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他于1918年3月份，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8个月的时候应征入伍。在此之前，他一直经营着这家保险中介公司。
即便是在军队里，史带的那种企业家天分还是展露无疑。他觉得当地的洗衣房收价过高。于是便从附近租了一辆送货马车，跟外地的一家洗衣房达成交易，与本地洗衣房争抢业务。通过这种方式，他每个月的收入高达400美元，甚至超过了上校的收入。根据AIG一份出版物中的说法，在1919年从陆军退役之前，史带一直做到了中士或者是少尉，更可能是中士。他因为自己没能前往欧洲而大失所望，但真正让他失望的并不是没有机会上战场，而是这次参军经历没能满足他的旅行愿望，这也是当时美国西部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当时史带对大洋彼岸的东方充满了向往。
退役后不久，史带便坐上了前往横滨的轮船。他在日本呆了半年时间，在一家名叫太平洋邮递公司（Pacific Mail ；）的蒸汽船公司工作，可没过多久，史带便急着想离开。因为上司想找他的时候，虽然办公室很小，上司还是坚持按门铃叫他。就这样，最终史带怀揣300日元来到了上海（这种说法的可靠性令人怀疑，因为此前出售保险公司曾经给了史带一笔不菲收入，他也正是用这笔钱在上海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的）。虽然史带也没有百分之百地把握自己的未来就在中国，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后来史带告诉自己的朋友，跟日本老板共事的这段经历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这段经历让这位天生的企业家开始下决心创办自己的公司，而且也帮助他培养了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不仅要对所有的员工公平，而且要让他们参与到公司的事业中来。当我在AIG任职时，他的秘书，玛丽安·布林，就持有公司的大量股票。每次在著名的AIG餐厅用餐，当那些中国服务员离开之后，我经常会说，“刚才给你上菜的那位很可能是一位百万富翁。史带先生给每个人都分了股票。他们之所以继续做服务生，因为他们非常怀念史带。”
治外法权，当时中国政府授予外国人的特殊权力（它可以保证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可以按照本国的法律从事业务）给这位进取心十足的年轻人提供了无比美妙的商业环境。从1840年开始，中国政府就在上海专门划出了一块土地供外国人居住，他们可以像在本国的土地上那样生活和贸易，这块地方的总面积大约有半个曼哈顿那么大。
初显身手（2）
到上海之后，史带开始遇到一系列极富传奇色彩的人。幸运的是，他很容易就跟这些人成为好朋友。一位同事把史带描述成一个沉默寡言，不做作，谦虚但态度却极其坚定的人。“他可以把任何东西卖给任何人。”或者更为确切一点，史带先生沉默寡言，说话很平静，坚定有力，但脾气并不是很好的人，他跟他的继任者格林伯格有很多共同之处，除了不爱说话那一项。到达上海后不久，他便前往拜访弗兰克·杰伊·雷文，这个人很快就给史带带来了好运。莱文在当时是一个极为成功的家伙，主要活跃在不动产和金融行业，身家高达数百万美元。
同样是加州人的莱文1904年的时候就到了上海，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基本上全是英国人。一到上海，他就被这座城市那种无法抵挡的经济原则深深吸引了。到了1914年，莱文在上海房地产业的投资已经达到了7 000万美元，按照当时的水平，这无疑是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数目。跟史带一样，莱文也非常喜欢上海，他经常被选作上海市政委员会的美国代表。他的妻子埃尔茜·赛茨（Elsie Sites）是一名传教士的女儿，一名狂热的禁酒主义者，他们把自己的三个女儿全都送进了海德堡（Heidelberg）的学校。史带到达上海多年之后，莱文的银行破产，美国租界的一名法官以“诈骗储户”等罪名把他投进监狱。
有一种说法认为史带从此接管了莱文旗下的保险公司。其后出任AIG副主席的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则听说：史带是在莱文的保险公司陷入破产的时候将其收购的。而另外一种版本则宣称，莱文在自己的一家银行里专门成立了一个保险部门，并指派史带担任该部门的负责人。至于哪个版本是真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不管怎么说，史带在到达上海之后没多久就决定自立门户了。没有人知道他最初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人们只知道其中一部分资金是他出售自己在旧金山的保险公司得来的，还有一部分可能是向莱文或其他人借来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到了1919年，也就是在史带到达上海的当年，便在南京路和四川路交叉口租下了两个房间，聘请了两位办事人员，开创了美亚保险公司。他邀请莱文担任公司的董事。就这样，在27岁那年，史带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公司即后来的AIG。
