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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建立社会中间层和公民社会，以协助工人阶层、农民和非正式就业人员建立有组织的、独立的、社会法人团体形式的组织如工会、农会、矿工协会、福利协会等来有效地捍卫自己的利益。这样的社会中间层起了一个减压阀的作用，不仅为国家卸掉了大量的社会负担和社会矛盾，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冲突的危害性和毁灭性，让社会各种不同利益和冲突以文明的谈判、调解和斡旋的方式得到解决，还能让社会各个群体心情舒畅，没有被制度性压制和剥夺的感觉，没有被歧视和压迫的感觉。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一种“四赢”局面：
（１）工人、农民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得到维护，社会冲突的压力依然存在，但是被大大降低，不再会发生社会*和革命，因为社会群体有了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沟通渠道后就不再需要制度外的激进运动方式了。
（２）国家也是重要的赢家。许多企业发生的*和骚乱一旦扩散开来就可能酿成全国性的*和革命，社会*具有很强的“传染扩散”能力，所以这必将威胁到国家整体稳定。而社会中间层的建立大大舒缓了一个国家中央政府的压力，让国家不必再“事必躬亲”，管那么多自己不该管、也管不了的事，同时大大降低了一个国家发生大规模*的可能性。
（３）企业家和社会精英阶层也是获利者。通过文明的集体谈判的方式大大降低了企业内部工人持续进行高强度工潮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了暴力攻击企业领导、厂房和机器设备的可能性，这样资方可以安心集中精力于企业效率的提高、市场的开拓和产品的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而工人工资和福利的保障也有利于工人生产热情的提高并带动企业生产率的提高。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七章 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13）
（４）国家、企业主和社会群体共赢的情况，有利于整个国家塑造出一种文明、祥和、理性的气氛，一种不使用暴力、用文明方式协商解决社会争端的公民精神，而这种公民精神正是一个国家发展*制度最需要的一种精神。公民精神的塑造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理性、平和、渐进，有利于社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将最终使每个社会群体大大受益。一个国家能否发展出更健康、更理性、更高层次的*，其关键在于和平理性的公民精神的培育，而这一切都是从建立社会中间层、建立良好的维权和利益博弈机制开始的。当工人阶级的代表穿上西装、打上领带，走进集体谈判的大厅与资方代表进行谈判，而国家政府作为中立的一方来为双方斡旋、调节和协助双方谈判时，三方（国家、劳、资）也许会同时发现，要建立一个更好的、非暴力的文明社会原来是可能的，而且是不难的，只要这样的协商机制得到确立，社会就会逐步脱离蒙昧和暴力向文明社会、向世界头等强国演进。
“橄榄腰”越粗越好
１９９０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给人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和深刻的记忆，如何能从这样的历史巨变中总结出历史教训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之路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前文已经谈到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改革的教训与当时过于激进的改革、盲目信任西方而忽视了本身国情的复杂性有重要联系。当然，前苏联极权主义的党政合一式的全能主义统治方式也是前苏联在激进改革中轰然解体的重要原因。前面已经谈到达伦多夫的观点，他认为*国家比极权主义国家更容易解决内部的矛盾和社会冲突，从而使得*国家基本上摆脱了革命和大规模*的危险（请对比图11…12和图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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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3：前苏联式的极权主义模式是导致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
图11…13展示了前苏联式的极权主义统治模式：其实是极权主义国家自己为自己塑造了千千万万的对手，本来社会的大量矛盾在一个现代*国家中可以通过社会中间层和社会自治的方式来疏通和调节，从而让社会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让社会自己去运行、调节和更新，国家当然可以协助社会基层建立自治机构，并为社会团体之间的谈判作调解和斡旋，总的来说，国家的立场是比较超脱、超然和中立的，其扮演的主要是管理、规划和调控社会的角色。
但是极权主义模式注定了苏共要大包大揽，要想控制社会所有领域，不允许社会有任何独立自治声音的存在，不允许有任何民间独立的利益谈判和调解机制，不允许有任何独立的工会、农会和民间自治团体，从而使得本来可以由社会自我调节机制自行解决的大量社会争端和社会冲突被国家强行压制，这样每个社会群体和个人在遇到矛盾和冲突时都得不到制度化解决的渠道，从而长期积累起越来越多的对苏共和苏联国家的整体不满。这种被强行压制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就像激烈的地壳运动一样，在地下以可怕的能量聚积着、运行着，平时很难看出蛛丝马迹，可是一到社会危机点燃的时候，整个能量就在一夜间彻底爆发，多少年积累的社会冲突和社会能量在短时间内让大家都失去了理性，工人、农民、职员、学生甚至是公务员本身都把自身的不满和生活中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统统指向苏共和前苏联中央政府。。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七章 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14）
