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判断时间存在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刘易斯拐点”离中国已越来越近了，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巨大支撑作用的劳动力资源，像其他各种资源一样也会有短缺的一天。
四、博弈的“本钱”
1。 欧美前鉴
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对资源和能源的大规模需求是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结果，历史上的制造业大国在发展历程中都不同程度上遭遇过这些问题。
英国是历史上第一个制造业强国，曾经依靠强大的国力在它遍布世界的殖民地进行廉价的资源采购，后来随着国力渐微和殖民地纷纷独立，英国获取资源的代价越来越大，制造业也就逐渐衰落，进而被美国赶了上去。而美国的制造业在经历了近百年的高增长，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呈现出疲态，其重要原因就是发展经济所需的能源与资源消耗太巨大，将国际资源价格不断推高，从而加大了它的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削弱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开始出现一系列连锁衰弱现象。日本也不例外，“二战”后，日本制造业的迅猛发展曾推动了经济的振兴，但迫于国内自然资源匮乏，日本对国际资源的需求不断膨胀，制造业最终难以维系这种高增长速度，开始走向缓坡。
环境污染也是如此，欧洲在早期的工业化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伦敦烟雾、莱茵河与泰晤士河污染等一系列公害事件。遭遇变身“下水道”之苦的也不仅仅是今日中国的黄河，昔日的莱茵河也曾遭此劫难。今天看起来如诗如画的莱茵河，当年也因为工业废水的流入而污染日重，一度变黑发臭、鱼虾绝迹、水鸟飞尽，被人们厌恶地称为“欧洲下水道”。直到20世纪中期，沿岸各国才达成共识，颁布了《水域管理法》，经过持续治理，莱茵河才又恢复了清澈碧澄的本来面目。。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三章 博弈的本钱（8）
所以，像资源约束、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问题，是所有试图进入工业化文明的国家都会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只有今天的中国才碰到的，世界上其他国家在更早时就碰到了。
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中国可以放松警惕的借口——以为既然以前的欧美国家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今天的中国就也一样会轻松解决；既然莱茵河能从“欧洲下水道”回归清澈，那么黄河自然也就会从“中国的下水道”恢复本来面目。但事实并非如此。
2。 后发劣势
尽管中国面临的问题可能是欧美国家以前曾经面临过的，但中国已不可能再有昔日欧美国家那样解决问题的机会了。因为昔日的欧美是率先步入工业化的，它们具有“先发优势”——一个国家由于占有产业链的所有环节，因而不会存在与其他国家的博弈，不会存在与其他国家在产业链上的竞争，它们所碰到的各种危机，以前都有机会、有能力去进行化解。
如今的中国，却完全没有了当年欧美国家那样宽松的市场环境。产业链的国际化分工让中国成为了产业链中的一环，而且是最低端的一环。今天的中国非但没有占满整条产业链，还要面临最为严峻的博弈——既要经受来自产业链两端欧美企业的残酷挤压，还要面对底部众多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激烈竞争。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已很少有机会、有能力再去回头解决和修正这些难题与错误了。
可以想见，欧美国家当年在碰到资源约束时，可以通过向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的方式进行解决，但中国可以吗？显然不能，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资本，中国还没有发展到那种能摆脱制造业的程度，中国还有巨大的人口和就业压力，中国还没有积攒到那么大的本钱。欧美国家当年可以拿出巨资来改善环境污染，是因为它们在工业化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中国可以吗？也不行，因为中国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有许多领域需要去投资，没有那么多的资本投入治污。
所以，中国如今面临的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问题，是一个非常棘手、十分严峻的问题。
在当今的产业链博弈中，一国的资源就是一国发展制造业的“本钱”，尤其是对中国这样的具有“后发劣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产业全球化分工中，发达国家即使是本国资源不足，还可以凭借自己领先的技术和资金优势继续在产业链中保持优势地位，而中国这样的后发进入工业化的国家，在分工中最突出的“比较优势”就是资源和劳动力，这些优势一旦没有了，相当于丧失了与欧美国家博弈的本钱，最后的结果是难以想象的。
五、拉美化噩梦
2004年春天，在中国每年都要例行召开的“两会”上，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的马凯说到，“中国的经济增长要防止大起大落”，“要警惕拉美现象”。由此引发了国内长达两三年的关于“拉美化”问题的讨论。讨论的焦点问题就是：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是否会重蹈拉美化噩梦？
