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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中美建交的时间最后定在1978年12月16日。这天上午，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报：上午10时将有“重要广播”。此前，中美建交的谈判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绝大多数中美公众都对中美建交公报的发表感到意外。
上午10时，中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在电视镜头前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联合公报上写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就在中美两国宣布建交的三小时后，可口可乐宣布重返中国。这是首家重返中国的国际消费品公司。可口可乐日后将在中国开办很多合资企业，甚至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可口可乐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进入上海。最初它并没有正式的中文名字，于是当时可口可乐专门负责海外业务的可口可乐出口公司，在英国登报征求译名。当时一位中国旅英学者蒋彝，以“可口可乐”四个字击败其他对手，拿走350英镑（另说30美元或15英镑）的奖金。但蒋彝并没能见证可口可乐重返中国的这一天，在1977年的10月26日，74岁的蒋彝已病逝于北京。
28年后，英国的《卫报》如此评价当时的中国：
1978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从平均主义向市场经济走出了尝试性的一步。它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自18世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被西方统治，或者说是被欧洲和美国统治。直到20世纪中期以前，人们普遍认为，那些即将脱离欧洲殖民主义的国家注定将要陷入永久的依赖和落后。东亚的崛起告诉人们，情况不是这样。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转变已经使世界的重心东移。21世纪将完全不同于前两个世纪，权力不再掌握在欧美手中，其他国家也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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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黎明前的躁动（2）
1978年，邓小平开始了中国的改革，尽管当时无人知晓，这会把中国带往何处。更无人能想象得到，接下来30年的中国，繁荣程度将远超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盛世。世界开始瞩目中国，中国也开始从动乱的年代中复苏，越来越向世界敞开了大门。
远在美国的菲利普·科特勒博士，这位当时还年轻的“世界营销之父”在这一年获得了美国市场营销协会所颁发的“保尔·D·康弗斯奖”，以表彰他在市场营销学科上的杰出贡献。但恐怕1978年时他不会想到，他所创立的学科对中国将会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1978年科特勒博士第一次来到中国，25年后他回忆说：“1978年我初到中国时，看见满大街只有自行车。当时我就想，中国能够做得最成功的一件事，可能就是发展成为自行车生产大国。可现在，街上满是小轿车。中国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也就是这一年，后来成为“小器之王”的梁伯强高中毕业了，这时候他只有16岁。当时实行的是小学五年，初、高中各两年的九年教育制。虽然已恢复高考，但按照当时的相关政策，梁伯强要到第二年才能参加高考，梁伯强因此和高考擦肩而过。满怀着“革命思想”的梁伯强当时只有一个志愿，那就是到“广阔天地”中去接受锻炼。他的考虑是，作为长兄，只要他去“上山下乡”，两个妹妹就可以留在母亲的身边，对能否参加高考的问题，他也没放在心上。但在1978年，“上山下乡”的政策被取消了。梁伯强被分配到了当时的广东东莞小榄镇小榄制锁二厂，因为有一手国画技术，他成了工厂的宣传文员。梁伯强显然对这个工作感到非常满意。但是一年后，小榄镇举办了一次庆祝改革开放的“菊花大会”，梁伯强作为宣传文员被抽调去搞宣传，时间将近半年。轰轰烈烈的“菊花大会”结束之后，梁伯强原来在工厂里的位置也没有了，转而被分到翻砂铸造车间，他成为一名车间工人。
这一年，在农场工作了16年后，宗庆后终于回到了杭州，回城“顶职”，成为杭州工农校办纸箱厂的业务员。这位后来成为“中国饮料营销大王”的人曾回忆说：“那时候农村可以做生意了，但城市还不可以。我办过电表厂、电风扇厂，做过生意。”宗庆后当时的“生意”，就是推着三轮车卖冰棍、卖作业本。然而这种员工，在当时并不能被领导接受，“他们（工厂领导）知道我比较能干，但是他们也知道我不太听话，因为他们不懂做生意嘛！”其间，宗庆后先后换了两个校办企业的工作。