其实在很多情况下，苏共和前苏联中央政府一定会觉得不解和冤枉：“为什么老百姓把矛头全指向我们？”的确，那么多社会群体的矛盾和冲突中，绝大多数可能跟国家没有一点点关系，关键是这样的制度阻塞了言路，阻塞了利益表达，也阻塞了理性利益机制的博弈，从而让社会痛失了解决大量社会冲突的能力，也让前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失去了自我制度更新的机会，最后让大家在社会政治危机中把不满统统撒在国家的头上，从而导致了国家在短期内失去了基本的道义上的合法性而发生可怕的崩溃局面。
社会中间层的缺失让人民在遇到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时第一反应总是“要去莫斯科，找党中央反映问题”。这让苏共中央政府压力无比沉重，最终不堪重负而被压垮。而在西方*国家，这种情况基本不会出现。事情总是这样的，当人们没有正常的利益和意见表达渠道时，最后只有被迫采取体制外的激烈手段，就好像大江大河的激流一味地去堵它，而不是采取办法去疏通和引导它，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山洪暴发。
如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性阶段，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让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短短3０多年内得到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也较改革开放前取得了飞跃性的提升。市场经济的巨大力量让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如果说实行改革开放、打开中国国门，并最终确定中国市场经济道路象征着中国前途和命运两大转折点的话，今天中国又历史性地走到了十字路口。中国的头等强国之梦、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之路需要今天的中国人做出历史性抉择，中国前进路上的问题和难题正考验着我们现代中国人的智慧。市场经济改革大方向的选择让中国向现代化的方向迈进了至关重要的一大步，但是市场经济本身的问题和复杂的利益机制的博弈需要我们相应地改革管理体制以适应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空前变革。
在这个重要议题上，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理论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具有深刻的意义。前面提到，一个良好的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一个良好的社会应是一个拥有健全体制来疏通、调解和解决冲突的社会。其实，冲突存在于任何社会，冲突本身并不可怕，怕就怕对社会冲突视而不见或是干脆不承认有社会冲突，对冲突采取非理性的压制办法解决。市场经济本身能带来巨大的社会进步，但也会带来大量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冲突，资本和劳工权力的不平等容易导致劳工权利被损害和侵犯，而行政权力介入市场与资本相互形成共生体更容易带来权贵精英资本主义，普通民众的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从社会经济高速的发展中无法获得起码的福利增加，这样下去，各个社会阶层对现存制度越来越不满，越来越怀疑，最终导致大家对市场经济模式失去根本信任。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大量教训已经启示了我们，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会带来大量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危机，最终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陷入空前的动荡。前面提到，西方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通过建立社会福利国家来缩小收入的不平等和促进大众福利；通过建立社会中间层，即公民社会的自治来缩小精英阶层和普通平民（比如劳资双方）的权力差异从而保障老百姓的民权；通过言论自由和媒体开放来监督有产者是否会用自己的权力和资本来做出危害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比如污染环境和侵犯消费者利益）；通过独立的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底线来防止普通民众权利被侵犯并为市场竞争确定公平的游戏规则。这就是当前西方社会相对稳定、没有爆发剧烈冲突和危机的秘密。为什么西方一些国家能够较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让其避开大规模*和革命的灾难性后果，其根源在于建立了解决社会冲突所需要的疏通机制、社会沟通机制和社会利益表达机制，这样的机制可以用一个公式表示出来：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公民社会＋言论自由＋司法独立＝较为健全的社会体制。只有社会冲突的疏通机制和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制度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