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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快速发展，就是通过生产分工实现的。但在拉丁美洲，生产分工仍然是一种政治上很难被接受的做法，甚至遭到了强烈的谴责。例如墨西哥，自从20世纪初开始朝现代国家转变以来，就一直试图保持自己的经济独立，减少对其北方邻国的经济依赖，拒绝与之融合。虽然这种政策在整整80多年里从未成功过，但这反而强化了它在情感和政治上的感召力。
但是，即便最大限度地利用生产分工，它也无法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提供足够的收入，尤其是那些比上述华人国家和地区大得多的国家。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模式和新的政策。比如，我们能向印度学到些什么吗？当然，每个人都知道印度存在的问题，而且问题数不胜数，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自从独立以后，印度比其他任何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得都要好：在农业发展和农业产量上增长速度最快，制造业增长率和巴西相当，甚至和韩国也相差无几（印度现在的工业经济仅次于少数发达国家）；一个庞大且具有高度创业精神的中产阶级的出现；而最了不起的成就，大概还要数农村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巨大进展。印度并没有遵循任何一种现成的模式。印度人不像苏联和很多非洲国家那样，通过对农业人口的掠夺来为工业发展提供资本。印度不出口原材料，也不出口廉价劳动生产的产品。但自从1964年尼赫鲁（Nehru）去世之后，印度一直鼓励农业发展，支持消费品生产，扶持国内企业家。印度和它所实现的成就，应当得到人们极大的重视。
发达国家，也有必要重新考虑它们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中最有希望的那一部分，即那些正在迅速工业化的国家。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开端：美国财政部长贝克最近提出了一些针对初级产品国债务问题的新政策；世界银行最近公布了新的贷款标准，按照这一标准，从现在开始，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贷款，不再基于个别项目的可靠性，而要根据一个国家整体的发展政策来确定。但这些建议大体上只是在纠正过去的错误，而不是提出新的政策。
第1章 转变后的世界经济（14）
其他的主要议事日程必然和国际货币体系有关。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召开布雷顿森林会议后，国际货币体系一直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显然，这种做法现在已经行不通了。储备货币的母国，必须愿意让自己的国内政策服从国际经济的需要，比如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甘愿承受国内失业率的高涨。但是，一旦遇到困境，美国却拒绝这么做，顺便说一句，凯恩斯在40年前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
如今，要实现储备货币的稳定性，唯有各大主要的贸易国家——至少包括美国、联邦德国和日本——同意在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上保持协调，甚至是服从于一个共同的、超越国家的决策。除非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要实现上述条件简直不可想象。就连在欧洲实行比这简单得多的“欧洲货币单位”（European Currency Unit，ECU），其经历也不怎么令人感到鼓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的政府愿意为了欧洲货币单位稍稍退让一步。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根据最近的分析，现代国家和国际体系都是以管理和稳定货币的尝试作为基础的。难道说我们300多年来的尝试已经走到尽头了吗？
最后，还有一个结论：经济发展的动力已经彻底转到了世界经济方面。
流行的经济理论——不管是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还是供应学派都认为，国家经济，特别是发达大国的经济是独立的，是进行经济分析、制定经济政策的单位。国际经济或许是一项限制条件，但它不是中心环节，更不是什么决定性因素。现在经济学家的这种“宏观经济原理”已经越来越靠不住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发达国家，在经济政策中完全遵循了这一原理，但在最近的30年里，它们的经济状况最糟糕，也最不稳定。联邦德国和日本从未接受宏观经济理论，虽说它们的大学里也会教授这一原理，但它们的决策者——包括政界和商界的决策者都拒绝了它。和美英相反，这两个国家一直根据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划其经济政策，并且系统地预测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将其变化当做可供利用的机会。最重要的是，两国都把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地位作为制定政策——经济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甚至包括社会政策的先决条件，而往往把国内问题放到次要位置考虑。因此，在过去的30年里，这两个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比英国和美国干得更出色。实际上，它们对世界经济的重视和优先考虑，大概是它们成功的真正“秘密”。