刚开始时，史带的主要业务对象是当时已经进入中国的为数不多的美国保险商，开始成为消防员基金（Fireman’s Fund）等几家保险公司的副代理。1921年，他去了一趟纽约，希望找到一家自己能够独家代理的保险公司，并最终跟汉诺瓦（Hanover）保险公司达成了协议。他拜访了这家公司的总裁查尔斯·海利（Charles Highley），双方谈完之后，哈伊雷先生走出会议室，骄傲地大声宣布，“这就是史带先生。他将是我们在中国的代表。”
后来，他又找到了匹兹堡的国家工会火险公司（National Union Fire Insurance pany）。这也就意味着他并不是在用自己的公司承保，而只是从为其他公司承接保单的过程中，自己赚取佣金，或者正像中国中央银行前行长贝祖诒所说，“我们（史带和贝祖诒）是1920年在一艘名叫亚洲皇后号的轮船上见面的。”正是这次会面使史带意识到美国公司不一定要通过英国保险公司来推行保险业务。“于是他回到美国，便说服了一群保险商组织起来，为远东地区提供保险服务。”（换句话说，这些公司在中国代理的保单都会汇总到一起，然后由每家保险公司按照事先商定的比例承担风险。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国家庭公司（American Home panies）就可以为史带签下的所有保单承担10％的风险。）
将近40年后，史带把公司搬到纽约，并且开始收购诸如Globe&Rutgers、国家工会等曾经代理过的保险公司。就这样，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更加重要的是，这些公司可以让史带顺利地以一个比较高的起点进入美国市场。与此同时，美亚保险公司在1919年开始成为一家保险代理公司，为多家美国保险公司代理在中国的保险业务，提供火线以及海事险之类的保险服务。
初显身手（3）
想象一下，有多少29岁的年轻人，能够在入行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穿越大半个地球，前往纽约说服保险商们相信自己，让一个在保险业寂寂无名的新手担任自己在中国的总代理呢？能做到这一点的恐怕不多，可史带完成了这个奇迹。
史密斯是史带1920年在上海认识的，他们从那时起，就开始了长达50年的同事生涯，史密斯后来是这样回忆他们最初在上海开展业务的情形：
史带先生和我经常四处旅行，我们住在当地又脏又破的旅馆里，画这座城市的地图来熟悉地形。我至今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去苏州时的情形。到达苏州之后，我给史带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开展业务。他告诉我，稍等一下，说不定你可以做到的。于是我在那里坚持了两个星期，最终真的开始承保一些东西了，并且也开始赚钱了。
每次外出的时候，我总会随身携带一把手枪，但却从来没有机会用到它。
的确，当时经常有外国人遭到绑架，但我们很幸运。我们相互约定，即便被绑架，我们也绝对不会答应绑匪的任何条件。
我们的第一家分公司设在汉口，沿长江逆流而上，大约有600英里……汉口当时被称作“东方芝加哥”。从上海到汉口需要三天半航程，船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当时既没有公路，更没有铁路……
史带先生总是在不停地工作，不停地规划、旅行，不停地开设新的分公司。几年之内，我们在中国一共开设了14家分公司，随后我们又把业务拓展到了香港，后来又到了菲律宾南部，曼谷和西贡。
后来中国人也成立了自己的保险公司，开始跟我们竞争中国的保险业务。英国保险公司并没有过形成太强的竞争力，因为他们感觉承保中国人的业务风险太大，比如说如果一位商人生意破产，他很可能会在新年之前放火烧掉自己的公司，然后再用从保险公司获得的赔偿金来清偿债务。但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对方是自己纵火，那就不用支付赔偿金。我想我们是第一家开始尝试通过这种方式奋起捍卫自己利益的保险公司……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以极为难缠闻名，那些骗子也不敢再来找我们的麻烦了。
许多年以后，格林伯格在AIG成立了专门调查事故原因的索赔部门。
史带很快跟借钱给自己的中国银行家徐新六成为了好朋友。当日本人开始在中国大肆扩张的时候，徐新六乘坐的一家商业航班从重庆飞往香港的时候被日本人击落。随后日本人将所有乘客全部用机关枪射杀，只留下了驾驶员一个人。史带显然承诺过徐要照顾好他的孩子，事实上，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徐的儿子徐大春，但史带还是送徐大春去哈佛福特（Haverford）大学读书，并在后者到达美国之后的第一个感恩节前去看望了他。随后史带一直让他在自己的公司里工作，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徐大春一直都是史带基金会的主席，直到2000年才退居二线当起了顾问。
此外，在公司成立早期，史带还结识了大批因国内革命而逃离俄罗斯的俄罗斯白人要知道，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可是一个被难民视为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