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邦背后的金融帝国:保险巨头AIG大揭秘- 第17部分

跟汉克·格林伯格一起共事的日子（4）
当访客到格林伯格的办公室去见他时，迎接你的永远是王先生：早在我加入AIG　的时候，他就已经跟格林伯格在一起了。当格林伯格离开AIG　的时候，王先生也同时离开了这家公司，并追随格林伯格去了他的新办公室。只要你一进格林伯格的办公室，王先生就会帮你脱下外套，然后带你走进格林伯格办公室隔壁的会议室。我相信，但我并不确定，可能这位王先生早在史带时代就已经加入公司了。我曾经跟王先生交谈过很多次，而且我相信其他同事也都跟他非常熟悉。比如说有一次听说我要去巴西出差，王先生告诉我，“谢尔夫先生，我在里约热内卢有两套公寓，您能帮我照看一下吗？”听说我要去香港，他又会告诉我，
　　“谢尔夫先生，我在香港有栋写字楼。您能帮我照看一下吗？”似乎连我们的餐厅服务都拥有数十万美元的AIG　股票。在AIG　，即便是那些不起眼的小角色都过得不错。这还只是AIG　传奇的一部分，而格林伯格本人生活的简朴更是为AIG　增加了更多的传奇。他在纽约的公寓非常简单，他在布鲁斯特的家尽管很漂亮，但也非常简朴。他不会在艺术品、衣服或者是其他任何东西上花太多的钱。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他曾经告诉我他经常去的那家教堂附近的鞋店正在大减价，并说这是一个买便宜货的好机会。虽然格林伯格也很喜欢他的豪华汽车，私人飞机，以及史带帝国给他的其他特权，但对于一位身家数十亿的富翁来说，他的生活方式的确是太简朴了。
　　AIG　帝国有很多标志性的建筑——比如说那些豪华气派的办公大楼以及公司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豪华公寓，比如说摩法尔庄园，香港的山顶别墅，以及公司在百慕大AIG　大楼顶上的公寓；还有格林伯格位于马哈顿松树大街70　号的办公室。公司总部是格林伯格以1500　万美元的低廉价格从城市服务公司（Cities　Service）　买来的；公司总部的餐厅能提供各种中国美食并配备华人服务生，公司还拥有私人豪华喷气式飞机等等。
　　1981　年，在我结束中国之旅时，我和其他10　位同事一起参观了香港的山顶别墅，无论按照什么标准，这都是一个极尽奢华的地方——尤其是我刚刚在中国停留了三个星期之后。后来我在我纽约的公寓宴请了同批人，整个宴会由AIG　的中国服务生负责安排，他们为我们定做了极富异国情调的中国美食。为了让我们品尝到地道的中国美食，他们专门邀请了自己在唐人街的厨师朋友，让大厨们搭出租车一道一道地把菜送到我的公寓。跟AIG　的其他高级执行官一样，我也可以享受到史带在世界各地修建的公寓，其中包括在东京市中心的番长屋（Bancho　House）　，那里的厨师据说曾经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厨师。
　　无论是对于主人还是对于客人，在AIG　总部进餐都是一次美妙的享受。在一顿丰盛而健康的午餐开始之前，我们会享受到各种各样美味的饮料。当时我们在公司内部专门为公司的高级执行官们准备了一个小型的餐厅。我还记得格林伯格曾经下令把午餐时的饮料减少到两种。所以很多喜欢喝酒的同事都会跑到大街对面的酒吧里来上两杯，然后再回到公司的餐厅里再喝上两杯。我甚至还记得我们的主席吉米·曼顿曾经告诉我，当他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公司的执行官们经常会到外面找个地方讨论公司的保险业务，从早晨一直讨论到中午。午餐时喝下很多杯酒后，大家都觉得今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于是吃完午饭就回家藉着酒意睡觉。
　　通常情况下，饮料之后就是新鲜的胡萝卜、芹菜和花生。然后就是主菜，我最喜欢的是“格林伯格鳕鱼片”，一种在高温之下快速煎烤的鳕鱼片。除了鳕鱼片之外，通常还会有一道常规菜，比如说新鲜的雪豆，还有一些水果或撒了姜丝的冰淇淋——因为中国人相信，姜丝能够助于消化。在一些特殊的场合，餐厅还会专门准备一些雪茄——比如说我们从海外买来的古巴雪茄，不过餐厅供应雪茄时，会把费用算在我们的帐上。
　　有一段时间，由于AIG　的餐厅里只有中国服务员，所以一位爱尔兰服务生曾经宣称要以业歧视将AIG　告上法庭。更加糟糕的是，这些中国服务员当中有很多人甚至都还没有取得合法移民资格。所以AIG　只好雇用了一些爱尔兰女服务员。可没过多长时间，这些服务员便全部辞职了，据说是因为中国服务员们想办法整她们。我也不清楚他们厨房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中国服务员们的这些办法显然非常奏效。直到今天，AIG　的餐厅里仍然只有中国服务员——只是增加了一些华裔女服务员罢了。

