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当然不能肯定那段政治运动。‘文革’的历史一言难尽，应该好好总结才是。咸宁向阳湖就是一座天然的‘文革’博物馆，不能轻易忘记伤痛的过去！”
吕济民回忆说：“我是１９６１年春到国家文化部工作的，刘炳森１９６２年秋到故宫博物院，由于我们俩在同一个系统，因而‘文化大革命’期间都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我同刘炳森的交往是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后开始的。”
当时故宫博物院已奉周恩来总理指示重新开放，最早在慈宁宫举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吕济民等“一批人回来后在故宫武英殿上班，主要任务是搞出土文物展览并从中挑选一批珍品，筹办出国文物展，并编辑图录。刘炳森的主要任务是书写展品说明牌，包括故宫所有展厅的说明牌，还有出国的展品说明牌。出国文物展览有两套，一套是从美洲到欧洲，另一套是亚洲到大洋洲。书写这么多的展品说明牌，一般人都觉得枯燥无味，但刘炳森非常认真，一丝不苟。于是我同他也就有了较多的接触，有的是工作上的，也有私人之间的交往”。
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５日，刘炳森因病溘然长逝。２月２１日上午１０时，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５０００余人挥泪送别。９时刚过，吕济民就到第一告别室，室外的空地摆满了花圈、花篮，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挽联和挽幛，也挤满了密密的人群。吕济民难抑这特有氛围的感染，泪眼朦胧……
吕济民：阅尽沧桑不失儒雅高洁的文博泰斗（3）
陪同叶利钦总统的文化之旅
“我于１９７２年７月从湖北咸宁干校调回北京后安排在国家文物局，这是我工作中的一个转折点。我没有想到的是在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一干就是１０年，这是中国博物馆从###中恢复、从清理藏品到举办陈列、从闭馆到开放、从低谷回升的１０年。”吕济民说，这１０年为他学习博物馆专业打下了基础。１９７７年，吕济民组织召开了全国博物馆文物保管工作座谈会，制定了《博物馆藏品保管试行办法》和《博物馆一级藏品鉴选标准》；１９７９年，他组织召开了全国博物馆工作座谈会，制定了《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条例》，明确了博物馆在新历史时期的任务和功能———上世纪７０年代，他先后到苏联、南斯拉夫、法国、荷兰、比利、卢森堡等国考察学习博物馆的有关经验。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吕济民调到文化部群文局当了３年局长之后又回到国家文物局当局长，“但我仍然以主要精力从事博物馆学研究和博物馆事业管理”。吕济民十分重视和支持博物馆专来人才培训，在承德、泰安等地开办培训中心，多次在培训中心和高等院校讲授博物馆学，同时还组织专家撰写博物馆学和博物馆管理教材，并主持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８０年代，吕济民先后３次赴苏联考察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实地参观俄罗斯、乌克兰和爱沙尼亚的５０多个博物馆，发表有关苏联博物馆文章约５万字，还发表翻译文章１０万字左右，结集出版了个人专著《博物馆暨文物工作论丛》。
１９９１年夏，吕济民担任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和故宫博物院代院长，“同时既从事博物馆学研究，又从事博物馆微观管理，这对我又是一次机遇”。当时，吕济民着重考虑并着手研究如何有效地提高博物馆的管理水平，要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在故宫着重抓书画馆、陶瓷馆、青铜馆、珍宝馆的陈列更新，“不仅是更新陈列内容，还花几千万元用于内部装修和灯光布景，同时对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原状陈列进行了调整和更换”。此外，吕济民还不失时机地主持编纂了《中国博物馆志》。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７日，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开始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叶利钦作为俄罗斯总统后的第一次访华。第二日，当时中国政府安排他参观故宫博物院，由时任代院长的吕济民接待并解说。叶利钦是学建筑的，对参观兴致很高。在参观故宫的时候，叶利钦便问起有关故宫的建筑设计、使用材料等。这真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三句话不离本行。
进太和门时，吕济民对叶利钦介绍说：“故宫又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有２４位皇帝相继在此登基执政，建于１４０６年至１４２０年，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木构建筑群，是中国古建筑的精华。”叶利钦听后，反问道：“明朝是开始于１３６８年吧？”吕济民边点头，边接着介绍：“对。明朝第一个皇帝和第二个皇帝都在南京，北京是第三个皇帝开始的。”吕济民在陪同参观时发现叶利钦对故宫这无与伦比的古代建筑杰作十分感兴趣，认为故宫规划严整、气魄宏伟、极为壮观。“他对故宫的珍稀文物饶有兴趣，对三大殿的建筑赞叹不已，参消防鎏金大铜缸和琉璃瓦都停步观看并拍照，还说他知道琉璃瓦是怎样制作的”。
