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商业中国- 第2部分

　　《追寻商业中国》正是我纵观过去30年的商业历史，试图找出中国未来之路的著作。中国几千年来习惯于自我的静谧，但在全球化浪潮到来之时，亦不能置身事外。中国商业社会也并非来自传统农业社会的内在萌发，而是来自外来资本主义的推动。现代中国的发展，亦是始自此种外在推动，渐次走向开放，并逐步在全球现代化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时至今日，中国也从昔日与西方社会的嫌隙，变成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金融危机之下，中国更是承担起大国的责任，以自我的经济实力赢得西方诸国的尊重，并隐约显露替代美国执全球牛耳的所谓“中国的世纪”之端倪。　　　

　　中国历史的丰饶与文化的特殊性注定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必然具有自我的独特性，这也有异于其他国家。如果把晚清“同治中兴”作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那么，自20世纪70年代，在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渐次开始的改革与开放，可视为此运动的一个新起点与高潮。在这30年中，中国也进行过自我否定，但最终，现代化中国所具有的特质，便是与西方世界兼容并蓄，并有明确的自我体认，也能以平等的姿态与地位竞争新市场、新技术与新观念。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个现代化的商业中国，是历史所选择的必然结果，纵有外侮强敌的入侵或是政治动荡而不移。过去的30年，正是中国人民充分显露自我商业天赋和远大抱负的30年。它的轨迹，不以“政策”与“导向”为着眼点，而在于民众对于自由商业的追寻，这正印证了百多年前便已深刻埋下的历史伏笔。　　　

　　我的叙述始自1978年，终于2008年，对这段商业历史的追寻之路，大多来自对民间商业的挖掘。但这种挖掘，并非埋首于故纸堆的皓首穷经，而是用心追寻。我希望能从历史中得到启发，厘清中国商业当前的现状和未来的出路。20世纪70年代初期是中国继续开始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时段，这点也可从当年GDP的增长中得到印证，但1978年是目前比较公认的“改革”元年，这更大程度上体现为意识形态上的松动。以1978年作为本书的起点也缘由于此。2008年，是中国的奥运之年，也是金融危机考验全球经济和中国的一年。中国商业此时已经历经了30年的变迁与起伏，此种考验也绝非首次。纵然此年的形势更为严峻，波及面也已不再是中国的内在，但以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商业亦已具备了这种自我调节与修复的功能，即便股市严重缩水、经济委靡，但中国商业发展的道路并不会就此改变。　　　

　　《追寻商业中国》所采取的是见微知著的写作手法，在诸多看似不相关的商业事件与人物中抽丝剥茧出整个中国商业变迁的脉络与逻辑。此种事件与人物大多前后呼应，这一方面源自我的选材，另一方面也验证了历史选择的必然。　　　

　　但诸多历史事件与人物至今仍然难以轻率地作出结论，这也是我在书中不敢妄自多加评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同我们对历史的判断与当时之人不同一样，未来价值观的变迁，亦已超出我“追寻”的范畴，我只能用心写下这中国商业历史中重要的一段，对此的深刻判断或是解读，已是后来读者的事情了。而我们“追寻”的价值，也并非在于过去，而在于商业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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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1978年破晓的黎明　　　　　　　　　

　　1978年破晓的黎明　　　

　　保罗·马金迪第一次来到社会主义中国是1978年。这位路透社记者日后成名的作品将是对戴安娜王妃母亲弗朗西斯·尚德·基德夫人的采访以及对英国政坛的一些评论文章。但在1978年的时候，马金迪写的是关于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一些报道。　　　

　　马金迪是从香港来到中国内地的，他对香港列车能在早上9点提供杜松子酒和冰镇威士忌感到满意。而在开往广州的列车上，马金迪却只能喝到滚烫的茶水。但他注意到，在这个招待外国人的车厢里，至少茶杯的装饰还是很精美的。　　　

　　在香港居住了一年之后，马金迪对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差别感到好奇。进入内地的时候，香港的高楼大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绵延数里的起伏丘陵和种满谷物的庄稼地。在跨越罗湖桥的那一刻，马金迪感觉到了中国人彬彬有礼的态度和强烈的好奇心。相对于香港的拥挤，马金迪觉得这里的一切是祥和平静和妩媚动人的。但他想不到的是，要不了多久，这里就将成为中国最有生气和最繁忙的经济特区。　　　

　　身穿绿色军装和戴着红领章的人民解放军边防军对马金迪进行检查，但并不严格，甚至还拿着一本书当场请教马金迪英语发音。　　　

　　列车过了罗湖桥后，西方旅行者开始发狂地拍摄这个陌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切。一位丹麦旅行者则把他的印象直接录音到了一盘录音带上。　　　

