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于1980年9月22日到10月12日在中国逗留，访问了中国的北京、长春、上海、苏州、杭州、桂林和广州。回国后，他给提供资助的委员会写了一个报告。在报告里，弗里德曼回顾了历史，他认为，通常在一个经历了动乱、正常秩序被破坏的社会里，经济能够迅速恢复并提高。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后的恢复就是个例子。同样，中国内战结束后，随着恶性通货膨胀的结束，也出现了几年迅速的发展，经济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没有持续下去。现在，当秩序得到恢复，经济就会出现迅速的复兴。
弗里德曼得出的结论是，随着中国这一年新近宣布的一些政策在现有体制中发挥作用，在随后几年应该会出现可以想象的进步。但同时，弗里德曼对这一进步是否能长期持续表示悲观。开放的制度将会形成权力与责任，这会对中央集权的政治机制产生威胁，可能出现的结果是改革再次中止。相关内容参考 《两个幸运的人》，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著，中信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中国的老朋友，美联社记者，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罗德里克则认为198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令人兴奋的时代之一”，中国也正在从严厉的压治时代转向比较自由的时代。虽然也有人反对改革和进步，但在罗德里克看来，这些人大多是官员。
罗德里克观察到，中国的电视节目正在风行，而仅仅在几年前，由于电视节目的枯燥乏味和充满说教，观众还不大愿意去看。罗德里克认为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革命，而且是一场期望值越来越高的革命。电影、电视、商业广告，甚至报纸都打开了窥看外部世界的橱窗，这些都刺激了中国人追求物质生活的胃口。
罗德里克早在1946年就到过延安，并采访过毛泽东。1946~1947年间曾在延安住过六个月，和周恩来相当熟悉。他在中国一直工作到1949年，亲眼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罗德里克还采访过“乒乓外交”。在他漫长的记者生涯中，罗德里克采写过大量脍炙人口的涉华文章和评论。多年以后，罗德里克又激动地评论起了即将在北京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他说道：“在数百万美国人都十分熟悉的国度里举办了一届不太令人激动的冬奥会（柏林冬奥会）之后，北京奥运会肯定将具备一个国际性轰动事件所应有的全部要素——神秘、金钱、争议和壮观的场面。它让西方有机会通过媒体和电视一瞥这个过去知之甚少的国度，其古老的文明被两个截然不同的哲学家——孔子和卡尔·马克思——所主宰。”他对北京奥运会充满着希望：“中国经济取得了8％到10％的年增长率，这令人们又惊奇又羡慕，中国希望北京奥运会能够推动这一进程。数百家商店的货架上已经摆满了与奥运会有关的产品。当然，中国也希望能从奥运会带来的旅游和贸易中收获更多。不过最重要的是，中国希望收获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邻国的友善和尊重，以及中国曾在古代作为一个辉煌的中央王国所赢得的威望。”
另一位也与毛泽东有关的人——罗斯·特里尔，则在这年刚完成《毛泽东传》一书。他十分肯定地认为中国正在成为亚洲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经济力量，尽管中国人的平均生活状况在当时的亚洲还是不富裕的，更不用说和西方相比。1980年特里尔还对2000年的中国做了一些预测，他认为在2000年中国不大可能把人均GDP提高到1 000美元（中国2000年的人均GDP是7 858元，当年人民币和美元的兑换比例是8？2784∶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而且由于人口太多，“经济增长率绝不会十分快”。但进入21世纪之后，特里尔又这样提醒美国人中国的威胁：“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东亚的主要影响力。不幸的是，华盛顿领导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都分散了布什政府和美国公众的注意力，没有注意北京在为未来的东亚霸主地位做准备。美国应该密切关注这些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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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1980年现实主义（3）
中国此时已经开始坦率地公开谈论已故主席毛泽东的错误。《人民日报》在7月4日的文章中说：“一个人的个人好恶可以影响全国时，灾难性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写道：“要总结过去的把领袖个人神化的教训，使这种悲剧不致重演。”美联社认为这篇文章并没有把将中国引入这种局面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一人，而是“中国的封建习惯势力以及某些人出于野心而利用对个人的盲目崇拜也是造成毛泽东被神化的原因”。
