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前后时光:孤独要趁好时光Ⅱ- 第5部分

　　　　2012年国内的《MING明日风尚》杂志在2月刊中做了一期关于“遮打花园”的专题，记者研究从政府档案馆查到的花园设计图，发现经过33年历史的遮打花园内的特色建筑构造从未改变过：人行通道、水池、植物带、有盖屋顶、天桥等。中间虽然经历一些变化与波折，万幸还可以保持不变。当年的市政总署还从整体景观美观的角度衡量这座花园，始终保留中环高楼中的这一片难得的绿茵，未将其拆掉或者卖给地产商用作商业用途。由此，想到纽约城，城中高楼林立，但是再多高楼和繁忙的都市节奏都不可能撼动“中央公园”的绿意舒适。城市不同地理空间的和谐和共存，在香港的中环和纽约实现了，给人很多启迪。遮打花园由始至今的统一，印证了对于城市地理空间，坚持原则和理智长远思索的重要性。由此，城市地理的历史感才能累积发挥化学和人文作用。在拆掉的中环的天星码头和皇后广场前，2005年和2006年期间，我每次搭天星渡轮从尖沙咀到达中环，就可以散步，从天星码头到遮打花园，开始游走中环。如今，这样的路线已经成为昨日记忆，被拆掉的中环天星码头，正如我们消散的青春，男生不再，我已过了而立的年岁。

　　　　天星保育战，“皇后”移步

　　　　2006年，在中环天星码头以及矗立在这里的天星钟楼被拆除前后，香港爆发保卫天星码头和钟楼的游行示威，港人的集体意识被唤起和激发。这场保卫港人集体回忆和城市公共空间的运动被称为“天星保育运动”。为了挽留这处陪伴港人近半个世纪的钟楼和码头，部分香港市民在即将拆除的天星码头示威，绝食抗议，希望政府倾听到保育的声音，保护历史遗迹。其时，寂寞的站台前，挂着白底红字的中英巨幅标语：“尊重我们的文化和历史。”靠着工地的围墙外，便是天星码头旧址，有人献上了花圈，贴上了挽联，上书“天星千古”—这条不足200米的站台走廊被布置得像天星的灵堂。
Chapter2　从旺角到太子（7）
　　　　但是民众的呼声最终敌不过香港城市“填海”的速度，历史在和现实的角力之间，再次显示了一种弱小和无能。2006年11月11日，旧中环天星码头驶出最后一班船，当天有15万香港市民怀着难舍心情，买了最后一张船票，回味中环码头48年来的集体记忆，并在码头上系满了表达依依不舍之情的蓝丝带；而彻底拆除天星钟楼和码头则是在是年12月中。其实，我自2005年第一次去香港，每每从尖沙咀搭“天星渡轮”到中环，都在这里的天星码头上岸，并由此直接步行穿越爱丁堡广场，进入中环。不过这种经历在2007年我再度来港采访香港电影节时已彻底改变。簇新的中环码头取代了此前的天星码头，移步到国际金融大厦IFC楼下，整个码头确实是光鲜簇新，显得开阔、敞亮，设施多为游客考量，但是新的东西就是少了魂魄。没有了历史意味的地理空间只具备功能性，无人文价值。虽然新码头采用维多利亚风格，但其实和多数城市修建起来的新式仿古建筑一般，充满了戏拟的虚伪内涵。§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我想，对于“天星”的怀念，此种集体意识大约是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港人所共有的。历史资料显示，当时的天星码头属于第三代中环天星码头。随着20世纪50年代填海工程的实施，这座码头于1958年落成，紧贴着有香港大会堂（HongKongCityHall）的爱丁堡广场。第三代中环天星码头，正式名称为“爱丁堡广场渡轮码头”，设计以简朴实用为主。码头上设有一个由比利时王子送赠给怡和洋行，再由怡和洋行转赠给天星的大钟，成就香港最后一座机械钟楼。它每15分钟报时一次，是香港所余无几的旧式钟楼之一。码头及钟楼沿用48年，为中环的著名地标之一。在很多香港人的记忆中，天星码头代表着初恋、热恋甚至分手，是爱情生命中的重要地标；它连接大会堂的一带，是香港真真正正的市中心、文化集中地，反映着多年来香港的各种转变。

　　　　上世纪60年代的一部“英语残片”《苏丝黄的世界》里，异国画家即是在这块简单的天星码头邂逅酒吧港女。片中关南施扮演的苏丝黄，让天星码头成为一种代表中西文明碰撞的地理符号。黏稠夏日，香港下过的雨，天星码头上的异国情调，华人旗袍荡涤出来的东方性感，对于英国人来讲，必定是充满了奇幻色彩。那是可以在异地和异种文化中来一次排山倒海的爱恨情伤的情状。然而，再多画面都抵不过素淡的天星钟楼上鸣响的一次钟声，那是人生被敲响的节奏，提醒着你，时光无情地走，感情尽管放低留下，哪怕落满一地惆怅。

