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10亿美元的代价。这个数字可以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0个成员国的6000万头奶牛每年都坐商务舱环球旅行一次，另外，每头牛还可以有3000美元的零花钱，用来到中转站的免税商店里购物。美国在农业上同样也在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由于万名美国棉农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补贴，所以数百万的非洲棉农饱受损失。”
当西方首次签署针对亚洲国家的自由贸易条款时，人们还持有怀疑态度。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巨大的经济成功最终使其他亚洲国家确信它们也必须紧随其后。从1947年的日内瓦首度贸易回合到1994年4月的乌拉圭回合，西方一直信守原则，保持全球贸易体系的开放。
结果，我们在21世纪拥有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由于我们现在执行的是1947年关贸总协定（GATT）创造的多边贸易原则，所以全球贸易额从1940年只占全球GDP的7％，增长到2005年的30％。全球出口总额从1948年的580亿美元直线上升到2004年的9万亿美元。从根本上来说，关贸总协定是美国送给世界各国人民的礼物，当时，美国是基于这样的假设：随着各国的逐步开放和全球贸易的增长，产品和服务将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来进行生产，最终会产生更高水平的繁荣。过去的60年证明了美国的这种假设是正确的。具体表现在：2000年全球贸易总额是1950年的50倍，这是2007年世界银行在一份关于全球化的报告中的数据。该报告还进一步指出：“从1970年到2004年，相对于全球总产出来说，出口所占份额已经翻了两番，达到了25％。全球经济总产出预期从2005年的35万亿美元增长到2030年的72万亿美元（这是按市场汇率和价格都不变来计算的），高收入国家年均增长％～3％，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长。”
未来的三种可能（2）
已经实行贸易开放的国家获益匪浅。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的数据表明，自1945年实行自由贸易以来，美国的年均收入增加了1万亿美元，也就是每户增加了9000美元。如果继续消除全球贸易壁垒，那么，美国的年均收入还会额外增加5000亿美元，每户大概再增加4500美元。世界银行估计，如果完全消除贸易壁垒，那将有超过数千万的人摆脱贫穷。并且，相对于债务减免和外国援助，贸易和贸易自由是减轻贫穷程度并为贫穷国家提供能满足它们最迫切需求的经济资源的更有效工具。据世界银行统计，仅消除贫易壁垒一项为发展中国家年均收入增长的贡献就达1420亿美元，这还是保守的数字。这一数字已超过了主要工业化国家2005年800亿美元的对外经济援助和它们提议要免除的发展中国家425亿美元债务的总和。
同时，西方（主要是美国）已经接受了与亚洲国家的贸易逆差。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对日本（冷战时期紧密的政治盟友）。尽管当时有政治上的强烈反对，但里根政府态度强硬，并没有屈服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最近几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1995年的340亿美元激增到2005年的2020亿美元。这同样引起了政治上的强烈反对，但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大多数时候仍然坚守阵地，没有妥协。
全球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会对政治趋势异常敏感，而今，欧洲和美国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支持正在增加。冷战结束之时，美国和欧盟之间对贸易和投资开放的分歧就存在，只是未能引起注意。冷战一结束，美国立即继续推行它所推崇的自由贸易政策，作为对比，几乎是冷战一结束，欧洲就立即从思想上退回了“欧洲城堡”。这在欧洲对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态度上清晰可见。该回合开始于1986年9月，应于1990年结束。然而，冷战的结束干扰了谈判的进程，结果，欧盟失去了保持边境开放的兴趣和动机，也就给了贸易壁垒更多的自由空间。
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中，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谈判的速度和进程。由于欧盟不愿对农业问题作出重大让步，这在很长时间内阻止了协议的达成。欧盟企图保护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该政策在关贸总协定中已讨论过），并试图最小化乌拉圭协议带来的变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欧盟都不打算接受与贸易相关的惩罚，尤其是对出口补贴的惩罚。1990年布鲁塞尔的部长级会议原本打算结束为期4年的乌拉圭谈判，但由于欧盟反对加入关于农业出口补贴的条款，会议中途流产。结果，又经过3年的谈判才达成了农业协议。
1993年，美国迫使欧盟停止它的反对立场，结束了乌拉圭回合谈判。1993年11月，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首次组织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除了欧盟各国，世界上其他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参加了那次会议。我出席了那次会议。会议清楚地表明，即使欧盟不合作，美国照样会把注意力从大西洋沿岸转移到太平洋沿岸。这一手段发挥了作用：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致电法国总统密特朗，并说服他妥协。当有人要求欧盟的高级谈判专家解释这一突变时，回答是：决定性因素在于APEC的决定，因为“APEC展示给我们的是，你们拥有选择权，而我们没有”。乌拉圭回合最终于1994年4月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城结束。