　　列车到达的终点是广州，在那里，马金迪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一位20多岁、眉目清秀的翻译彬彬有礼地对马金迪说：“我非常希望到英国学习外语。我的一个朋友已经去了那里。打倒‘四人帮’之后，情况完全不同了。”　　　

　　1978年的中国还没有任何“堕落”的现象，至少在马金迪眼里是如此。广州机场的一个“失物招领”的玻璃柜给马金迪留下了“中国人具有诚实精神”的印象。他还在一本《中国旅游指南》中读到，一位外国旅行者在旅馆的废纸篓里扔了一双旧鞋，但这双鞋子在他离开中国的飞机上，“回到”了他的手中。这样的行为在当时被视为拾金不昧，至少当时的中国人还不能理解外国人为什么会把旧鞋丢在废纸篓里。　　　

　　但日本的评论家山川晓夫却不像马金迪这样富于人文色彩。他从一些经济数据的对比中得出了“中国从1966年开始到1978年人民生活一点也没有改善”的结论。此时的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二十分之一，美国的三十分之一。他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文革”开始后的这十几年留给中国的只是一片空白。　　　

　　武汉钢铁厂在建厂初期，苏联专家撤走后，就一直自力更生。现在，它更像是一片沼泽地。应邀去武汉钢铁厂参观的日本高级技术人员在参观工厂时需要穿上高腰的胶靴。山川对此感到震惊，因为同时期的日本钢铁厂，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公园式工厂里，已在使用电子计算机管理。　　　

　　这一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据山川晓夫估计，只相当于日本1877年到1887年这十年中的数据。山川还悲观地估计，此时在工业上对中国进行援助的话，可能会引起某种社会矛盾或者新的社会不安。但他显然认为邓小平也知道这些现实情况，却还是坚定地决心实行“四个现代化”的路线。　　　

　　不过也不是每个日本人都像山川那么悲观，至少《日本经济新闻》的一位记者认为中国正在加速实现商业的现代化。这位来上海的记者看到的南京路已经是一条繁华的街道。百货店里衣料和电器琳琅满目，陈列也别具一格。中国甚至已经有了24小时营业的商店，但那时叫“昼夜商店”，1978年的消费者更多地称它们为“小店”。上海市内的各个菜市场在这年夏天开始实行“电话预约定菜制”。引进自动售货机也成了一件新鲜事。上海的《解放日报》甚至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超市。这种商业业态在当时的中国是闻所未闻的。　　　

　　美国人对投资中国抱着非常谨慎的态度。一位代表一家化学公司同中国做生意的商人说：“任何西方企业如果打算冒险把大量资本投入中国的合资公司，那简直是发疯。它们根本控制不了这些企业。”但美国一些大量进口鞋子的贸易商已经开始初步探索中国工厂的生产状况，然而中国人却并不让他们参观工厂。　　　

　　中国正在计划开办一些轻工业品的合资企业，但香港的观察家认为，对中国的轻工业领域，西方公司大概不会像在石油钻探设备等重工业领域那样蜂拥而上，激烈竞争合资机会。事实上此时中国已经开始了和一些美国公司的初步谈判，并且希望在这些合资公司中采用国外的设备、技术和管理。中国的打算是在一段时间内（通常说是五年），用工厂生产的衬衫、鞋子或者手提包来偿付给外国投资者，这些产品价格要大大低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南朝鲜（现在的韩国）同类产品的价格。在一段时间以后，这些厂房、设备和技术将全部归属中国人。但美国人认为，这仅仅是中国所倡议的合资企业模式的一些“说明动向的细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也敦促美国和其他国家仔细研究中国的建议，并且需要保持小心谨慎。　　　

　　美国人认为这些合资企业将会建在福建或者广东，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准备好了要和这两个省的当局进行谈判。在一些美国人的印象中，中国人已经变得更为讲究实际了，因为中国需要技术，也需要出口市场。　　　

　　同时香港也已经有一两家公司蠢蠢欲动。它们的整个市场路线图是先在中国进行初加工，再到香港进行精细加工，然后销往美国。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大规模地降低成本和避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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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黎明前的躁动（1）　　　　　　　　　

　　黎明前的躁动　　　

　　1978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世界，都已经感受到这个国家破晓前的躁动。　　　

　　远在非洲的埃及已经观察到中国的一些变化。这年年底埃及的《今日消息》总结说，1978年，中国是地平线上的一颗明星。　　　

　　邓小平已经被证明是无辜的，中国共产党承认以前对他的批判都是不实之辞。中国的“大字报”虽然还可以见到，但是内容已经变成了批评毛泽东和他的一些思想观点。中国的外交官也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