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豪华，这样的设计有着不可思议的效果：奢华而又简洁。”
20世纪60年代消费杂志上的广告费中，每美元有33美分流向时代公司的出版物。当时发行700万份的《生活》杂志占了33美分的17美分。美国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要求其雇员阅读《时代》周刊。20世纪60年代初，应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私人请求，每个星期天晚上，会有专门的送报人员直接从印刷厂送一份刚印刷出来的《时代》周刊到白宫去。
时代公司上下散发出对自身处于世界核心地位的自信，其公司文化就建立在权威和传统学派的联系上。当时，几乎所有时代公司的员工都是常春藤学校的毕业生，他们中大部分人是盎格鲁撒克逊后裔的白人新教徒。《时代》周刊出版前几晚，会有打领结的侍者给工作人员端来威灵顿牛肉（包在松脆泡芙饼里有肥鹅酱的牛肉片）和鸡肉（烤得发黄的涂有白乳酪酱的鸡胸肉丝和花椒菜芽），装满饮料的小车穿梭在各办公室。侍者们为《时代》周刊的记者和编辑们提供掺有冰水的威士忌饮料和法国酒，一直到他们的意识变得模糊为止。而在大厦外的大街上，有司机们等着送他们回家。
公司以外的人很少可以进入时代公司的惟一俱乐部。约翰·格里高利·邓于1959~1964年在《时代》周刊工作，他曾谈到时代公司招聘的系统如何运作：
“我受雇于时代公司时27岁，是普林斯顿大学57届一个自命不凡的家伙。我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一位女士和哈佛大学52届毕业生乔治·古得曼约会后悄悄告诉我，她说古得曼要离开《时代》周刊到《财富》去工作。这就意味着如果我动作快的话，可能会得到一份工作。于是我向《时代》周刊的人事经理申请该职位，他是我的一个朋友，耶鲁大学49届毕业生。《时代》周刊的总编科多弗尤尔·布林格是哈佛大学32届毕业生，他按应有程序对我进行了面试。我穿的那件红黑相间的衣服让他很满意，而年薪7 700美元也让我很满意，所以几个星期之后我就成了《时代》周刊商业版的记者。虽然那时我还不太清楚股票和债券的区别，对场外交易方式也一无所知。”
时代帝国的崛起（3）
在《时代》周刊的员工中你不难看到犹太人和非洲裔美国人（但商业版没有）。有一个黑人记者在时代公司感到十分不安全，所以他上班时随身携带一把匕首。《时代》周刊职位最高的犹太人是亨利·阿纳特尔·格伦威尔德。他的一位同事说：“他很矮、很胖而且是犹太人，你觉得他能成为《时代》周刊那些盎格鲁撒克逊后裔的新教徒的老板吗？”
事实上，时代公司只有一个老板、一位编辑，那就是卢斯。他不让人们叫他主席、总裁或出版商，而是让人们称他为时代公司的总编（各独立杂志的编辑称为执行总编）。卢斯的首要任务不是为股东做事，他的头衔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的职责是教育和服务公众—那些能看到生活中和卢斯眼中重大事件的成千上万的读者。
公司要达到收支平衡，当然得有人去卖广告。但是在时代公司的眼中，挣钱是低下的。用一位管理者的话来说，负责时代公司业务的人都是“犯人”，而公司的控制权在那些权威、永远正确的编辑们清白的手中。卢斯说他们代表着“教堂”，而“国家”（出版或业务部门）必须听从时代公司每份杂志的执行主编指挥。卢斯曾说：“这些执行主编就像独裁者一样”。
亨利·卢斯死于1967年2月28日。那时，时代公司的收入为6亿美元。卢斯当时拥有时代公司的1 012 575股票，占公司股份的15％，其价值为亿美元，年终分红为240万美元。
卢斯的葬礼于3月3日在麦迪逊大道教堂举行，卢斯自1924年就在这个教堂做礼拜。那天参加葬礼的800人中有美国前副总统尼克松、纽约市官员尼尔松以及前议员、总统候选人巴里·格得沃特。教堂摆了140个花圈和一个白色花朵做的十字架，十字架是德威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及其夫人送的。约翰·肯尼迪总统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宣布：“亨利·卢斯是美国新闻业的先驱。”为了悼念他，《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都把卢斯的照片登上了封面。
帝国的衰落
亨利·卢斯死后几年内，他所创建的公司很明显还具有他的风
格—品格高尚，傲慢清高，既是新教徒又是孤立的。时代公司的编辑们模仿天之骄子的动作，他们继续记录着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发生。下面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1972年美国总统大选时，《时代》周刊和《生活》的社论评论说尼克松的副总统阿格纽不适合做总统。为此，阿格纽特地邀请时代公司的总编哈德里·多纳文（亨利·卢斯死后被任命为《时代》周刊的总编）到其行政办公室大厦共进午餐。阿格纽不满地对哈德里说：杂志上的那些评论不公平，为什么《生活》说他不能胜任总统的职位。“我的智商是130，”阿格纽称，“美国总统是由《时代》周刊来决定的吗？”
