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却不可能再复制当年的经营成效。
第二个多元化经营的目标放在欧洲。战争还没开始时，AIU 只是在欧洲的比利时、法国和荷兰等地设立了一些小型的办公机构。但战争的爆发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市场，欧洲经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AIU 的扩张。首先，战争让很多大型的欧洲保险商陷入了经济漩涡，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恢复欧洲的工业。其次，随着美国的商业活动不断拓展到海外，也为AIU 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当时的美国保险界流行一种说法，“跟着国旗走”。欧洲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946 年，AIU 使用同样的模式先后进军德国和日本市场，当时它的公开目的只有一个——为驻扎在当地的美军提供服务。当一个战胜国的保险巨头进入战败国，声称要为战胜国的驻军提供保险服务的时候，战败国几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表示拒绝。所以虽然刚开始的时候AIU 在这些国家经营规模有限，但很快它们就开始面向整个市场，迅速发展成当地最大的保险机构。
大约就在这段时期，史带派出了一位被视为“明日之星”的新手约翰·罗伯茨。他先让罗伯茨在伦敦的交易所工作，后来又把他派到法国开展新业务。他和巴克·弗里曼是第一批被派往欧洲跟威利斯·法伯尔（Willis Faber） 和其他交易所一起共事的人之一。罗伯茨后来曾经担任过一些执行官工作，但他的第一份重要的工作是前往法国为马歇尔计划提供服务。戴高乐总统上台之后，曾经把许多保险公司收归国有，这就为AIU 提供了大量优秀人才。
当时的法国食品和住房都大量短缺，派驻在法国的日子很难过。但总的来说，罗伯茨和他的家人还可以享受不错的旅馆和餐厅。有人推荐他去拜访一个经常被称为“美国最后的贵族”的戴维·布鲁斯（David K。
E。 Bruce），他是马歇尔计划的大使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 的女婿。当时的AIU 面临许多机遇，因为法国人手头几乎没有任何外汇，尤其是美金，而且他们急于想进口大量物品。于是约翰和他的同事们就开始跟全法国的保险代理人进行沟通，希望能够为法国进口商品提供服务，并且用美元支付赔偿金。
远东战争带来的两个机遇（2）
结束法国的工作之后，罗伯茨被派往纽约，从AIU 总裁吉米·曼顿（Jimmy Manton） 那里接受新的任务。当时他的妻子Nan 正要生孩子，于是他说：“如果是在船上出生的话，这孩子将会拥有三个国籍：法国、英国和美国。”当然，孩子并没有在船上出生。到达纽约之后，他被选为AIU 意大利公司的总经理。就这样，刚开始进入公司时，他还是一名实习生，可就在两年之后，他被提拔为海外公司的负责人。
离开之前，他去拜访了史带，希望史带能向他提出一些建议——从那以后，罗伯茨便会向所有的实习生提出同样的建议：“我希望你能诚实、勤奋，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公司。只要能做到这几点，你就不会犯太多错误了。”
1956 年，罗伯茨成为AIU 欧洲及中东区经理。他跟自己的直接上司阿特米斯·邱考斯基紧密协作，而后者当时正在负责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业务。史带在中东开展业务始于与Aramco 石油公司的合作，AIU 在那里设立了理赔业务。史带视察完远东后，路过贝鲁特，对那里发生的一切感到兴奋不已。这使他想起了欣欣向荣的香港，于是他当即决定在当地开展ALICO（ 也就是以前的亚洲人寿） 业务。
这段时期是史带的事业高歌猛进的重要时期之一，也说明了一位年轻人是如何抓住时机飞速发展的。在这段时期，AIU 的业务飞速扩展到了中东、北非，和澳大利亚。
到了20 世纪50 年代，AIU 的业务已经遍布全世界75 个国家。罗伯茨最终成为AIU 的CEO，AIG 董事，以及AIG 负责对外事务的副主席。
很多人都说其实约翰·罗伯茨看起来才像是一位CEO。如果把他和汉克·格林伯格并列在一起，就会产生像把玛特（Mutt） 和杰夫（Jeff） 放在旧式卡通片里一样的喜剧效果。约翰身高6 英尺4 英寸，身材笔挺，体态健硕，长着一头波浪式的灰白头发。而汉克的身高只有5 英尺7 英寸，身材瘦小，腰板僵直，一双眼睛好像能把人看穿。在许多人心目当中，一位CEO 的外表应该是像约翰这样才对。但显然，真正掌握大权的是汉克。如果你对此有所疑问，汉克会亲自告诉你这一点。
在德国开展业务并迅速拓展到整个欧洲的过程中，史带把重建远东业务当成了自己最重要的工作。美国国际是第一家在上海恢复业务的外国公司。谢凯开是整个过程的核心人物。就在日本人宣布投降之后的第二天，谢凯开挖出了埋在自家后院的文件。随后重新聘请了以前的员工，购买设备，准备恢复营业。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便给纽约发去电报：“我们已经准备好重新开始营业了。”
