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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对及解决社会矛盾？作为第一步，先要找出社会矛盾的根源。根源有二：一是不公平，二是不正义，其所涉及者，皆为资源配置中的分配问题。
按所谓资源配置，头一个想到的就是市场机制。过去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侧重点也集中于此，即所谓的经济改革。经济改革一方面让中国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一方面让中国从公有制转为民营体制。这样的改革，无疑促进及确保了全国所有资源的“有效”配置，有效配置体现在生产力的释放及GDP的增长之上。
但资源配置追求的不仅仅是经济面的“有效率”配置而已，如何在配置过程中同时满足“公平”与“正义”，理应受到同样的重视。但必须看到，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正义并不能仅由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内涵的经济改革来加以实现，必须还要有与经济改革相配套的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才成。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正是在这样背景下的新任务。
那么，如何能在基本实现了资源配置的“有效率”的同时，也能实现资源配置的“有公平”和“有正义”呢。
先谈“公平”。公平不等于平均。资源配置要确保有效，就必须服从“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优者强，劣者弱也，因此遵循此一法则的配置结果，社会中的弱势者势必处于被淘汰的命运，这不是社会主义。因此，必须靠两股力量来补足及矫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一是政府职能，二是社会事业。政府职能可以获得作用，就是在政府可以运用的“公”部门资源中，通过相关政策，让资源的配置更多地向弱势者倾斜（比如保障性住房、社会医疗保险、公共交通系统与社会补贴与救助等），换言之，就是真正落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狭义的社会管理应该指的就是这一部分。另外，社会矛盾的纾解，也不能全部放在政府肩上，如何健康地发展社会事业（社会公益组织、非政府组织、宗教组织等）替政府分劳，则是广义的社会管理。狭义的加上广义的，就是社会改革。
次谈“正义”。义者宜也。中国有句话叫“不义之财”，又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指的都是必须以正当手段来赌钱。马克思当年指出两种不义之财，是资本家垄断资本剥削劳工，地主垄断土地剥削农民。其实，理论上还有第三种垄断，就是权力。权力的集中及缺乏监督所造成的利益分配问题就是不正义，也是社会矛盾在不公平之外的另一深层次根源，这就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来做必要的矫正了。
毛泽东当年说，必须要人民起来监督政府。邓小平也说，中国所有改革，其最终成败，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都是看到了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时，有利于生产与效率，却不利于公平与正义的特质。因此，在中国改革开放走了30年的此时，找到针对市场经济改革的新突破口至关重要。社会管理、社会政策、社会改革，以及进一步再延伸到的政治改革，就是答案了。
以农立国VS以国立农
中国改革开放已30多年了，现在正在为下一个阶段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探索新的思维，部署新的方向，“城镇化”即是其中的核心之一。
“城镇化”其实含有多重目的，（1）有利于扩大内需；（2）放宽中小城镇的户籍限制，接纳农村释放出来的巨大的富余劳动力，让众多农民进城之后获得工作形成购买力，也能拉动内需；（3）降低农村中的人与地的比例，有利于通过集约化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力。
“城镇化”的构想虽然很好，但显然必须与农村、农业、农民即所谓“三农”问题的解决捆绑在一起处理。于是国务院乃指定重庆作为“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点”的实验区。
依重庆市最近提出并获国务院原则批准的试点方案可以看出，这个方案颇有不少创新的政策，例如，让进城的农民有三年的缓冲期，决定最终是不是要放弃承包地、林地与宅基地，全心全意地享有城市户籍做个城市居民；另外，政府也将农民释出的承包地及林地保留为农用，转移给愿意继续留农的农民。这其中，其实就蕴含了一条很重要的发展策略——坚守18亿亩农地规模的底线。
中国五千年来从来就是“以农立国”，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之一就是“神农氏”。农业及农业所依附的土地，就是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本，一切的生命与生活，包括其衍生出来的风俗、信仰、科学、哲学、价值，都源于此。
