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资本表现出对资本的异化特性的偏转，包括从理性资本向感性资本（日常生活和人力资本）转变，从物质资本所有者向知本家（“劳动—资本”一体化的知识工作者）转移，从实体资本向网络资本（社会资本、共享资本）转移。在经济学上，表现为问题域从资本最优（X点）向离散型、自组织的K域转移的趋向。
后现代资本还体现为现代资本不具备的实践的、伦理的、文化的维度。文化、伦理与经济学的分离是机械论世界模式取胜，并移植到经济学中的结果。在康德哲学的本体论中，经济学是归于自然科学的，而实践理性仅限于道德的内在性，即限于纯意志。①经济人理性中心理性，被理解为单向的从自然到人的认识性的过程，而排斥伦理这一从人到自然的实践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日常生活（K域）不是单纯的感性，而具有文化的实践的意义，具有“内在的道德关照”，相当于实践理性。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与资本联系起来，而不仅仅是感觉和产品层面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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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后现代经济——制度（1）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对制度论来说，这意味着一元化的正式制度“烟消云散”为多元化的非正式制度。
2008 年12月10日，克鲁格曼在领取诺贝尔奖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担心的景象是，全球经济陷入日本20世纪90年代时的窘境，世界将陷入一个零利率、通货紧缩、毫无复苏迹象、暗无天日的泥淖中。”
人们在震惊之余，不禁疑问：在现代企业制度、现代金融制度的严密保护下，公众为什么仍然受到时间如此之长、规模如此之大、损害如此严重的误导？当灾难发生时，制度到哪去了呢？
后现代主义让我们发现，还可以思考“让世界恢复坚固”的反问题：网络中的个性化何以可能？具体来说，让变本身不变（或者说让不坚固本身坚固）的制度何以可能？
捣蛋的三明治专利
2001年的一天，阿尔比忽然接到法院一纸通知—被告了。
位于密歇根州的阿尔比，是家经营三明治小本生意的作坊。他们按照19世纪英格兰移民带过来的三明治做法，老老实实地干活，从来没想招惹谁。
然而，法院通知中声称，三明治已被注册为6004596号美国专利，阿尔比生产三明治“侵权”了。
经过查询，专利的内容几近相声《挠挠》：上面一片面包，下面一片面包，中间加上填料。
阿尔比明白，他们遇上捣蛋的了。
亚当？杰夫和乔希？勒纳的《创新及其不满—专利体系对创新与进步的危害及对策》一开头就讲述了这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说明当前专利体系面临的困境。
像做三明治这种流传了上百年约定俗成的简单手艺，竟然被美国专利局授予专利，这与其说是鼓励创新，还不如说是妨碍干活。如果批准将乘法九九表作为某人专利会怎样？小学生举手回答问题说：七七四十九。老师说：这是有专利的。小学生只好说：七七五十。可以这样吗？
这种荒唐事，同样发生在互联网领域。
当年，亚马逊将单击据为自己的专利，曾引起硅谷的恐慌。我现在的七键鼠标，有一个红键就是双击键。按一下，等于是双击。我不敢肯定，从法律上说，这一下算单击还是双击。人们为了躲避无所不在的“侵权”，开始把一切能想到的方法都注册为专利，以便自卫自保。就是这样，他们还是忽略了一样：超链接。英国电信就真的向美国联邦法官科林？麦克马洪正式要求，目前全球所有网站所使用的每一个超链接都侵犯了它们在1976年申请的专利，应该向它们交纳专利费。这种无理要求如果被批准，全世界网民都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大家都熟悉一种令人反感的现象：一个人干，两个人看，三个人捣蛋。由于专利制度上的缺陷，给不干活专捣蛋的人提供了折腾真正创新者的机会。改革专利制度，成为美国上下强烈的呼声。出乎意料的是，最“苦大仇深”、改革要求最迫切的，不是专利使用者，而是美国的一些顶尖专利大户，也就是那些真正的创新者。
SCO从Linux的创新主将到放弃创新，再到“专业”打劫创新者，法庭上落得身败名裂，就是这种不当制度造成的典型悲剧。
SCO为什么叛变
随着法官戴利？基姆巴尔一锤定音，笼罩在知识自由头顶的乌云被驱散了。
2003年6月，正当Linux阵营节节奏凯时，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全球最大的Linux厂商SCO突然“叛变”，投向“敌营”！6月13日午夜，SCO以闪击战的形式发动“政变”，突然袭击Linux的主要后台、自己的前合作伙伴IBM，一时风云突变。
第六章 后现代经济——制度（2）
事由是，SCO声称自己拥有IBM手中的Linux的版权，要向所有Linux用户秋后算账。Linux现在至少应庆幸有IBM这个不好惹的主做后台，IBM显然不是吃素的。经过多年艰辛的拉锯，IBM终于在山重水复看似没有胜算的复杂局面下，找到了一条直通SCO背后进行反击的小径，一举打破了僵局。IBM追溯到SCO父辈的Novell，让Novell证明当初根本没有把Unix版权给SCO，相当于证明了Linux这孩子上一代的DNA与SCO无关。