　　　　当天星码头和钟楼被拆后，紧邻此处的富有殖民地特征的皇后码头随即面临被拆掉的命运。从“天星保育运动”退下来的香港年轻人，以更大的热情开展保卫“皇后”的运动。殖民地时代，皇后码头是香港政府官员及英国皇室成员使用的码头。历任港督上任的传统，是乘坐港督游艇“慕莲夫人号”抵达中环，在皇后码头上岸，并在爱丁堡广场进行阅兵等就职仪式，然后前往香港大会堂宣誓。1975年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首次访问香港，于启德机场降落后，便是乘坐“慕莲夫人号”渡过维多利亚港，于皇后码头上岸。另一方面，皇后码头也是昔日香港海泳的终点。
Chapter2　从旺角到太子（8）
　　　　所幸，在2005年第一次来港的时候，曾经几次到当时还在的皇后码头，虽然简单，夜晚也不出奇到哪里去，但是确实保有港人曾经的英国文化历史记忆，成为一种可以凭吊的空间。如今，皇后码头移步到新修的中环码头国际金融大厦IFC处，政府最后的决定于香港市民来讲，依然褒贬不一。在移除殖民文化和保卫城市历史遗迹之间，争论的声音一直未有停歇。不过正如当初学者龙应台所言：“公民对一个社会的认同与爱，需要建基在历史的认知之上，不尊重历史的地方，难以长出根与认同。”

　　　　从“天星保育战”，到“皇后”让位，可以瞥见香港回归后，经济发展带来的文化地理的改变。不过城市经济利益的疯长和历史人文景观的保护之间的矛盾并非只出现在香港这个现代国际大都市里，而是几乎在每一个发展中的大都市上演。如今，再搭乘天星渡轮过海，从尖沙咀一边往中环去，船已经驶向了另一个方向……

　　　　中环以外，石板街的高跟鞋

　　　　2011年4月的一个夜晚，我和Maggie在中环地铁站出口等香港的朋友Joy和Wendy，来来去去的港女和港仔填满了中环的夜。这是我从欧洲回来后，再去香港看朋友、休假的经历。尽管头一晚在澳门的宿醉还在脑中作祟，但是香港以一种极大的亲切感减轻了我的头痛症状。2008年后，有三年未去香港。去欧洲前我还处于30岁前的躁动，现在过了30，父母总说这是男人需要承担、需要计划与稳定的时候，只是我的内心还是无法安稳，依然享受在路上的那些惊喜和悸动。而我无论走到欧洲的哪一座城市，对香港的感情都没有减淡。我在伦敦的时候就时常记起香港的各种美好，包括地铁站的各种颜色，我甚至清晰地记得地铁上播报站名的粤语和英语语调。这种映照在我在伦敦日日搭乘Piccadilly1地铁线的时候最为明显。想一想，香港有着半个伦敦的影子，自然显示出历史和文化的对照。等待朋友的时候，有日本游客拿了香港旅行书籍问我应该如何抵达中环威灵顿街，我会心一笑—兰桂坊的地段，其实离我常去喝一杯并和朋友聚会的香港苏豪区（SOHO）已经不远了，自然快乐地为这位日本友人指引一番。

　　　　随后，我们和朋友Joy和Wendy终于见面，随即就在SOHO区域找到一间非常苏格兰的Pub，各自点上啤酒小酌。酒吧的电视里放着英格兰足球赛，有人在独饮，我们则敞开回忆聊起来。自从2008年圣诞，Joy从我们一起学习的奥斯陆离开返回香港，就只剩我一人在奥斯陆，体味北欧冬季的黑夜和漫天风雪，如今再次聚首，自然有很多话要讲；而这也是我几年后再次来港，内心自然翻腾出很多情绪，它们贯穿了我们的整个谈话。SOHO的夜晚，是酒吧的夜晚，是世界各地美食的汇聚，亦是可以在街边把酒，看鬼佬和穿着个性的香港青年来来去去的好时段。

　　　　时间瞬间回到2005年的4月，我和Maggie第一次去SOHO，却走了很长一段路：我们从皇后大道中直行至花园道，沿花园道向上步行走到了香港礼宾府，到达下亚厘毕道（LowerAlbertRoad），又沿着山路往“外国记者协会”走，道路曲折蜿蜒，但是旧时殖民建筑和西洋景色，颇让人有种身在异地的感觉。我还记得，我有一次从皇后大道中，走过雪厂街，走上都爹利街安静的阶梯，看到这条花岗石楼梯上点缀的4盏煤气灯。这些煤气灯属全港仅余，历史悠久，已于1979年8月被政府列为香港法定古迹。据史料记载，都爹利街石阶约建于1875年至1889年间，其上的4盏煤气灯安装年份不详，关于它们的最早记录出现于1922年。这几盏煤气灯于1948年2月29日重开，而全港其他煤气街灯已于其后20年被电灯所取代。香港政府曾希望把灯柱送往香港历史博物馆，其后决定保存，由煤气公司供应煤气并负责维修。香港市政局曾于1984年为这4盏煤气灯在英国订造灯纱及灯罩，现在煤气灯由傍晚6时至早上6时亮灯，由自动开关控制。踏上煤气灯所在的阶梯之后，街道自动过滤掉中环的匆忙景观。这一路呈现灵动的西式格调，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