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自称为“否行自”的公务员所发表的文章阐述如下：
本人是因业务关系经常走访行政自治部的一名中央部门公务员。行政自治部公务员高高在上的态度以及一直高踞于其他部门之上的问题，在其前身总务处或内务部（）尚在时；就已经广为人知。但是，我觉得赋予行政自治部的职能和责任非常重大，不能仅仅是以嘲笑或发火这样的方式不了了之，所以决定发表此贴。就我个人而言；对于金正吉部长还是很有好感的。他在担任第十五届总统交接委员会政务分科科委干事委员时，曾经提出过很多改革意见及措施。不过，说实话，近期我对他感到非常失望。在行政自治部进行改革的问题上，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试图努力改变的任何迹象。许多主动给行政自治部职员打电话抑或接听过来自行政自治部职员电话的人，均反映说通话结束后心情会变得非常郁闷，十分想大喊一声发泄出来。人们所总结出的行政自治部的特点就是“能办的事而却办不成，不能办的事儿却偏偏办得到”，不知行政自治部部长是否对这种情况有所耳闻。因此，若要发展，行政自治部就必须进行改革。我不清楚部长是否了解到，在上次政府组织改组时，不知有多少国家公务员和地方公务员期待废除总务处和内务部。然而，由于它的作用及职能至关重要，基于在内务部和总务处必须进行改革的想法，我还是投了赞成票。但结果适得其反，却把两个官僚“黑手党”整合成为一个“至尊”。这或许是期待它们从内部自我崩溃、分崩离析而采取的措施吧。
无论如何，行政自治部必须要进行变革。如果它们自己不想进行变革，就要想方设法使其进行变革。但是，我却同时看到了变化与阻碍变化两种迹象的存在，那就是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内，我所看到的行政自治部职员的两副面孔。
因为业务需要，我有机会访问海外培训科及其楼上的各科室。我当时的感想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在“天国与地狱”间游走一程。首先访问的海外培训科和其后访问的其他各科室的办公室，在结构布局、家具陈设等方面大同小异，但在此工作的职员态度却有着天壤之别。
在海外培训科，见到有客人来访，立即起身打招呼，然后让座，询问来意，以亲切的态度回答你所提出的问题，并且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真诚地听取建议。但是，在其楼上各科所遭受的待遇却是：见到有客人来访也爱搭不理，需要主动去询问才会有人接待你，经常将客人冷落一旁，旁若无人地给家里打电话，闲聊家里新来的小狗是否吃饭，小孩有没有事等皮毛琐事，在一通长篇大论之后，就会对你说“不行”、“我做不了主，需要让你们的科长或局长来找我们的科长或局长’”、“这不符合规定（他们所阐述的规定，想不出究竟有多么复杂、做作，我想如果派遣这一部门的公务员去解释法令，女人也有可能被说成是男人）”、“今天很忙，下次打电话再带过来”、“发传真看不清楚，最好自己带过来（其实他们让你直接带来的文件无非就是简单的一张统计表）”等一系列搪塞之词。这类话，在其楼上科室的人口中肆无忌惮地、极其自然地说出来。他们对我这样的公务员态度尚且如此，不难想象对那些普通百姓又会采取何种态度。
热点话题：“行政自治部的两副面孔”（2）
行政自治部必须发生变化。而且，其改革应该由内部开始进行。但是，如果金正吉部长仍然跟现在一样，不采取任何变革措施，那他就是在玩忽职守。
在读到这篇文章时，我的内心感到十分难过。通过这篇文章，我重新认识到普通国民及其他部门同仁抑或地方公务员对我们行政自治部的看法。虽然一有机会我便会强调公务员的素质问题，但是真想改变现状看来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如今有人能够提出这样的批评，令我感到我们行政部门的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行政自治部的两副面孔”这篇评论，在行政部门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当然，除了一些鼓励和赞誉以外，也有一部分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中有二十多名公务员相继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贴子的访问数量达到7000多次。
有一位地方公务员做出了如下的评价：“我也有给行政自治部的海外培训科打电话的经历。海外培训科的工作人员确实令人感觉非常亲切。当时我在想，与我通话的人也许是曾在总务部工作的职员吧。因为在内务部上班的人待人态度一般都不是很好。关于内务部高高在上的权威主义姿态，我想在地方工作的公务员一定都曾领教过吧。在市、道等地区工作的公务员都知道，许多地方公务员在开展工作时，即使产生疑问也不愿意向内务部打电话进行咨询，这就是内务部在地方公务员心目中的地位，用一句话表述就是……待人态度极其恶劣。”