其实，不光是中国，所有的古文明都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之上。直到18世纪，人类的历史出现了工业革命。工业结合了科技就代表了最新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下，工业生产力的竞争力明显地及全面地超越了农业生产力的竞争力。这种相对的优势，不仅表现在近200年来国际权力结构的消长上，也几乎表现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产业结构的消长变化上。
就中国而言，错过了工业革命与市场经济，被新崛起的工业大国欺侮了一两个世纪，直到1979年中国决心走市场经济及工业化。而一旦中国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不过30年，就快速崛起。30年后的今天，就已经是全球出口第一、外汇储蓄第一、GDP第二及制造业产值第一（明年）的经济大国了。
与此平行发展的，则是中国国内，农业及农村活力的相对弱化，农业部门资源包括土地的持续流向工业部门，这即是日前要坚守18亿亩农地底线的背景。
这条底线守不守得住？以过往的经验看，恐怕不容乐观，因为“市场”的力量实在巨大，除非以极大的决心否则难以抗拒。而这，也是目前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采取的对策。
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全是世界上最强的工业国及科技国，但这些国家全保留了广袤的农地与相当规模的农业，所以如此，全靠政府的巨大财政补贴，以欧盟为例，27国组成的欧盟，年度财政预算中有44％用于补贴农村及农业。
发达国家都很清楚，农村与农业的价值绝不是以在那块土地上种出的庄稼在市场上卖得的收益所能衡量的；农村与农业的巨大“外部效益”包括了一切的环境、生态、传统、价值、风俗，所有这一切，它们的“可持续”都必须以这块作为农业及农村的土地为载体。
美国众多领导人，如里根、布什等，一逢休假，就往自己的农庄及牧场跑，或劈柴或骑马，说明他们都未忘记这块土地。
中国的“城镇化”也好，“城乡统筹”也好，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好，是不是也能从发达国家的做法中得到一些启发？
关键的启发，就是一条：以国立农！
一场世纪规格的经济探索
——欢迎戴蒙德来访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戴蒙德（Peter）应经济日报之邀，来台参加“跨越百年？再造荣景”高峰会，将主讲“如何避免全球再次爆发经济危机”及“对欧美高国债的看法”。早前，他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对美国经济前景很担心，直言如果国会继续党争，共和党执意追求财政紧缩、拒绝提供充分刺激以重振经济，美国可能面临日本式“失落十年”的严重风险。
现在，应该有愈来愈多的人感受到并同意，这一次自2008年9月以来的世纪金融危机确实是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了。其实，1930年代的大萧条，不仅是世界经济危机，也是世界经济学的危机；同样的，这一次世界经济危机也极可能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学的危机。。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2008年11月，英国女王到访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向一众顶尖经济学家提出疑问：“Howenobodycouldforeseeit？”（为什么没有经济学家预见到金融危机的出现？）在场经济学家莫不目瞪口呆，面面相觑。真大哉问也！
这次金融危机迟迟未能解决并还持续深化，在一定程度上恐怕也与经济理论的相对匮乏有关。以这三年来的发展，经济学家或经济理论未能充分预见，甚或仍处于重大争议未有共识的经济学难题，至少有以下几个：
一、关于欧元，这无疑是货币学或经济学的伟大发明，首创者孟岱尔（RobertMundell）也因此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但逾十年的实验证明，光是有一个统一的中央银行还不行，还须有一个统一的财政部，甚至一个统一的“超级政府”。这一部分，虽未能思虑周全于先，但至少已发现问题于后，也有理论上的答案，剩下的只是由政治家去解决政治现实上的问题。接下来的问题，则连一个能由多数人形成的共识都还没有，此即：
二、政府究竟该怎么做？是进行必要的财政改革，还是采取扩张政策刺激经济？戴蒙德教授忧虑的美国国会党争，固然有政治权力博弈的成分，其实何尝不是政治经济学长久以来未能真正解决的问题：小政府与大政府之争。这个问题在理论上难有答案，关键恐怕在于“政府”的素质并非齐一（北欧国家多为大政府，似乎挺好；但在一些落后独裁的国家，大政府就很糟）。因此，它或许还不是一个纯经济理论问题，但是……
三、有关中央银行角色与职能的定位，就是一个纯经济理论的问题了。当前欧债危机的下一步，就关乎欧洲央行的立场与选择。对于欧洲央行该不该以购买危机国家的主权债券纾解欧债问题，不但在欧盟内部，在德、法两国之间，甚至在欧洲央行内部都有重大分歧。
类似的分歧争议也存在于美国联准会的内部，最近几次利率政策会议，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