乌拉圭回合的背后隐藏着*裸的复杂故事，充满了阴谋诡计。贸易谈判的内容当然很难向世人解释清楚，因为满是术语和公式。美国和欧盟的谈判专家非常精于此道。我这里举一个具体的案例——乌拉圭回合中关于农业部分的谈判情况——来说明一下其中的事情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在这一轮的农业问题谈判中，有3个关键角色：美国、欧盟和凯恩斯集团（the Cairns Group，一个由14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集团，其中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斐济、匈牙利、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乌拉圭）。美国热衷于大幅提升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度，渴望降低保护并支持准予欧盟生产商按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行事。欧盟却不想达成更大的贸易自由，它所急于达成的只是可以置于关贸总协定中的可行妥协，目的是最小化未来和美国的贸易摩擦。作为一个纯粹的农产品出口商，凯恩斯集团通常情况下都能从农产品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享利益，它强烈要求降低保护并支持发达国家的开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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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半球崛起的七大支柱（1）
亚洲各国如何汲取西方发展的成功秘诀——自由市场经济、科技、用人唯才、务实、和平文化、法治及教育？
科学与技术
亚洲人文精神的解放解释了为什么亚洲人正以极大的热情来吸收和应用西方智慧的第二个支柱：科学与技术。直到大约17、18世纪，亚洲的科学发展还几乎是与欧洲并驾齐驱。而后，欧洲在科技领域爆发了无数的创新，开始遥遥领先。
两个世纪以来，全世界都深信不疑，西方思维方式是在科技领域胜出的唯一关键。尽管我们还未彻底明了西方能够遥遥领先的原因，却知道亚洲落后的几个原因：摈弃物质世界的宗教思维；对人类“进步”的思想缺乏信仰；对权威的自然顺从及缺乏批判精神。这种西方和亚洲思维方式的差异曾被认为是永恒存在的。
但亚洲逐渐开始主宰科学与技术领域研究的速度之快令人咂舌。曾经看上去有点残缺的亚洲思维正以势不可当之势进入科技研究领域。2006年10月的《时代》杂志封面文章《亚洲的伟大科学实验》（Asia’s Great Science Experiment）引用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统计数字。其中，199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理查德？斯莫利预测说，到2010年，世界90％的具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将身居亚洲。如果这一预言得以实现，就代表全球科技领域的专业技术会有一个巨大的转变。
该文还指出，亚洲国家大大提高了科学领域的财政支出：1995—2005年间，中国政府将其用于研发的投资占GDP的比重提高了1倍，从提高到；韩国的研发基金也从1994年的98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194亿美元。这种巨额投入吸引了大批亚洲资深科研人员纷纷从西方回国效力。当时西方国家的科研预算有的停滞，有的甚至缩减。（以美国为例，联邦政府用于物理和工程科学的基础研究经费原本是按GDP的1％来支出的，但30年来一直在缩减，2003年竟降到了不足。）这种科研的推动早已对亚洲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效果：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统计数据，亚洲高科技领域出口的全球份额已从1980年的7％上升到2001年的25％，而同期的美国却从31％降到了18％。与此同时，亚洲在科技出版物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16％上升到了2004年的25％。伦敦智库德莫斯（Demos，曾于2007年1月组织过一次大型的全球科技趋势国际会议）的成员查尔斯？利德比特这样说：“美国和欧洲科技领域创新的卓越性不可忽视，或许我们现在说这一领域的创新将如何转移和转移的速度有多快还为时尚早，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一重心正开始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瑞典驻北京大使馆科技参赞西尔维娅？施瓦格？泽格进一步说：“这种转移的趋势非常明显——亚洲知识资源的增长速度比欧美快得多，特别是中国，更是一马当先。”
亚洲科研领域的勃发是几十年前一些明智决策的结果。印度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是一位智慧超群且魅力无限的领导人，在他的努力下，1951年印度在加尔各答附近的克勒格布尔创建了首个印度理工学院。而后又陆续创建了6个理工学院分校，分别是孟买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印度理工学院、坎普尔印度理工学院、新德里印度理工学院、高哈蒂印度理工学院和鲁尔基印度理工学院。能进入这7所院校完全要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