他同时提到：“有许多满怀壮志的公务员都希望能够强力推进行政部门的改革。当然，改革的核心不仅仅是精减人员这一方式，而应在公务员中引进竞争机制，促使那些毫无竞争力的公务员自动离开。”
一位在行政组织的一线……洞 事务所工作四年、曾接待过无数来访百姓的信访办工作人员如此评论：不久前，我给提出‘以肯定、积极、脱胎换骨的新姿态迎接变化’口号的行政自治部打了一次咨询电话。打电话时已接近午餐时间，由于在处理发放虚假身份证问题上没有指导先例，所以我首先向区、市进行了咨询，但是为了将事件处理得更为稳妥，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给行政自治部打电话咨询一下。
接电话的职员第一句话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洞事务所都把电话打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马上就要去吃午饭了，有事情你快点说”。但是没容我多言几句（事实上正题还没有阐述），那边只说了一句“指南里都有”便将电话挂断了。我一阵呆愣，感觉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真想对他说“难道你的工资比我高吗？看你的样子，一无所有”。这究竟是什么态度啊，即便是我问错了，也不至于如此过分吧！
还有一位公务员提出：“有许多地方公务员就‘行政自治部的两副面孔’这一问题产生了共鸣，从而引发无数人的访问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足以说明韩国行政部门的前途还是充满光明的。”
我也从一位曾经在内务部上班、后经过自治团体锻炼再到行政自治部复职的一名公务员口中听过此类事情。他对我说道：“在地方自治团体工作期间，最紧张的事情，就是接内务部的电话。在和内务部通过电话后，一整天的心情都会变得非常郁闷。”
这是对行政自治部的严厉指责，指责者并非普通国民，而是公务员。这一点更令我的内心感到痛苦。韩国的行政部门确实已经到了必需进行改革的地步，行政文化和公务员的行为以及态度都要得到彻底改变。另外，我认为组织内部的自我批评，正是这次漫长争论结下的果实，这再次坚定了我对行政部门进行改革的决心。
。。
官僚调教部长（1）
部长是孤立存在的个体，茶山丁若镛先生 亦曾在其着作《牧民心书》的“吏典六条”中点破“牧孑然孤立，一榻之外，皆欺我者也。”这一点对于我这种政治家出身、担任部长一职的人而言犹为如此。有些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副部长以下的所有公务员联合起来在威逼部长。否则，怎么可能会出现“部长过客论”呢。
首次领教公务员社会的威力是在政府宣布组阁的那一天。我在十五届大选前后组成的总统任职交接委员会中，担任政务分科委员会干事一职。报纸上经常报道我有可能成为下届部长的候选人。最初的猜测是我将到靑瓦台担任政务首席，随后又猜测将担任行政自治部部长或海洋水产部部长。
发布组阁消息的那天早上，一位国民会议高层负责人通过车载电话，事先将我进入内阁的消息透漏给我。然而，我却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形式的通知。不久，海洋水产部的一名干部首先给我打来电话。他祝贺我“到海洋水产部担任部长职务”，随后又要求到我汝矣岛的个人办公室做业务报告。不过，因为我还没有接到青瓦台的任何通知，也没有发布正式任命，所以极力劝阻他不要过来。
不久后，我接到了青瓦台任命我为行政自治部部长的电话通知。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内，行政自治部的几名干部就来到我的个人办公室。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他们竟然还带来了部长的就职演说稿以及印有“行政自治部部长金正吉”的名片。
并且，他们还开来了我下午去青瓦台参加任命仪式时要乘坐的、粘贴青瓦台出入证的部长专用车。另外，他们还带来据说是需要紧急批阅的文件让我批阅。但是，由于我只接到入阁通知，尚未获得部长任命状，所以就拒绝了这一要求。
总而言之，行政部门职员的反应能力的确惊人。我认为换做任何非公务员，都可能无法达到这种办事效率。我并未使用他们为我准备的就职演讲稿，只是简单讲述了自己平时的几点想法作为我的就职演说。事后方知，这几位行政自治部干部在来到我的办公室之前，正在前往入选呼声较高的另一位行政自治部部长候选人家，由于中途得知被正式认命为部长的是本人，方又匆忙转抵我的办公室。数日后，我在秘书办公室中偶然发现了几张印有那位候选人姓名的信封。可以断定这是在销毁过程中出现纰漏才被遗留下来的。
当然，这种尊敬上司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问题在于他们对普通国民的态度是否如此？可否对普通国民所提出的问题同样做出迅速反应呢？每当想及此处，总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要知道，他们事先为部长候选人准备的名片和信封，均是利用国民交纳的税款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