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一的对价给她。本来陈四宝还想多给一些的，至少给一万美金，但戴向军不同意，说第一次孝敬秘书长，要尽量做得不露痕迹，太多了会引起秘书长警觉，反而把事情弄砸了，再说出国人员身上所带的外币有限制，太多了带不出去，弄不好会给秘书长添麻烦，那样就不好了。陈四宝接受了戴向军的意见，说行，就按你说的，先投石问路。
秘书长夫人本来对人民币和美金的对价不是那么很清楚，但自从她把一万人民币交到戴向军手上之后，就注意看报纸和电视上的外汇对价，知道美金和人民币的对价是一比八块三，所以，当戴向军把5000美金交到她手上的时候，秘书长夫人马上就知道里面有猫腻。但是，秘书长夫人不愧是秘书长夫人，她既不会像普通老百姓老婆那样大惊小怪，更不会像普通小市民那样装聋作哑，而是轻声问了一句：“有这么多吗？没有这么多吧？”
幸好，这一点戴向军早考虑到了，连怎么回答都想好了。戴向军当时的回答是：“多带一点，没坏处。”
这是一句标准的废话，多带一点当然没坏处，但人家秘书长夫人问的不是多带还是少带的问题，而是问一万元人民币怎么能换5000美金的问题，他回答“多带一点没坏处”不是所答非所问吗？
对，戴向军就是要所答非所问。既然你秘书长夫人不明确问，那么他就不明确答，回答“多带一点没坏处”，就是既要告诉秘书长夫人这美金确实是多了，又不告诉你为什么会多出来，这就叫含蓄，就叫一切尽在不言中。
秘书长从国外考察回来，戴向军再次去探望，发现他们家果然有了变化。不仅新添了一台日本东芝冰箱，而且两口子对戴向军的态度也有新内容。秘书长夫人明显对戴向军更加热情，居然亲自为他泡了茶，一下子让戴向军这个小下级享受到老上级的待遇。秘书长本人也不含糊，在紧张的出国考察期间，居然没有忘记他这个“黄埔二期”的小战友，特意为他买了一个立体声单放机。虽然并不值多少钱，但由于是秘书长亲自送的，意义非同一般。戴向军后来还专门让陈四宝戴在耳朵上听了，两边耳朵的声音不一样，组合在一起是绝对的立体声，音乐像是从天上下来的，由远至近，奇妙无比。
两个人感觉问路成功了，可以开展下一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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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批文（2）
故伎重演。这次是秘书长的儿子准备考托福，虽然仅仅是考托福，离真正的出国八字还不见一撇，但戴向军还是以这个理由一下子送了两万美金。尽管钱是交到夫人手上的，但这种事情肯定瞒不过柯正勇本人。这一次数目比上一次大，而且行贿的意味更加明显，秘书长不能再装糊涂，也没有用一个小电器打发他，而是在自己的书房里第一次比较正式地与戴向军谈话。
“你发财了？”柯正勇问。
“这要看怎么比，”戴向军按照事先演练好的话说，“如果和以前在部队上比，托您的福，帮我调换了一份好工作，确实是发财了。但如果和其他人比，差远了。南都当地人就不比了，就说我们‘黄埔二期’的战友，许多人都买车了，但我这个专门给汽车发牌照的副主任还买不起车，所以，跟他们相比，我和您一样，穷着呢。”
“哦，”柯正勇问，“他们都买车了？”
“买车了。”戴向军说。
“都哪些人？”柯正勇又问。
戴向军就七七八八说了一大堆人。
听完，柯正勇半天没有说话，在思考。这样思考了一会儿，柯正勇问：“那美金是怎么回事？”
戴向军回答：“上次您出国那笔是我给换的。我承认，我有感恩的思想，又有一种义愤。您这么大一个领导，出国考察，才带一万人民币，换成美金才一千多一点，那些人怎么就那么有钱？所以，没跟您商量，我就自己贴了一点，凑成了五千美金给您。但这次不是，不是我没有这个心，而是我实在没有这个能力。这次是替陈四宝给您的。”
“陈四宝？”柯正勇问。
“对，陈四宝，”戴向军说，“我跟您说过的，是我的那个老乡，您还让我到他公司看看，看看他是真老板还是假老板。记起了吗？”
柯正勇把头向上仰了仰，嘴巴张开，但没有说话，只是又“啊”了一声，表示想起来了，戴向军确实曾经向他说过这个人，有印象。
“他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柯正勇问。
“也没有什么事情，”戴向军说，“上次我就是托他换美金的，他问我为什么换美金，我当时在义愤头上，就把情况说了。他听了也有同感，感觉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了，像您这样自身能力强对国家贡献大而且廉正的领导反而受穷，出国才带一万块钱，而那些素质不高不务正业甚至是劳改释放人员反而发了大财了，所以，这次听说毛毛考托福要出国，他就主动要求资助一点。”
柯正勇听了一笑，说：“没有这么简单吧？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托我办？如果有，尽管说，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而我又能办到的，就凭他和你的关系，只要你开口，能办的我自然会帮着办。”