1978年的柳传志34岁，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做工程技术员。和以后老谋深算的形象不同，11月27日这天，柳传志捧着《人民日报》居然激动不已。令他如此激动的一篇文章据他自己回忆是关于科学养牛的，但据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里的考证却是关于科学养猪的。不过，是养牛还是养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报纸已不再天天讲阶级斗争了，人们逐渐感觉到时代就要改变了。
北京百货大楼在这一年第一次挂出了春联，他们的优秀营业员张秉贵的事迹在这年的8月上了《北京日报》，张秉贵也成为“北京市特级售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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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1979年30岁的中国（1）
1979年30岁的中国
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改革已经吹响了最初的号角。一些行业逐渐从沉睡中复苏，一些行业则迅猛发展，比如广告业。物价开始松动了，世界更多地注意到了这个正在变化中的东方古老国度。市场营销学这个专业，悄悄地进入了大学的课堂。
1979年春节过后，何永祺开始在中山大学商业经济专业的高年级学生中开设市场营销学课程，台湾学者王德声和姜显新编写的《市场学》被列为教材。多年以后，何永祺回忆说：“1979年我到肇庆，国家经委在那里开设了厂长、经理培训班，我在那讲市场学。那些厂长、经理听了以后兴致勃勃，差不多每个小组都讲‘学这个东西真有用’。” 1979年秋天，广州的暨南大学正式开设市场营销课。
这一年，曾在美国沃顿商学院研究生院学习的梅汝和教授也开始在上海财经学院招收市场学方向的研究生，这将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第一代由自己培养的市场学硕士研究生。在上海财经大学的网站里，他们称自己是“中国最早招收营销方向研究生的院校”。中国人民大学也宣称自己是国内最早设立市场营销本科专业的大学。
不过，中国的这些市场营销专业并没有为中国市场培养出多少实战人才，中国真正的市场营销知识和技巧还要等后来的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带进来。
无论如何，中国市场这块曾经的冻土开始复苏了。最能直接让人感受到经济在复苏的要算是服务业。外国人也越来越多地到中国来访问，并且记录下了不少自己的见闻。
30岁的中国
在阔别祖国31年之后，美国华裔作家董鼎山终于又回到了中国，并开始用他的笔记录他的所见所闻。这位1922年出生于浙江宁波的作家在1947年的时候去了美国留学，先后获得密苏里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硕士学位，在纽约《联合日报》主持过国际新闻版，也曾受聘于纽约市立大学图书馆任资料部主任，成为英美文学兼亚洲部分的资料专家和资深教授。原本打算去美国两年后就回国的他，一别祖国就是31年，直到1978年之后才有机会回国探亲。在美国，他娶了瑞典籍的妻子，有了一个女儿。
1978年之后，董鼎山的文章中有一部分就是写回国观感的，其中，有对祖国巨大变化的兴奋与欣慰，有对亲朋老友的真情怀念，也有对文艺界、新闻界乃至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的无情抨击。正如作家冯亦代后来所说，这后一点正说明了“他爱国之深使他忧国也切”，虽然“针砭时弊，说出这些肺腑之言对他是痛苦的，但是他不能缄默”。
1979年的时候他又来到上海。1945年董鼎山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之后，就曾在这里的《申报》工作过。在他给美联社的特稿中，他写道：“事隔30年，上海变了样。”董鼎山眼中40年代繁荣的国际大都会上海已经不见了，现在的上海是一个拥挤的中国化城市，虽然并没有失去以前“万国”的味道。
几乎所有的路名都更改了，广告在那时候虽然已经出现，但还是很罕见。40年代那种商店、戏院、夜总会、酒吧间和跳舞场外的中英文的广告已经见不到了。跑马场成了人民公园，办公楼成了上海市图书馆。法租界昔日的邸宅被分成了小单元房，破旧了很多，有些还亟待修缮。而在40年代，那里曾是有钱人和外国人居住的富人区，现在，这些景象已经消失了。
但董鼎山也注意到，社会主义中国至少“人人看上去都能吃饱穿暖”，至少董鼎山在上海的五天时间里只看到两个衣着破烂的女人，她们是干活的清洁工。曾经的上海贫民窟闸北区，现在是一排排的公寓房。
但也有人在上海看到了别的迹象，《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迈克尔·帕克斯就是其中的一位。这年的3月26日，他在他们的报纸上写了一篇关于上海的报道，题目是《上海重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