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体现了一个年轻人发现世界的过程。他从未去过东方，没有日本朋友，不懂日文，甚至从未读过关于日本的著作。而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来讲，日本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它的经济表现使整个世界黯然失色。“但我却发现日本并没什么与众不同之处。”艾默特在1989年12月出版的《太阳照常落下》（The Sun Also Set）是第一本冷静、清醒地指出日本经济潜藏的种种问题的著作。一个月后，日本的泡沫经济破产了。这一时机，一下子将比尔·艾默特推向了准预言家、日本权威的地位。艾默特说对于一家集体署名的媒体，这种外来的声誉有助于其自身的身份确认。很显然，“它也对于我在1993年获得这一职位有重要的作用”。同样关键的是，这一经验使艾默特更加坚信这一点，在这个世界上，普遍原则的适应性远比特殊性要广泛得多。这也使他在伊拉克的战争问题上，坚定不移地站到了美国一方。他相信萨达姆不过是一名独裁者，推翻他不会引发阿拉伯世界的仇美情绪。相反，它可能促成一场阿拉伯地区的真正现代化。他也不相信文化传统与价值观是不可改变的，因为“1945年后的日本用5年时间将自己建成了一个不一样的国家”。 这是一个编辑规模比它的影响小得多的杂志。《经济学人》在全球的分社根本无法与《纽约时报》或《时代》相比，它全部的编辑人员不过100人。它多少有些不屑于追求地区化的编辑方针。《经济学人》几乎向全球出售统一的编辑产品。它喜欢称自己是“全球性的声音”，而非地区性的。它87万册的发行量中，只有六分之一是出售给英国本土的。就像艾默特所说，“英国不再是帝国这一现实，解放了《经济学人》”，它更可能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待世界正在发生的转变。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这份报纸的特性吧，除去绝对杰出的写作风格，集体主义的声音，大学教授一样的编辑人员，它的立场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称《经济学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的确，就像160年前一样，《经济学人》仍坚定不移地支持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它是个保守派吗？似乎又不是。比尔·艾默特领导下的《经济学人》支持同性恋运动、文化的多元性，反对王室家族。就像这份报纸自己所说：“它支持了罗纳德·里根与玛格丽特·撒切尔。它支持了美国的越南战争，但它同样对哈罗德·威尔逊与比尔·克林顿的自由派主张持肯定态度。” 但这种矛盾并未掩饰《经济学人》的真正立场，即它对于特权阶层的反对，对于历史的确定性的藐视。它不相信有什么结论是不言自明的，它坚信历史发展的开放性，它相信人们通过争辩与探索可以更好地理解眼前的问题。它也不沉迷于意识形态，它认为很多灾难是可以通过技术性手段来解决的。它坚信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普遍性原则……而面对眼前的复杂问题时，它还希望我们都有一种不可遗忘的幽默感。这些信仰绝非说明《经济学人》是一贯正确的，恰恰相反，它常常犯错误，只是它从来不避讳承认这种错误。尽管它常常以一种先知性的口吻在说话，但它最反对就是排它性、封闭性的思维方式。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访谈（1）
20多年前你加入《经济学人》，1993年你成为总编辑，你认为在过去20年间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23年前我加入《经济学人》时，它的规模仍很小，发行量只有今天的四分之一，在当时关注的主要是英国事务，读者的大多数也来自于本土。 过去20年中最显著的变化是，以上情况完全改变了。我们大部分篇幅关注的是非英国问题，只有不到20％的读者是英国人。尽管我们很早就被视作具有国际性眼光，但直到现在我们才成为一家全球性的报纸。 第二个变化与其相关，《经济学人》变得更加职业化。当报道全球事务时，我们有更多的全职记者与作家，他们具有更加杰出的能力。因为媒体的竞争更加激烈了，人们很容易通过CNN、BBC来得到更多的信息。我们设立了更多的办事处，拥有了更多的驻外记者，以提高报道质量。 第三个显著变化是，比起直接的新闻报道，我们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分析性文章上。尽管我们仍称自己是报纸（Newspaper），但事实上，我们变成了一份Analysis Paper或是Argument。我们很少关注那种即时性新闻。 《经济学人》的变迁反映了英国与整个世界的社会变迁。在我1980年加入时，只有一名员工是非英美籍的。而现在，我们拥有了日本、印度、德国等不同国籍的用英语写作的记者。员工的教育背景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再仅仅是那些在英国大学受教育的牛津与剑桥毕业生。我们的员工拥有更广泛与复杂的教育和出身背景，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女性员工。 