戴向军没有立刻回答，故意停顿了一下，仿佛他不好意思说，等秘书长再次催问之后，才说：“肯定不涉及原则问题。他一个个体老板，也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是改革开放才让他发财的，对党的政策拥护着呢，哪里有什么原则问题。无非是想争取一个公平的生意机会。”
“说，什么机会？”柯正勇问。
“他是做汽车生意的，”戴向军说，“做汽车生意需要批文，而现在能搞到批文的都是一些高干子弟，像他这样没有背景的人就只能看着别人吃肉，自己啃骨头，甚至有时候连骨头都啃不到。所以，他想通过您看能不能搞到批文，不求特别照顾，只求能与别人得到同等的生意机会，哪怕一次也行。”
戴向军自认为自己表达得非常有水平了，既表明了想搞批文的意思，又把这种搞批文的行动说成是正义的行为。说实话，这番话说完之后，戴向军多少有些得意，因为这番话并不是他和陈四宝事先商量好的，而是他临时发挥出来的，他对自己的说法比较满意。他甚至认为这样说了之后秘书长一定就会爽快地答应，因为答应帮他们搞批文就相当于答应做一项维护正义的事情，维护正义的事情秘书长能不答应吗？
第六章 批文（3）
但是，他没有想到，柯正勇听完之后，并没有马上表态，而是沉默了半天，最后才说：“这事情不归我管。”
戴向军把秘书长和他的对话一字不少地重复给陈四宝听，本以为陈四宝会相当失望的，没想到他听了之后并没有失望，而是蹦出两个字：“有门。”
“有门？”戴向军不理解。
“你想想，”陈四宝说，“什么级别的领导交什么级别的朋友，柯秘书长怎么可能没有能管批文的朋友呢？只要他想帮我们，或者说只要他把我们的事情当做他自己的事情去办，就肯定能找到相应的关系。从你刚才的描述看，他是非常想帮我们的，是不是？”
“是。”戴向军说。
“那不就行了，”陈四宝说，“不相信你看，他肯定有办法。”
果然，没过两天，柯正勇主动给戴向军打电话，叫他晚上到他家去一下。
戴向军不敢耽误，马上就向陈四宝通报。陈四宝立刻就从九江赶回南都，两个人凑在一起商量。
当然，所谓的商量其实就是分析，分析柯正勇这么紧急召见他到底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按照戴向军的判断，可能是好事情，也可能是坏事情。好事情当然是告诉他有办法了，他已经找到某某人了，搞到批文了。坏事情是说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你把美金拿回去吧，无功不受禄。戴向军本人更倾向于是坏事情，因为如果是好事情，那么不必去他家，电话里面就可以说，而只有坏事情，不能在电话里面说，只能当面说，并且当面说完，立刻就把美金还给他，弄不好，还把上次的一起还给他。
“如果要是这样，我怎么办？是接还是不接？”戴向军问。
陈四宝不做声，他在想，想了半天，也没有一个结论。
接肯定不好，送出去的礼，哪有收回来的道理？但如果秘书长执意退还，不接过来他生气怎么办？
但是，陈四宝又不能不回答戴向军的问题，因为说到底，这美金是陈四宝出的，陈四宝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戴向军是很难做的。最后，逼得陈四宝下定决心，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天下哪有打送礼人的道理？我相信秘书长。即便秘书长这次确实没有帮我们搞到批文，他也一定把我们惦记在心里，今后一旦有机会，还是会想办法帮我们的。所以，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哪怕他发火了，你都不要接。”
他们两个都没有分析对。柯秘书长那天紧急召见戴向军既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好，也不如他们想象的那么坏，而是给了一个活口。
柯正勇告诉戴向军，他有一个朋友恰好在北京主管进口车的审批工作，姓陆，叫陆方舟，但他和这个陆方舟的关系一般，达不到给批文的那种交情，所以他特意拜托另外一个朋友写了一封信，因为另外这个朋友和陆方舟的关系深一些，估计多少会给点面子。说着，柯正勇就把那个朋友的信交给了戴向军。戴向军一刻都没有耽误，出了机关家属大院就把那封信交给陈四宝，并且在车上就详细汇报了柯正勇所讲的每一句话。
陈四宝仔细看了信，又认真听了戴向军的描述，最后提出一个要求：你和我一起去一趟北京。
陈四宝说得很认真，让戴向军不好轻易拒绝，但是，他不明白陈四宝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相貌，”陈四宝说，“我的相貌不行，一看就是在社会上混的，北京的那些大机关我去过，像我这样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