《华尔街日报》认为，甚至《人民日报》也开始出现了变化。就在不久前，《人民日报》报道了河北一个村庄的姑娘爱上另外一个村庄小伙子的故事。当这个姑娘的父母反对时，她跑到男朋友家去了。妈妈随后去那里，把她的女儿痛打一顿，并砸坏女儿男朋友家里的家具。女儿把这一争吵上诉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的支持下，最后说服妈妈同意了这桩婚事。美国人对这样的报道十分惊讶，因为就在不久前，这还是一家他们看来在其文章中到处使用“走狗”和“走资派”字样的报纸。这家报纸曾经整版整版地刊登空洞的政治说教文章，而今天的《人民日报》和以前刊登长篇的好斗文章时已经不一样了，当时的文章擅长用肮脏的字眼来形容它的敌人，并擅长伪造新闻。一位主编回顾了当时这家报纸是如何吹嘘中国形势大好的情况的，尽管那时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说，读者一直感到纳闷，如果形势真这么好，“为什么市场上买不到东西呢”？但现在，《人民日报》已经恢复了刊登读者的来信，出版了彩色的、刊登漫画等内容的副刊，副刊每周出一次。过去一年多来，《人民日报》由于揭发了管理不善现象和贪污行为而威望有所提高。报社甚至从北京派出了一个40人的记者班子到全国各地去揭露不正当行为，这种有魄力的报道正在改变《人民日报》的沉闷版面。
社会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北京的邓丽君”李谷一正受到热烈欢迎。但围绕她的争论也不少，有褒有贬。她演唱的电影《小花》中的歌曲《绒花》和电视剧《三峡的传说》中的《乡恋》等歌曲，尽管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但是也有人说这些只是在酒馆和酒吧间唱的歌曲，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娱乐生活的情调一致的，是颓废的。甚至有人批评她的歌是“亡国之音”。尽管有这些争论，但要听李谷一唱歌，就得午夜2点就去排队买票。在1980年的上半年，李谷一就演出了200场，她的声带甚至三次出血，说不出话来。《光明日报》这年对李谷一这个新秀给予了积极的肯定。
有一些年轻人开始赶时髦。上海的一些读者向报纸投诉，说是公园里出现“污染”，一些年轻人的举动令他们反感。这些年轻人穿得“不伦不类”，一些女青年还叼着香烟拍照。一些人则三五成群地带着录音机，跳起了摇摆舞，并且还高唱“进口的黄色音乐”。当局也对此时盛行的“奇装异服”和“新潮歌舞”表现出“极大关注”，甚至提出了公开的指责。
一些回国的华侨在内地旅行时就经常遇到一些模仿华侨或“港澳客”的青年，这些人穿着一些过时的服装，穿上皮鞋，戴上墨镜，挺胸凸肚，招摇过市，这样的情形令那些“非冒牌货”的“港澳客”也不禁侧目。在上海和北京的街头，甚至还出现了一种颇为新颖的饰物——太阳镜。本来这倒并不出奇，但是有一些人哪怕是阴天都戴着。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冒牌“港澳客”还在眼镜的镜片上面贴了一张商标，上面还有几行英文。但这些人倒不是一时粗心没有撕掉，而是这商标是洋货的标志，“可以使人一眼看到眼镜的价值”。这样的太阳眼镜也叫做“麦克镜”，因为这正是这一年最火的美国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的主人公麦克·哈里斯戴的眼镜。甚至因为他，游泳池里都多了一种泳姿——“麦克式”。这部电视剧还使一项健身运动风靡全国，那就是飞盘。
不过，中国的城市经济生活也不仅仅是这些“冒牌货”。上海一家照相馆的橱窗也许就说明了80年代中国生活的一个新方面：照相馆橱窗里的一块牌子上写着“这里出租西服”。这迎合了刚刚兴起的人们喜欢穿外国衣服照相的爱好。橱窗里陈列着照相馆的一些照片，有些头像已经是真正的外国人的了。另外，一些穿着讲究、戴太阳镜的年轻人的照片和穿戴白色结婚服的结婚照现在也出现了。只是在一些照片的边上还经常会贴上一些地道的中国口号：“为了革命，只生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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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1980年现实主义（4）
中国人此时也提出了更多的消费要求。在60年代，许多人攒钱是为了买一辆自行车，而今天，在城镇和富裕点的农村，他们有了自行车、手表，也许还有了半导体收音机。现在，工人增加了工资，而且还有了奖金。但是钱是多了，而市场上的东西却太少。
不过，此时人们对消费品的喜爱还有另外的一些解释：“知识分子希望买录音机以帮助他们学习外语、听音乐。而工人却宁愿把钱花在家具上。”沙发现在成为了衡量购买力的一个新标准。商店里有了带有扶手的单人沙发和双人沙发，上海还有了三件一套的沙发出售。
在各地一些百货商店的门外，拥挤的人们目不转睛地瞧着售价1 900元的日本彩电，或者其他一些昂贵的电子产品。不过这些产品并不是仅供陈列的，1980年的时候，的确有人在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