SCO在Novell的意外“翻供”打击下傻眼了。Novell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法律顾问乔？拉萨拉表示：“法官的最终裁决使得SCO对IBM的起诉失去了基础，同时也消除了对Linux社区的威胁。”
对自由软件、从而对自由思想运动最穷凶极恶的一次叛乱，就此被*下去了。SCO这个叛徒，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
SCO曾是Linux阵营的主将，曾为Linux作出过重大贡献，然而它不把精力放在创新上，而是放在对创新打劫上，固然有外在诱因（微软的支持），但从内因看与制度设计有很大关系。
长期以来，美国专利制度有利于捣蛋的人，不利于干活的人。亚当？杰夫和乔希？勒纳在《创新及其不满—专利体系对创新与进步的危害及对策》中根据2000年的调查指出：大型（风险超过2 500万美元）专利侵权诉讼的辩护成本为200万~450万美元。对于风险低于100万美元的案件来说，成本为30万~75万美元，或者大约为有争议金额的一半。
这就导致一种反常现象，如果遇到专利敲诈，证明清白的费用比自认倒霉的费用还高。如果是这样的话，像SCO这样的创新者就会盘算：我是进行Linux的创新合算呢，还是别人创新，我去打劫合算？
SCO与Rambus公司受到的是同一个方向的制度信号的误导。按照这种信号，与其辛辛苦苦进行创新，还不如去打劫创新者来得容易。
物极必反，当打劫创新打到了像IBM、微软、苹果这些太岁头上时，终于引发了美国50年来专利大变革，出台了《美国专利改革法案》。《美国专利改革法案》对那些捣蛋者有点“时候一到，统统报销”的意味，它一是建立“先申请制”，二是设立无效专利再审程序，三是降低赔偿金。通过制度设计，改变了公司打劫创新者的行为。
美国犹他州地方法院2007年8月10日裁定，Unix操作系统的版权归属于Novell，而不是SCO。这一判决间接解脱了IBM和整个Linux阵营，使整个自由软件的天空拨云见日。
中国居委会老大妈成为先锋派崇拜偶像
中国居委会老大妈们的劝架调解，是一种最能体现后现代风格的先锋派实践。
因为这种人民调解制度，可以对胡同里各个公民最细小的公共需求，进行最个性化的响应，成本又不高。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公共行政很好解决提供公共产品“大路货”的基础上，开始学习这种后现代制度。荷兰莱顿市和平司和法国的复合调解制度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公共管理中的制度问题与私人经济中的制度问题，在后现代语境中是相通的，无非是提供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别，而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电子政务与电子商务一体化是当前国际趋势，所以我们可以将它们当做一个问题来看。
以后现代观点来看，不论是新公共管理还是治理理论，都还没有彻底回到政治本身。因为它们语义中的政治，还只是一种本质，一种抽象；而每个公民的利益是具体的。后现代公共行政，就是从本质的抽象再回到现象的具体，使公共行政可以响应公民个性化的公共需求；就是不光要讲政治大道理，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替老百姓办实事。
第六章 后现代经济——制度（3）
但现代公共行政，做不到这一点。它相当于大规模生产，只能对共同的公共利益进行批量化满足。如果非让它去满足公民个性化要求，就相当于定制了，它的成本太高了，不可能实现。后现代公共行政开始转向在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大路货”需求（如安全、义务教育）的同时，开始考虑响应复杂多变条件下的这种需求，所以要进行流程再造，提高响应速度和响应能力。但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治理模式的施行，毕竟还要以正规体制为条件。这种体制好像大炮，可以打大象（满足普遍性需求），但不能打蚊子（满足个性化需求）。如果非要在现有体制框架下，解决公共产品需求的个性化响应问题，成本仍然偏高。当然，用治理的方法，比用新公共管理的方法成本略低一点。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对公共产品的个性化响应的问题，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应运而生。
法国和加拿大人把取经的目标投向了中国，他们发现了未来网络社区一个最理想的后现代先锋派仿模对象：中国居委会的老大妈模式。居委会老大妈的后现代性质，据他们分析，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她们是个性化服务（比如给夫妻劝架，总是一家一套说法，以劝和谐为准）；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