什么是拉美化噩梦呢？简单地说，就是以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走了一条典型的“外资主导型”道路，即为促进经济发展，这些国家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和优惠政策等，大力吸收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外资也逐步在这些国家的多数产业中占据垄断地位，这些国家的经济在最初的几年里甚至十几年里，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社会也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但由于长期以来对外资的过分依赖，国内企业创新能力丧失，在与外资企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一旦这些国家的政局出现动荡，或者西方跨国公司发现能挖掘更多利润的地方，外资企业集体撤离，结果弱小的国内企业根本撑不起国内经济局面，“产业空洞化”现象出现，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起社会动荡和衰退。
第三章 博弈的本钱（9）
阿根廷就曾经是拉美化噩梦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比如在1992年到1997年间，阿根廷被西方国家盛赞为第三世界“样板国家”，当时颇具影响力的金融报纸《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曾发表评论，赞扬梅内姆新自由主义政权进行的“经济改革”深刻而有效。原因就是阿根廷实施自由化政策，大力吸收外资，外资可以自由进入银行、电信、石油和工业等领域，在最初的几年，经济确实出现一片红火的迹象，但在随后的几年中，阿根廷的经济并没有像当时世界银行预测的那样“成为第一世界的第一候选国”，而是经历了长达五年的衰退。当时经济的负增长超过了20％，几百万阿根廷人的大约400亿美元存款被冻结，外资大银行处在破产的边缘或准备撤出阿根廷，国家停止偿付1500亿美元的外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提供新贷款，华盛顿和欧盟甚至要求阿根廷政府进一步削减公共开支、裁减更多的公职人员和减少社会福利，以致到2002年约有50％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七年，但回首往事，阿根廷人仍然感到寒意阵阵。
当然，如果仅仅通过简单的对比就断言中国吸收外资政策的发展模式会导致中国迈入拉美化噩梦，未免有失偏颇。但中国和拉美同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采取了鼓励外资的政策，凭借的又都是劳动力和资源优势，而拉美国家经济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不同程度地出现衰退，很难不让人联想到经历近30年高速增长后的中国，未来的道路将何去何从？
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中国采取了“引进来”的战略，外商直接投资逐年递增，曾经连续十几年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力量。也许我们不愿承认，但现在的事实就是：中国经济对于外资的依赖症状越来越明显。
有一位华裔的黄姓美国经济学家曾对中国的外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的结论是：中国外资和有效内资的比例介于和之间，已经十分接近于当前世界公认的外资依赖国，如新加坡、荷兰和爱尔兰。然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大国——2008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比例约为7％，列世界第三位，外资依赖程度这样高，确实有点反常；因为一般来说，小国容易对外资产生依赖，而大国对外资的依赖性相对较弱。大概在2005年，中国并购研究中心曾经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产业地图》的书，该书中提供的数字更是惊人。书中指出，中国已开放行业中的前5名多被外资企业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如中国啤酒行业中60家大中型企业只剩下青啤和燕京两个民族品牌，电梯行业中最大的5家都被外商控股，占全国产量的80％以上，医药行业中的20％被外资控制，汽车行业中的外国品牌占到销售额的90％。不仅如此，咄咄逼人的外资企业在国内市场展开了“并购”大战，据统计，近几年发生在中国市场上的并购案例，75％以上是外资企业进行的。
那么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是否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是否符合中国通过市场换来技术的初衷呢？事情并不让人乐观。著名中国问题观察家乔治？尔伯曾在美国的《外交事务》上撰文——《中国奇迹背后的原因》，文中提出令人十分震惊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并没有产生世界一流的企业，反而面临着重大的危机，主要因为中国外资企业主要依赖进口的设备和技术，内资企业缺乏创新能力，在技术方面落后于日本等亚洲国家，导致中国未来的竞争力要比邻国弱很多。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报告更是得出一个让人沮丧的结论：由于中国的高科技和工业产品出口是由外国企业而不是由中国企业主导，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