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刀》在线阅读-第18部分-3D电子书

　　和墨西哥当年的比索危机一样，阿根廷的金融危机将会演变成其严重的经济危机、政府危机、社会危机，并很快就会蔓延到拉美其他国家。但是，和拯救墨西哥不同的是，这次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没有伸出援手，而是隔岸观火。为什么？
　　2000年IMF经济援助了阿根廷400亿美元的贷款，但条件是政府的赤字水平控制在65亿美元之内，显然这是办不到的，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
　　最为根本的是，在阿根廷政府已动用消耗了60亿美元外汇储备也无法阻止资本外逃的情况下，该国总统梅内姆发表讲话，主张将阿根廷经济美元化，公开呼吁阿根廷人“将手中的每一个比索尽快地兑换成美元”，这是试图将比索“美元化”的危险一步，导致了美国的警惕。
　　有分析认为，一再发生通货膨胀的国家；要求货币稳定的呼声很高；在对本国货币普遍失去信心的情况下；不惜采用别国货币，尤其是像墨西哥、　加拿大这样与美国有紧密经济联系的国家更具这样的条件。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家史蒂夫·汉克也认为；在阿根廷人们不相信政治家的时候；实行美元化是使阿根廷摆脱经济混乱、避免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唯一办法。
　　而对此；美国一些官员是早有戒心的。1999年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的萨莫斯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说；有一种危险；即；因为没有货币主权而助长一种怨恨情绪，从而鼓励美元化国家的决策者把经济困难归罪于美国。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则放话说；　“如果某国政府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美国认为必要的货币政策于不顾；　而只寄希望于美元化来确保经济稳定；那它很快就会发现这会失败”。
　　正是美国处于美元霸权地位的长远考虑，为彻底打破弱小经济体把其货币与美元捆绑，或者干脆就以美元为其本土货币的做法，美国对阿根廷危机采取了消极观望态度。
　　在失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输血和美国的刻意回避后，阿根廷金融危机，从酝酿前后到爆发跨越三年多时间，金融危机最终演变成经济危机，阿根廷政权更换频繁，一年之内换了五位总统。
　　救与不救，充分体现出美国一贯的“双重标准”，其依据的背后，就是四个字：“美国利益”。
　　在自由贸易的旗号下，拉美国家大力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金融体系和利率的自由化，方便外来投资，降低公共开支特别是用作社会福利的公共开支，严格履行对外债的偿还承诺，对政府进行重组和现代化改造。在“美国模式”下，原本就脆弱的*被剥夺，经济自主决定权也被削弱。
　　新自由主义者却竭力宣称，在经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结构性改革后，重组过于庞大、过多干涉、经济上无效率的政府，拉美地区经济将会增长，民众阶层将会从创造的财富中获得所谓的“滴漏效应”，脱离贫穷和被社会排斥的状况；适合于拉丁美洲的社会经济状况将会在其逐渐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并进入所谓的“第一世界”国家行列。实际上，在拉美许多国家，人均收入最高的10％人口拥有的财富是人均收入最低的40％人口的20倍还多。

