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哈里发无法解决的问题在于:哈里发这个指代不明的词汇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是集中财富、发布命令的国王?是宗教领袖?是新征服的领地中为独立的族长提供建议的人?他们是代表前伊斯兰部落的精英?还是代表穆罕默德最初的追随者们的穆斯林选举人?还是信徒们平等主义团体的领导者?没有哪一位哈里发能够让所有的穆斯林都满意,当第三任哈里发在公元656年被谋杀之后,这种困境上升到了危机的程度。穆罕默德生前好友很少有当时还活着的,因此选举移交给了穆罕默德年轻的堂弟(或者女婿)阿里。
阿里想要还原他所认为的伊斯兰教的最初精神,但是他捍卫穷人的利益,主张将税收收入分配给士兵,更加公平地分配战利品,这些政策激起了先前特权阶级的强烈不满。内战一触即发,但是穆斯林(在这个阶段)仍然不愿意互相杀戮。公元661年,他们从危机边缘退了回来:阿里的支持者们幻想破灭,但是他们没有使整个阿拉伯世界陷入战争,相反,他们杀死了阿里。现在哈里发的头衔落到了阿拉伯规模最大的军队首领头上,他在大马士革建都并且进行了不太成功的斗争,试图建立一个拥有集中税收和官僚制度的传统国家。
核心的转移:东西方走了不同的道路(3)
在中国,唐玄宗的爱情引发了政治灾难;在西方,兄弟情义—或者说缺少兄弟情义—招来了祸事。公元750年,一个新的哈里发王朝将都城迁往巴格达,并且更加积极地追求集权主义。但是公元809年,兄弟之间的一系列争斗使得哈里发马蒙的权力—即使在阿拉伯标准之下—异常衰弱。他大胆地决定深入问题的核心:真主。和基督教、佛教不同,穆斯林没有教会阶级制度,哈里发虽然拥有巨大的现世权力,但他们对真主旨意的了解并不比其他人多。马蒙决定再次撕裂伊斯兰教的旧创,改变这一状况。
回到公元680年,穆罕默德的堂弟/女婿阿里被谋杀之后不到20年,阿里的亲生儿子侯赛因举起义旗,反对哈里发制度。当侯赛因被打败继而被杀死时,几乎所有人都袖手旁观。但是在之后的100年里,一个小分支(什叶派)意识到现在的哈里发是依靠谋杀阿里而夺取职位的,因而是不合法的。这个分支—什叶派教徒—争论说,侯赛因、阿里和穆罕默德的鲜血的确为我们提供了真主特别恩典的真理,因此只有伊玛目这条血缘线的后代才能够引导伊斯兰教。尽管大多数穆斯林(被称为逊尼派,因为他们遵循传统,即伊斯兰教教规—逊奈)认为这个观点荒谬绝伦,但什叶派教徒们继续宣扬他们的理论。到了公元9世纪,一些什叶派教徒相信伊玛目这一支正将他们引向救世主,也就是在人间建立真主的王国的救星。╥米╥花╥书╥库╥ ;http://__
马蒙决定选择现在的伊玛目(侯赛因的来孙,即玄孙之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由此将什叶派变成他专属的派别。这是聪明的做法,巧妙地处理矛盾且充满谋略,但是伊玛目于当年去世,他的儿子对马蒙的策略完全不感兴趣,于是计划流产。勇敢无畏的马蒙展开了他的第二个计划:他在巴格达雇佣了一些深受希腊哲学影响的宗教理论家,宣称古兰经是一本由人创造的书,而不是真主思想精髓的一部分。通过这种手段,古兰经—以及所有的参与翻译的神职人员—被置于真主在人间的代理人哈里发的权威之下。马蒙建立了一个伊拉克宗教裁判所,逼迫其他学者认同他的思想,但是少数强硬派的神职人员无视他的威胁,坚持认为古兰经是真主自己的思想,胜过世间一切—包括马蒙的命令。这场争斗一直延续到公元848年,直到哈里发承认失败。
马蒙的第一个计划和第二个计划中表现出来的愤世嫉俗削弱了哈里发的权威,而他的第三个计划则将他的统治撕成碎片。虽然宗教权威仍然在躲避他,但是马蒙决定不再小心翼翼,而是直接购买军事武力—即雇佣突厥骑兵作为奴隶军队。然而,和之前的统治者一样,马蒙和他的继承人也认识到了游牧民族基本上是不受控制的。到了公元860年,哈里发其实已经成为他们自己奴隶军队的人质。没有军事力量和宗教支持,他们再也无法获取税收,最终只能把领地卖给埃米尔,这些军队将领支付一大笔钱,把他们能够榨取的所有税收都保留下来。公元945年,一个埃米尔亲自夺取了巴格达;哈里发帝国分解成十几个独立的酋长国。
当时,东西方两大核心都分裂成十几个小国,尽管两个核心的崩溃存在着相同点,但是东方的社会发展持续上升且速度快于西方。对这个问题的再一次解释似乎是这样的:创造历史的既不是君主,也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数以百万计懒惰、贪婪并且恐惧的人民,他们在寻求更简便、更有利可图并且更加安全的行为方式的过程中,创造了历史。无论统治者使他们遭受了多少创伤,人民都要继续在世间得过且过,必须充分利用一切事物。由于东方人和西方人身处的地理环境完全迥异,两个统治核心的政治危机也分别以不同的结局收场。
