资金，自然是无法直接“攻打”大城市，于是他制定了一个从边缘小镇江阴起步，用3年时间进入大上海的目标。
江阴是江苏省的一个县级市，地处中国最富庶的苏南地区，非但拥有很强的购买能力，而且比邻上海、南京，是一个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
在启动江阴市场之前，史玉柱“深入群众”地亲自做了一翻“江阴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当地保健品市场进行了彻底的了解。他带一副墨镜，走街串巷，走访了逾百位消费者，甚至在街上主动跟人招呼：如果有一种药，可以改善你的睡眠，可以通便，价格如何如何，你愿不愿意使用它？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向一些街道的老年人赠送脑白金。然后，史玉柱以脑白金技术员的身份组织他们开了一个座谈会，听取他们对产品的意见。
这在根据地的建设中主要表现为瓦解相对薄弱的敌对统治力量，从他们手中夺取“地盘”；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则表现为在目标市场内推动产品或服务的销售，培育企业进一步发展所需的现金流。
当组织拥有了基本的生存空间，其根本目标就应该转向对既得“阵地”（即人心）的巩固。巩固人心的最佳手段是使自己的理念、观点和立场根植于人们心中，以期渐次填充他们原来的空白或替代陈旧的思想，从而在人心中构筑一道“防火墙”，使竞争者无从下手。当年的共产党军队每占领一地都会分散到周边地区发动群众，以便在泱泱人心之中播下革命的火种。国民党的军队则是一种典型的“纯军事观点”，没有认识到“军事只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纯军事观点”之害在于即使赢了战争也不可能赢得人心——至少没有很好地巩固业已赢得的人心——因此也不可能赢得天下。
这种“纯军事观点”在企业经营活动中通常表现为“纯销售观点”。持这种片面观点的人同样没有认识到，销售只是企业实现其使命的一种方式而已。如果不将企业的理念和形象植入目标市场的人心之中，那么企业花了极大的代价所能获得的回报就仅仅是某一项产品或服务的利润。或者说，这样的做法不过是一场短时期内的权宜之计，顶多只能赢得一时的红火或胜利，却不能形成忠诚的顾客群。
因此，“纯销售观点”至少没有使（为推动销售实现而投入的）资源发挥出更大的效益。原本可以做得更好的。
史玉柱在“脑白金”的市场活动中，从毛泽东思想中获取了丰富的启迪和智慧，使全中国人民心中这片空白的土地上不知不觉地生长出“送礼就送脑白金”这一花朵。史玉柱的做法是刻意营造一种关于送礼的“时尚”，而这正是一个商业上的真空地带，没有人讨论过送礼究竟该送什么的问题。于是“脑白金”振臂一呼，便先声夺人地为人们指明了一条“现成”的道路。“脑白金”从此风靡华夏。
但令人遗憾的是，史玉柱从共产党的管理中学其行而未得其髓，并没有演绎出进一步的精彩，如同席卷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赢得的仅仅是一场战争，却没有因此而奠定万世基业。为什么呢？
首先是产品缺少适当的调适。市场需求决定着产品发展，“脑白金”曾经满足了一个时期人们的需求，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拥有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市场；但市场需求是不断变化、时时更新的，任何产品都不可能“以不变应万变”，只有不断根据市场需求的变换及时做出适当的调适，产品才可能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但史玉柱将所有的市场效应都集中在了“脑白金”这个具体的产品上，而“脑白金”这样的产品似乎没有“升级换代”的必要性——一个时尚礼品而已，没有因此根据市场调整产品真正的价值需求。
其次是对生存空间的占领度不够。“脑白金”填补了商业送礼“时尚”上的一片空白，在这片被“脑白金”的旋风解冻的沃土上，史玉柱没有及时地把更多的种子洒向其间，无论他对这片沃土的诉求进行着什么样的定位——保健品还是礼品需求——都不能让它来去如风，除非他仅仅将其作为自己积累原始资本的一个手段。
第二章 路线成就组织的宏基伟业（5）
史玉柱在“脑白金”上所展示的才华，堪称销售导向型组织炉火纯青的境界，但在此之外，对既有领地巩固和占有的缺失阻碍了他更多的作为。
所有的耕耘和收获都给了“脑白金”本身，谁也没有“沾光”，甚至连它的母体上海健特生物科技公司。有谁知道这家公司的名字呢？除了“脑白金”产品本身之外，人们无从了解它背后更多的东西；沃土既已解冻，人心便有了更多的需求，然而除了“脑白金”，人们没有看到更多的符合需要的产品。
人们一旦接纳某种产品，就意味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