而多纳文则直视阿格纽，他实事求是地回答：“首先，副总统先生，你为我们工作，你是公众的仆人。我们讲这些话是因为我们相信其可信度，你确实不能胜任总统的职位，而我们有责任将这一点告诉我们的读者。”
时代公司的编辑们通常都很傲慢，如今他们已经到了不可一世的地步。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关心《时代》周刊说什么的人越来越少，因为这份杂志已经过时了。“和《时代》周刊相比，”1969年一位负责广告的管理者告诉《华尔街日报》，“其最大的竞争对手《纽约周刊》给人的感觉更新鲜，而《时代》周刊则相当令人疲倦。”与此同时，《财富》的读者也转向《商业周刊》、《福布斯》和《华尔街日报》。而《生活》杂志，由于前两年亏损4 700万美元，于1972年停刊。对于时代公司的文人雅士来说，更可怕的事情是人们把他们尊贵的公司定义为超市杂志；内部人员把《体育画报》称为“肌肉”或“运动员”，因为这份杂志每年都有一期泳衣专刊；他们还把公司的新杂志《货币》称为“贪婪”。《人物》杂志于1974年初创刊，一位内部人士称，这是《女性服装日报》和《银幕》的混合，其他人则补充说：“这份杂志违背了卢斯所代表的一切标准，因为这份杂志并没有改变社会和教育的因素。”
介入HBO ①
杰里·李文进入时代公司贵族阶层相当偶然。《时代》周刊曾这样报道：“20世纪70年代初，时代公司来了一个聪明、瘦小、斜肩、有胡子的犹太人。他来自费城南部一个杂货店家庭，一个你永远也不会有所成就的地方。”李文的父亲大卫·李文说：大家都知道时代公司的人反犹太人。但是他的儿子杰里来得恰到好处，因为自1967年哈里·卢斯死后公司便已经开始衰落。
当时，电视已经取代印刷品成为大众媒体，有一代人是在夏威夷五点和斯万森电视晚餐这些没什么区别的电视节目中长大的。杰里·李文刚进入公司时，自然在一个很小、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做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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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帝国的崛起（4）
20世纪70年代，时代公司投资了纽约的一家有线电视公司，这个投资非常偶然而且微小，但却给这个媒体帝国注入了新的活力。这家电视公司的老板叫查尔斯·多兰。早在人们还没有听说过有线电视时，多兰就产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给电视安装电线。由于受到高楼大厦对电视信号的干扰，曼哈顿的电视接收情况是全国最差的，因此这是个绝好的有线电视市场。但是给这个城市装电线却是个艰巨的工作。在美国的偏远地区，接线员可以通过把电线接在电话端口把电视信号传递给用户，但是曼哈顿却没有电话端口，所以多兰的斯得灵传播公司只好挖开街道，把电线从狭窄的下水管道接过去，再把线拖过公寓大厦，最后把电线连接到各个公寓。在中西部地区，每铺设1英里电线需要1万美元，而在曼哈顿，斯得灵公司每铺设1英里需要花费30万美元。1965年，刚铺到17英里电线的时候，多兰就没钱了，而时代公司恰好在此时介入有线电视。
对时代公司来说，投资斯得灵公司是弥补损失的好机会。因为此时买下或重新开办一家大的广播公司为时已晚（时代公司已经失去了这个机会），但是通过介入有线业务，时代公司却可以发展电视媒体。因此，1965年，公司用125万美元买下了多兰有线公司20％的股份。起初，这项投资看起来是场灾难。1967年，斯得灵只铺了34条城市街道就又花掉了200万美元，公司又没有钱了，更重要的是曼哈顿的居民不愿意花钱。时代公司决定坚定地走下去，公司再次为斯得灵担保了一笔1 000万美元的银行贷款，但是1 000万美元还是不够。不管时代公司投资多少钱，斯得灵也能把这些钱都吞下去，然后再向时代公司要钱。
1971年，就在时代公司想认输投降的时候，多兰却灵机一动。他意识到，有线电视不能只有清晰的图像，还应传送高质量的电视节目，多兰建议创办一个有线电视公司，其节目只面向每月向斯得灵公司付费的用户，换句话说，其实是他提出了HBO的核心理念。1972年5月，时代公司的投资者让多兰着手创办HBO。多兰雇用了一个叫杰里·李文的年轻律师帮他创办新投资的电视频道。这就是事情的开始：那时李文刚过33岁，他对电视和娱乐业一无所知，因为他以前是个律师。1963年李文在华尔街的Simpson Thacher & Bartlett律师事务所做律师，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自己不适合这个职业。他决定要真正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一开始李文想加入和平集团或进入政界，但后来他在1967年加入了戴维·利连撒尔的国际发展公司。戴维·利连撒尔是个充满魅力的新政客，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