跟汉克·格林伯格一起共事的日子（5）
格林伯格每个月都会在他的餐厅里举行一次管理层的午餐会。1982　年8　月30　日的月会当天，最新一期的《福布斯》杂志上市，当时杂志在“见闻”栏目把我当成了主题人物，编辑在杂志里配上了我的照片，还请来了一位嘉宾来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次采访的主题是我那本关于服务业的新书《超越工业化》。由于我之前并没有告诉格林伯格这次专访的事，加上又想到“千万别把你的上司蒙在鼓里”这句老话，所以当我坐在会议室的时候，浑身上下都绷得紧紧的。每次召开类似会议的时候，格林伯格都会一边绕着会议室转圈，一边挨个要下属们汇报一些最新的重要进展。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常会爆发出一些大笑。公司专门负责社会主义国家事务的邱考斯基当时刚从东欧回来。他兴奋地谈到了自己参观保加利亚的情形，在他看来，当地人显然把他的曾祖父当成了这个国家的救世主。还在索菲亚市受到了热情了款待。正当他不停地大谈特谈的时候，格林伯格突然打断了他，“我们难道是付钱让你去享受款待的吗，老邱，或者说是你应该付我们钱？”整个房间里顿时爆发出了一阵雷鸣般的笑声，然后是下一个人发言。当快要轮到我发言时，我不由得开始紧张起来。虽然《福布斯》的那篇文章是在支持AIG　在服务问题上的立场，但这篇报道主角却是我，而据我所知，格林伯格一向不喜欢跟其他人一起分享荣誉。就在轮到我发言之前，我开始犹豫起来，不知道是否需要提到这篇文章，我告诉自己，“可能他根本没看到这篇文章。”
　　这时只见汉克转向我，说道，“罗恩，”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我看到《福布斯》上的那篇文章了。棒极了。这正是我们想要的。恭喜你。”我顿时感到一阵轻松，然后就开始报告我的工作。看来那天我的运气不错。那篇报道对公司的确是个好消息，看来格林伯格也同意这一点。
　　在AIG　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经常会乘坐AIG　的湾流四型喷射客机之一，整架飞机的内部都是由格林伯格本人亲自设计的，而且他总是威胁说自己要去学开飞机。但在我看来，汉克并不懂得如何使用飞机上的许多设备。有媒体报道说，这架飞机里有一间专门供汉克和妻子（　当他的妻子跟他一起旅行的时候），还有他们爱犬使用的主卧室。为了避免打扰汉克，如果其他人在半夜想要使用卫生间，就不得不去飞行员的卫生间。可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汉克会直接告诉我，“不用担心打扰我，直接去用就好了。”
　　大多数AIG　执行官们都会尽量避免跟格林伯格一起飞行，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在旅行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情，而跟汉克一起旅行却意味着会接到更多的工作，有时甚至会受到一顿训斥。记得有一次，我去欧洲出差，碰巧当时汉克的飞机也在那里。其他跟汉克一起飞去东欧的执行官们都各自去处理自己的工作了。我去见了汉克，他问我是否要回美国。当时正是周末，我说我从来没去过布拉格，所以很想去一趟那里。
　　“我不想一个人飞回去。你跟我一起走吧。”他说。他并没有批评我想去布拉格玩一趟，也没有责怪我要浪费公司的钱搭乘返程航班——我想，他可能只是觉得我可以不照原定计划，他一起回去罢了。我还记得有一次跟他一起从欧洲飞回纽约时的情形。如果说跟格林伯格一起旅行往往会带来更多工作的话，那么那次旅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基本上，在整个飞跃大西洋的过程中，我一直在不停地做记录，等到飞机最终在泰特博罗（Teterboro）　着陆的时候，我的本子上已经记满了新的工作。然后我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才最终完成这些任务。汉克这个人的思维方式非常奇怪，当他看不到你的时候，他并不会想出这么多工作，而且可能也没有时间去想出那么多任务。可只要跟你在一起待上一会儿，他就会不停地告诉你，“罗恩，为什么不看看这个问题呢？你想过……吗？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你觉得呢？给……打个电话。”只有当说完这一切之后，汉克才看起来有些放松了。他总是在不停地跟飞行员交谈，总是在比较飞行计划、路线等等。还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华盛顿做一趟短途旅行。飞机即将着陆的时候，当时正是夜间，华盛顿的各种纪念碑灯火通明，漂亮极了。汉克说道，“在这个地方，只有一个工作我愿意做。”我根本不需要问，“什么工作？”肯定不是中情局的副局长，因为我知道他以前曾经拒绝过这份工作。

跟汉克·格林伯格一起共事的日子（6）
在华盛顿，最让人开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可以跟汤米·克卡兰一起工作。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克卡兰的情景。克卡兰、扬曼，还有罗威三个人的办公室几乎占据了华盛顿市中心的一整个街区。可当我前去拜访克卡兰的时候，他的大多数办公室已经是空空如也了，他也已经度过了自己的黄金期。
　　第一次拜访他时，他吩咐接待员让我在接待室足足等了半小时，然后把我带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