史带专门租了一架飞机前往上海，并随身带去了一箱子美金。当时上海的通货膨胀极其严重，所以这箱子美金极大地鼓舞了员工的热情，并且给中国客户们带来了一种强大的安全感。史带还随身带去了许多药品——由于长期的药品管制，这个城市的人们几乎已经忘记这个世界上还有药品这种宝贵的东西了。
虽然史带在过去20 多年里已经变得相当富有，但如果想要让公司发展壮大，他仍然需要大量的资金。在这方面，史带再次表现出了冒险家风范——在战争结束时，他遇到了一个风险极高的商机。当时上海港停泊了大约20 艘轮船，等着把乘客运出中国，但却没有人愿意为这些船只提供保险服务。只有史带例外。他派人仔细检查了船只的安全情况，小心翼翼地照看这支船队安全抵达目的地，然后收取每艘船100 万美金的保险费。途中哪怕有一艘船沉没，史带就会倾家荡产。幸运的是，史带最终在这笔交易中一次性收取了2000 万美金的保险费。承保这支船队给史带带来了第一笔真正意义上的巨额资本。
曼斯菲尔德·弗里曼大约也在这个时候带着一群同事来到上海，仔细检查了公司当时的状况。他们发现所有的记录不仅毫发无损，甚至还“被日本人整理得井然有序。”显然，这跟谢凯开将文件埋进后花园的说法相互矛盾——除非公司的人寿保险和普通保险是完全分离的。弗里曼在东亚进行了大范围考察，最终来到了越南的西贡——在整个战争期间，西贡的业务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弗里曼吃惊地发现，他的公司在这里居然实现了盈利。由于已经与总公司好多年没有联系了，所以当西贡的员工看到弗里曼的时候，也都感到大吃一惊。
远东战争带来的两个机遇（3）
史带后来也去了一趟西贡，那里的总经理叫巴塞尔·德·波德斯基（Basil deBordesky） ，巴塞尔曾经是一位海军军官，后来因为反对革命而离开了俄罗斯，最终来到了西贡。在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在以法籍美国人的身份经营着这家公司。在当时的越南，法国政府很容易就会给像他这样的人授予居民身份——当时被称作Nansen ，一种国际护照。战争期间，日本人并没有对他进行任何干涉。史带问他钱都在哪里，巴塞尔领着史带来到后面的房间，所有的钱都完好无损地保存在那里。在曼斯菲尔德·弗里曼的领导下，这家公司又开始恢复了运营，向客户提供人寿保险和一般保险业务。随后史带又将在菲律宾的公司重新开张。菲律宾一直都是亚洲人寿的地盘，1947 年，为了表示对这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的信心，史带成立了菲律宾美洲人寿保险公司（Philippine America Life Insurance pany） 一开始，他就吸引了一些著名的政治人物，作为公司进入菲律宾市场的象征。菲律宾美洲人寿的主席是保罗·迈克纳特（Paul McNutt） ，美国前任印第安纳州州长，并曾经担任过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史带还请来了厄尔·卡罗尔（Earl Carroll） ——一位战争期间曾经在中国沦为日本战俘，并最终与另外一位战俘的女儿结婚的美国人——担任公司的总裁。吉瑟斯·瓦尔加斯（Jesus Vargas） 将军成为公司的另外一位高级执行官——他后来成为了SEATO 的秘书长。
厄尔·卡罗尔成了菲律宾的传奇人物，成为美国国际公司的大明星。他绝对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一流业务员。不到十年时间，菲律宾美洲人寿就在整个菲律宾开设了60 家分公司。菲律宾美洲人寿的开明做法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这个国家从战争创伤中恢复过来，并最终实现了发展。在那些没有银行的地区，菲美人寿的保单为很多农民和小商人提供了新的理财途径。而菲美人寿反过来又用投保人的钱投入到一些主要的当地基础设施当中，推动整个国家的发展。20 世纪50 年代早期，由于当时这个岛国普遍缺乏住房，菲美人寿帮助开发中等收入家庭住宅的做法曾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段时期里，史带在如何在“一家公司如何利用自己的外汇储备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的问题上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他主要选择了采矿、农业、银行和玻璃等行业。股票市场风险太大，但由于他的公司与当地政府建立十分融洽的关系，所以他们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当地商业活动的许多内部信息，所以史带的公司在当地股票市场上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史带的这一投资理念在整个地区都得到了彻底的贯彻。
如果没有到过菲律宾，你绝对无法相信菲美人寿居然会对这个国家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这听来好像是在为一家公司做宣传，但这家公司的确得到了菲律宾人的狂热追捧。这点从我在访问这个岛国之间的所见所闻就可以看出来。当时的菲律宾人大都不喜欢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