在神武门内，叶利钦指着宫墙问吕济民：“故宫宫墙同克里姆林宫墙一样高吧？”吕济民说：“故宫的整个建筑被两道坚固的防线围在中间，外围是一条宽５２米、深６米的护城河环绕；接着是周长３公里的城墙，宫墙底宽８．６２米，墙高近１０米，比克里姆林宫墙高两米。故宫城墙上开有４门，南有午门，北有神武门，东有东华门，西有西华门，城墙四角，还耸立着４座角楼，角楼有３层屋檐、７２个屋脊，玲珑剔透，造型别致，为中国古建筑中的杰作。”吕济民一个个娴熟的数字解说让叶利钦听得啧啧称道，竖起大拇指。吕济民接着说：“故宫博物院同克里姆林宫有很多友好的交往，我去年参加了克里姆林宫５００周年庆典。”
吕济民：阅尽沧桑不失儒雅高洁的文博泰斗（4）
边引导边解说，叶利钦在吕济民的陪同参观下，在欣赏恢弘的外在建筑物的同时，仔细品味每一个建筑所象征的文化意义，兴趣盎然，情趣隽永，不仅了解到物化了的中国文化，还了解到故宫的伟大，不失是一次文化之旅。
走在经济社会十字路口的博物馆事业
随着社会的发展，博物馆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２００１年７月召开的国际博协第１９届大会对“博物馆”定义是：“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营利的永久性机构，并向大众开放，它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吕济民说，今天国际博物馆面临两个挑战：经济挑战和社会挑战。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已进入深化改革开放和加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在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同时，积极开展文物抢救保护工作，大力加强博物馆建设，文物博物馆事业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博物馆工作也加强了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据介绍：中国博物馆的藏品主要是指文物和标本，也包括贵重模型和贵重复制品，但不包括建筑物和遗址。通常把建筑物和遗址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全国博物馆藏品计有２０００多万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１０５万件（指库存文物，另有散存文物约４０万件），不少省市博物馆藏品都在４０万件、５０万件以上，而且多为珍品，在世界博物馆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各级各类博物馆每年向社会提供陈列展览８０００个以上，接待观众几亿人次。
“中国博物馆的主要职能为三大项：一是收藏，主要是对藏品的收集、入藏、保护和管理；二是研究，主要是对收藏品进行辨伪，搞清真假，并进行断代，同时确定它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三是教育，包括举办陈列展览，并对陈列展览进行讲解宣传，以及举办讲座和编辑出版书刊等。”吕济民说，中国博物馆与国际接轨就必须全面实施收藏、研究和教育三项职能，承担多方面的社会任务，努力完成“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使命。他认为，目前应从这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博物馆向人们展示科技进步应该同文化遗产紧密相连。博物馆如何对待古老传统的文化同当代先进科学技术的关系，涉及到它的发展方向。要展示和传播当代最新的信息，也要展示和传播古老传统的文化遗存，而且要把这两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博物馆的收藏和陈列都应解决好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博物馆和科学技术博物馆应这样做，其他的博物馆也应这样做。崭新的世界是在古老文化的土地上发展成长的。
其次，博物馆是收藏和展示多元文化的负载体，包括古今各种实物、资料和信息，有天然物和人造物，要保护和弘扬，并向公众开放。无论哪一种博物馆，都有保护和弘扬文化遗产的责任。同时，一定要保护和发扬民族与社区文化的特性。如果博物馆的收藏和展示，没有鲜明的民族与社区文化特性，就没有博物馆的个性，也就丧失了生命力。
再者，博物馆承担的社会任务是多方面的，其主要任务是收藏实物资料，成为信息和交流的中心，引导人为社会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一切业务活动的核心是传播交流信息和知识，使更多的信息和知识，为更多的公众所接受和共享。
另外，博物馆应通过各种经济渠道，如文化产业、旅游业、艺术市场等，发挥重要的经济作用。博物馆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中，如何发挥重要的经济作用，一定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如果博物馆远离经济，在社会中与经济无关，就不能更深地植入社会。
如今，吕济民尽管已经退出故宫博物院的领导岗位，但是身为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专家组组长、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