逢敌亮剑清理后院—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8）
美国模式的另一方面，就是向拉美国家大量的美元资本输出，而一旦获利资本回流，就引发连续的金融动荡。按照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多·费雷尔的计算，1982—1985年，拉美向外国支付了1500亿美元的利息，与此同时从这些外资中获得的净收益只有400亿美元。两者之间1100亿美元的差额需要用贸易盈余来弥补，这几乎等于该地区1/3的出口和50％的净储蓄。这些流出国境的资源导致了国内资本的紧缺，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准，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以巴西为例，据统计，截至1998年年底，巴西的外债余额达到2300亿美元左右。同时，在1997年，巴西进入了偿还内债的高峰期，政府不断地从国内外市场上借入新债偿还旧债。这一方面加大了国内货币市场的压力，另一方面也给外汇市场造成相当大的冲击。1998年，资本的流入发生了逆转，国外资本开始逃离巴西市场，终于导致巴西在2001年发生了金融危机。
　　正如阿根廷拉美社会科学理事会执行秘书阿蒂里奥·　博隆教授所说，疯狂的管制放松、金融自由化、私有化是新自由主义者为建立其新自由主义政府、满足霸权主义资本家的跨国利益以及满足盟国利益的结果。
　　取消第三世界债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克·托萨恩特指出，在1982—2000年间，拉美偿还外债利息高达1452万亿美元，是全部外债的4倍还多。1982年达到了3332亿美元的最高峰。但是，债务还在持续增长并于2004年达到天文数字7230亿美元。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说不能偿还债务并认为债务是不公正、不道德的原因。债务还是勒索与控制拉美的工具，阻碍了拉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我们今天看到的厄瓜多尔总统总是连续被印第安人运动和平民*所推翻，阿根廷政府不断更迭，*发生民众抗议，委内瑞拉发生玻利瓦尔革命等这些拉美国家的动荡，正是美国的经济殖*义者希望看到的，这也是美国利益的需要。
　　但是，拉丁美洲也不是完全按美国设计的模式，经历过连续多年的经济动荡和政权更迭和越来越明显的社会不公后，拉美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左翼政治势力的发展迅速，其中以查韦斯总统最为引人注目。
　　查韦斯于1998年当选委内瑞拉总统，为了纪念伟大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年，是拉丁美洲著名的革命家和军事家，由于他的努力，委内瑞拉、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巴拿马六个拉美国家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获得独立。人们常称他为“南美的乔治·华盛顿”），第二年他就把“委内瑞拉共和国”的国名改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缺乏生存力，政治上增加了不稳定因素，使得拉美人民转而支持非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并寻找其他发展模式。
　　四、拉美陷阱与美国受到的挑战
　　“拉美陷阱”和“拉美化”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因为中国和拉美许多国家一样，都从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转型，都在搞吸引外资政策，走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也一度成为中国经济的必修课。中国也一度出现中等收入人口比例少、失业人口较多、贫困和绝对贫困人口较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通货膨胀严重、金融潜伏危机等现象。

逢敌亮剑清理后院—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9）
一方面是经济有所增长，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趋缓；一方面是社会有所富裕，另一方面是贫困人口反而增加；一方面是现代化有所进展，另一方面是在其总人口中有相当规模的人口却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成果，这种情况，也就是经济专家们所说的“拉美陷阱”。
　　在整个80年代，拉美的经济增长建立在外国直接投资（FDI）基础之上。
　　据美洲开发银行统计，从1990—1994年，公共部门从694家公司的出售中获得了590亿美元收入，几乎比所有实行私有化的发展中国家该项收入1040亿美元的一半还多。如果从1990年算起，截至1996年，82417亿美元的私有化收入几乎占实行私有化国家收入的53％；1997年和1998年，该项收入为71058亿美元，占618％；1999年，该项收入为230亿美元，占54％。拉美在整个90年代的私有化收入占所有不发达国家私有化收入的56％。
　　这些数据可以说明为什么在结构性的经济改革中，拉美是新兴市场地区中私有化和国际化比例最高的地区。
　　但是，该地区来自直接融资FDI的收入并不意味着货币流量的增加。
　　截至1998年，超过40％的FDI是来自并购的收入，而这些并购仅仅意味着所有权的转移，并且主要还是流向跨国公司。从格兰德河到麦哲伦海峡，所有国家的真实情况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多地被改变，大部分国家变得依赖私有经济和国际市场。
　　统计资料显示，结构调整导致失业率升高，社会不安全感增大。从1980—2003年的20多年里，拉美国家失业率长期上升。债务危机中的1983年失业水平上升了84％，墨西哥比索贬值后的1996年达到了最高值79％，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又达到了更高值89％。
　　从同一角度来比较，平均失业率在2001年、2002年和2003年分别达到了极高的92％、93％和107％。甚至在该地区经济增速达到55％的2004年，失业率也仅仅是在经济活动人口中下降了10％。
　　也有学者认为拉美化是伪命题，外资其实对拉美各国的发展起着良好的作用，拉美的问题只是利用外资的方式不当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国这样以吸收直接投资为主的利用外资方式，不存在这样的危险。
　　孰是孰非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毋庸置疑，照搬西方开出的经济改革药方，不顾本国实践的需要，拉丁美洲的改革都证明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发展”，是必然要失败的，拉美国家也在反省中开始了21世纪的自主经济之路。
　　对于“经济拉美化”和“拉美陷阱”，　有一点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忽视，那就是发生金融危机的拉美富国都是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危机频繁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荷兰病”的困扰。
　　所谓“荷兰病”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在那以前，荷兰是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国家，后来，荷兰在北海开发出了新的天然气资源。当时的两次石油冲击导致油价上升，却给荷兰带来了意外的收入。
　　但情况似乎对荷兰不利，因为荷兰越是增加天然气的生产，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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