同样地，发达国家成功企业的秘密——日本企业、奔驰和宝马等德国汽车制造商、瑞典的ASEA（瑞典通用电气公司）和爱立信公司、美国的IBM和花旗银行，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很多中等规模的专业公司——都在于利用世界经济变化的机会，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计划和政策。
从现在起，所有国家——也包括所有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想要在经济上有所成就，必须认识到：世界经济起着支配作用；国内经济政策只有在加强，至少是不损害该国国际竞争地位的前提下，才能获得成功。
这或许是转变后的世界经济所具有的最重要特征——当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特征。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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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美国的创业性就业机制（1）
美国的创业性就业机制“工作机会都到哪里去啦？”这是过去几年，所有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经常问到的问题。但对美国来说，人们从没问过另一个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问题：就业机会都是从哪儿来的？在所有的工业发达国家中，重工业就业机会都在不断减少——连在日本也是这样。只有美国经济不断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其出现速度比重工业就业机会减少的速度快得多。实际上，新就业机会增长速度之快，在美国和平时期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1965～1984年间，美国年龄在16～65岁的人口增长了38％，从129亿增加到178亿。但同期的工作机会增加了45％，从071亿个增加到了103亿个。到今年秋天（1984年），这一数字有可能增长到105亿，甚至106亿，这意味着自1965年以来，就业机会增长了50％，并且其中一多半都是在1973年秋季能源危机爆发后出现的——而就在这段时间内，接连爆发了“石油冲击”、两次经济衰退，整个重工业接近崩溃。1981～1982年间的经济衰退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但创造新工作的步伐却几乎没有放慢。在这次经济衰退的谷底，1982年秋，虽然失业率创下记录，但仍比1973年多出1500万个工作机会。
日本过去10年的工作机会增加了10％，从5600万提高到了6100万，只相当于美国增长速度的一半。西欧的工作机会在减少——即便除去周期性失业人数，1984年的工作机会仍比1974年减少了整整300万个。
1984年美国经济带来的工作机会，比15年前最乐观的估计还要多出1000万个。在那时，即便如哥伦比亚大学的伊莱·金兹伯格（Eli Ginzberg）这样严谨而权威的专家，也认为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为了给“婴儿潮”一代提供工作机会，美国联邦政府将不得不成为其“首要的雇主”。但没有依靠政府的任何帮助，我们提供的工作机会，也超出了吸收“婴儿潮”所需的一倍半。这是为了适应15年前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已婚妇女大量涌进就业市场。那么，这些工作机会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它们并不来自于政府和大企业。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两个部门基本上提供了美国经济中所有的新增工作机会。20世纪70年代初之后，政府里的就业机会就停止了增长，其后甚至稍有下降。大企业的工作机会自70年代初之后也一直在减少。光是在过去的5年里，财富500强企业——美国最大的制造业公司——就永远地失去了300万个职位。几乎所有的工作机会都是由中小型企业创造的，并且几乎都是由创业型或创新型企业创造的。
“啊哈，”大概每个人都会说，“原来是高科技企业。”但人们都说错了。高科技企业非常重要，它开阔人们的眼界，加快人们的步伐，激起人们的热情，创造人类的未来，但作为现实的创造者，高科技企业的作用还很小，它在过去的10年里最多只创造了10％的新工作机会。显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1990年以前，它创造工作机会的速度不会大幅提高。
创造新工作机会的主要是“低技术”或“非技术”性企业。例证之一是，《公司》杂志每年都会列出企业年龄在5年以上15年以下的、成长速度最快的公众持股公司统计表。由于范围限定在公众持股类公司，该统计表对高科技企业相当有利。然而，在1982年的统计中，100家企业里有80家都毫无疑问地属于低技术和非技术性公司：妇女成衣厂、食品连锁店等。此外，在《公司》杂志对500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