核心的转移:东西方走了不同的道路(4)
在东方,公元5世纪以来的内部移民潮在长江以外创造了一个新边疆,并且成为东方社会发展背后的真正驱动力。公元6世纪时,一个统一国家的恢复加速了社会发展的上升进程,到公元8世纪时,这种上升趋势极其强劲,并安然度过了唐玄宗沉迷美色、荒废朝政的年代。政治动乱必然会产生消极影响。例如,公元900年东方社会发展的急剧下滑(见图7–1)就是敌军将拥有百万人口的长安夷为平地的后果。但是多数战争都远离主要的粮食生产地、运河以及城市,而且这些战争扫除了之前阻碍商贸行为的政府管理者,可能实际上起到了加速发展的效果。在这种战乱年代,由于无法监管国有土地,行政人员开始从垄断者和贸易税收中敛财,也不再给商人们提供经商信息。此时权力从中国北方政治中心向南方商人转移,被迫自生自灭的商人们由此发现了更多加速贸易发展的方式。。tenluo
中国北方大多数的海外贸易都是由国家主导的,在中国宫廷和日本、朝鲜统治者之间通商。公元755年后,随着唐朝政权的颠覆,这些贸易联系随之丧失。通商虽然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比如日本的精英文化开始脱离中国模式,向着更具独创性的方向发展,并且出现了一系列女性文学巨著,例如《源氏物语》和《枕草子》。但是,海外通商的结果多数都是消极的,在公元9世纪时中国北方、朝鲜和日本不约而同地出现了经济衰退和国家覆灭。
相反,在国家的严格管制之下,中国南方的独立商人们开拓了一条新的自由之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不断地在爪哇海发现公元10世纪时期的沉船残骸,其中不仅有来自中国的奢侈品,还有来自南亚和伊斯兰世界的陶器和玻璃制品,这意味着当时的海外贸易市场已经扩展到了这个区域。并且由于当地精英阶级对日益兴盛的商人们征税,由此诞生了第一批强大的东南亚新兴国家,也就是现今的苏门答腊岛地区和柬埔寨的高棉人居住区。
欧亚大陆以西拥有全然不同的地理条件,加上粮食产地的范围无法与东方相提并论,这意味着其政权解体也会导向全然不同的结果。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掩埋了曾经分隔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的旧边界,开创了穆斯林核心的新繁荣。哈里发扩大了伊拉克和埃及的灌溉工程,而移民将作物和技术传播到了地中海地区,通过填闲作物的方法,农民们可以在土地上一年两收,甚至一年三收。在西西里进行殖民统治的穆斯林甚至发明了经典的西方食品,例如意大利面和冰淇淋。
虽然打破罗马和波斯的旧边界带来了收益,但是地中海地区出现的将伊斯兰教国家与基督教国家分隔开来的新边界又带来了损失,两者逐渐互相抵消。随着地中海南部和东部发展成为伊斯兰国家(公元750年时,阿拉伯人统治下的人民中只有不到1/10是穆斯林,截至公元950年,这个比例超过了9/10),阿拉伯语成为通用语言,因此与基督教国家的联系减少了。之后,随着公元800年的哈里发王国分裂,埃米尔在伊斯兰内部也筑起了界限。一些穆斯林核心的强盛地区,比如西班牙、埃及和伊朗,凭借国内需求得以延续,而其他的地区则衰落了。
公元9世纪的中国战争大多避开了经济腹地,而伊拉克要与突厥奴隶军队抗争,同时非洲种植园的奴隶们在一个自称诗人、先知和阿里后裔的领袖领导下,发动了长达14年的起义,摧毁了伊拉克脆弱的灌溉网络。
核心的转移:东西方走了不同的道路(5)
在东方,在朝鲜和日本走向政权崩溃的同时,中国北方的统治核心也遇到了危机;同样的,在西方世界,随着伊斯兰核心的分崩离析,基督教边缘地区也开始了进一步的分裂。拜占庭人互相残杀,导致数以千计的人死亡,并且因为新的教义问题(尤其是关于上帝是否认可耶稣、玛利亚和其他圣人的形象问题)从罗马教会分离出来;而日耳曼王国基本上与地中海地区隔断联系,开始创建自己的世界。
在遥远的西方边缘地区,有一些人期望凭借自己的能力将这片土地变成核心地区。从公元6世纪开始,法兰克人就成为一方霸主,北海周边相继出现了许多小的贸易城镇,以满足法兰克贵族对奢侈品永无止境的渴求。他们保持着征税少、行政管理少的落后国家形式。那些善于在好斗贵族之间调解矛盾的帝王能够迅速统一包括西欧大部分地区在内的庞大而松散的领土,而在无能君主领导之下,拥有相同条件的国家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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