我们对一些事物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我任总编辑期间，一些编辑政策也做了改变。我决定《经济学人》应该反对王室，我们应为废除王室而呼吁。而如今编辑部内大部分员工也支持这一倾向，这在20年前是不可能的。 在1843年《经济学人》创办时，英国是世界的中心，一个帝国，而如今它只是个二流国家，这种改变如何影响了《经济学人》？ 英国的衰落解放了《经济学人》，让我们更加全球化。我们是非美国视角的，当然我们吸收了一些美国式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但我们如今更为独立了。英国只是我们感兴趣的一个国家，我们是一家英国的报纸，有着英国式的态度，但我们不仅仅为英国的利益服务，我们关注所有的国家与地区。对，我们受制于这个现实，我们是英国人，受的是英式教育，但我们相当全球化。 《经济学人》的历史上有一些伟大的编辑，比如创始人詹姆斯·威尔逊、第三任主编白芝浩，他们的主要传统是什么？ 我们被他们影响，但我们并非他们的俘虏。最大的影响来自传统，这是基本的信念—自由市场、自由贸易、民主。这些观念来自于白芝浩与他的岳父—也就是《经济学人》的创始人詹姆斯·威尔逊。 这些基础的信念被继承了下来，同时我们仍喜欢白芝浩关于清晰写作的信念—并没有复杂到无法用普通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话题。我们相信可以用清晰的英语写出专业化的文章，比如金融市场是如何运转的。人们可以用简洁而准确的方式交流，这是《经济学人》始终坚持的传统。我们可以关注生物技术、政券市场或是中国政治，或是格林斯潘。我们相信读者能理解这些，因为使用了相似的表达方式，这是白芝浩的重要传统。 在19世纪时，英国的媒体主要在与政府作斗争，以争取更多的自由与民主，政治是它们最大的议题。但如今，政治似乎越来越失去其中心位置，年轻一代不再想知道威斯敏斯特在争论什么，你对此感到忧虑吗？ 但新一代对于世界很感兴趣。他们想知道它如何运转，向何处去，他们也想知道怎么赚钱。但政治是惟一值得关心的主题。 你是对的。在19世纪英国并没有真正的民主，最大的议题是如何建立与争取民主。而现在，人们已经习惯了民主制度，甚至已经不关心自己的政治权力。但我们有了更广泛的兴趣，我们想知道世界的最新进展，而非总是沉湎于老问题。 《经济学人》的一个最大担心是，它的读者群不断老化，但这并没有发生。我们的读者平均年龄是41岁。这是个很好的数据，它表明我们同时拥有20多岁的年轻读者与70多岁的老年读者。 19世纪中后叶那个时代，人们仍然相信启蒙运动的信念、理性与社会进步，这种信念是《经济学人》建立的基础。但如今，人们似乎越来越相信人类非理性与混乱的一面，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自信了，这种改变会影响今天的《经济学人》吗？ 进步并非必然，但它是可能发生的。所以，我对启蒙运动的精神持乐观态度。 我们相信进步性，相信技术造成的麻烦要小于它带来的帮助。经济学与它的分析方式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问题。就像我们对于环境问题的态度，它并非如环保分子说的那样悲观与不可改变。恐怖主义是反抗启蒙运动遗产的一种方式。而环保主义者是另一种形态，他们相信经济增长将不可避免地摧毁环境与我们的星球。但我们不相信这一点，这同样是白芝浩与威尔逊的传统，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找到解决方案，以达成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 对于恐怖主义，我们也抱有类似的信念。我们不是福山（Fukuyamamen）的信徒，以为历史已经终结。我们也不认为每个国家都会不可避免地民主化。但我们相信，民主是可以传播的。
访谈（2）
1999年你写作了《自由之旅》这篇长文。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我们生活在由柏林墙倒塌而带来的对自由的极度自信的状态之中。“9·11”是对这种信念的一个巨大颠覆，对你个人的信念有改变吗？ 不，没有。它令人震惊，但它并未改变我的基本信念。我把它视作对进步与自由观念的一种挑战。是的，更先进的交流工具，科学方式与技术手段加强了恐怖主义的破坏力，但它们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自由的信念。 所以，“9·11”并非是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不，我不认为它是。它是前进路程中的一个抵消力，但不是转折点。 那你如何评估美国政府在过去14个月中的反恐行动？ 布什政府取得了很多进步。 他是对的，他说反恐战争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多的努力。我们不能指望很快就获得胜利。他在阿富汗问题上取得了很多成功。阿富汗如今正处于一种更好的状态。 他也使恐怖分子的日子更难过一些。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处决，而另一些则陷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