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我只好耐心地对他们解释我的车上乘坐着两个小孩及一位老人，为了他们的人身安全我也不会超速驾驶，即便是因瞬间加速而导致车辆超速，也不及五公里吧。但这两位警察却马上抓住我的话柄说道‘不是超速五公里了吗’，于是，给我开具一张超速115公里的罚单。并且，以不出示驾驶证为由威胁要对我提出控告。迫于无奈，我只好接受了罚单，心想‘弱势的小市民就是要受苦啊’。最后，当我听到那位警察以嘲讽的语气说‘高速公路就是为开快车修建的，你快走啊’时，我心中韩国警察高大的形象一瞬间消失殆尽。”
后经确认得知：该事件中的两名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确未出示明确证据，仅以“有可能超速五公里”为依据开具了罚单。他们辩解说速度测试仪显示当时该车辆时速为120公里，但因为未能及时停止机器的工作状态，所以无法向该名驾驶员提供明确证据。由于这两名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言行不符合规范，故令其接受特别教养教育，并予以“再犯除职”的严厉警告。
大邱市的一位市民也向我们反映了与之相似的问题。他指出：在东大区立体交叉口前方，有一段路面狭窄、停车不便的危险区域，而交警却选择在这种地方处理超速事件。他希望以后不要再出现这类“交警不向司机发出禁止超速的警告而藏躲一旁，发现超速车辆时马上出来开罚单”的现象。
目前大多数合格的警察在兢兢业业地工作，但尚有一些不知羞耻的警察在直接或间接地索取贿赂、欺凌市民。因此，我决定从此以后，只要是能力欠佳或违法违纪的警察，不论其人数多少，全部撤职。我认为，若想在韩国公务员中彻底根除这些不道德行为，还需要广大市民学习上述反应问题的市民，以客观清醒的态度继续鼓励或监督公务员的行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德国这样的欧洲发达国家，国民自发形成的“举报监督体系”，不但可以在帮助警察净化社会风气、惩治贪污*、打击不法行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且能够真正体现出其守护正义的意义。
美国警察被视为“法律的化身”，英国警察则是“绝对不会向市民开枪的朋友”，日本警察也有“亲切的道德教师”的美称。
我希望韩国警察也能够摆脱过去呆板、权威的形象，努力塑造出一个使国民信赖、拥有亲切服务精神的“邻家叔叔”式的警察形象。
韩国最大综合企业……现代集团创办人及荣誉会长，曾在1992年竞选韩国总统，目前“现代”不仅仅是韩国经济的支柱，也是政坛的幕后支持者。曾有人戏言，在韩国，人们可以不知道总统是谁，却一定知道郑周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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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会长与“赶牛访北”（1）
行政自治部的一位年青事务官向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总统和部长一直都说要改革行政部门，那么到底什么是行政部门的改革？”我对他的提问做出如下回答：“就是要改革公务员错误的思想观念。公职人员具有权威主义意识，容易在市民面前产生居高临下的感觉。他们是改革的首要对象。‘我出身名牌大学，好不容易通过考核成为中央部门的官员……’，这种意识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民众前来办理业务时，需要公职人员体现出的是‘您需要帮助吗’这样的亲切服务态度。
国民既是国家的主人，同时又是公务员的客户，而公务员只是依靠国民给予的工资生活的雇员。主人应享受主人的待遇，雇员则要回到雇员的位置上。另外，公务员应当正常提供国民所需要的服务。当市民拿着文件来办理业务时，公务员不能为难他们，而应该采用亲切的态度、热情的服务来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如果国民要获取所需信息，无论什么情况下，公务员都应积极主动地为其提供，如有需要批准的业务程序，公务员应尽量一次性处理完善，不能让国民因程序繁琐而满腹怨言，即提供更高、更快、更好及更适当的行政服务。另外，一定要制定好的政策，因为错误的政策所带来的危害极大。所以，从“行政”的本质意义上看，制定正确的政策是其最重要的部分。
尤其是那些制定各种政策的中央部门的公务员，他们需要用长远的眼光，为国家的百年大计进行规划。与此同时，要把“高费用低效率”的工作方式转变为“低费用高效率”的工作方式。
如果你到基层行政机关考察，就会发现那里有很多人无所事事。只需一个人利用半天时间就能够解决的业务，通常要由三四个人负责，而在其之上又有股长、科长等人负责最后决策。因为无事可做，上午的工作时间，他们或是在看报纸，或在考虑中午吃些什么。下午上班时，则三四个人聚在一起，以评论上司或者考虑怎样安排晚餐等诸如此类的事情来打发时间。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使工作进入高效率模式。因为该做的事情无人问津，所以只好利用规章制度进行强制规范。我们引进目标管理制、分数制、薪水或人事奖励机制、年薪制等先进制度的目的，就在于改变目前的这种状况。
部长也被列入评价体系之内。在引进分数制以后，甚至连我也产生出必须更加认真工作的想法。我们按照公平的原则评分，并将成绩与公务员的工资或人事安排挂钩，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在必要时，采用强制性的规章制度，借以改变公务员的懒散意识，加强竞争力度。这就是我们要进行的改革。”
行政部门的改革方向，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打造“有竞争力的政府（petitive government）”。因此，需要我们重新制定符合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知识信息化时代的制度，取消过多的政府限制，依靠民众的自律性解决问题。
另外，坚决缩减不必要的组织和人力，使政府组织本身蜕变成为具有能够与主要发达国家公务员组织或者世界超级企业相竞争的高效率组织。
日后，行政部门将会发生“质”的巨变，公务员岗位不再是“铁饭碗”。通过改革措施，效仿民营企业，引进竞争机制，那些能力平庸、不肯务实的公务员注定会被淘汰。而薪金较低却认真负责的公职人员将得到应有的报酬。在这种制度激励下，每个人都会全力挖掘自己的潜力，激发出最大的创新精神。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郑会长与“赶牛访北”（2）
改革能否成功推进，最重要的因素是观念的转变，一定要消除“怎么做也不行”、“那些事是不可能的”等消极想法，坚定“可以”、“必须要做”的确信和信念。
我认为在韩国的宪政史上，朝野之间的政权交替，实质就是国民思想观念转变的结果。过去，大家认为朝野之间的政权交替，是不可能由国民来左右的。但是，在IMF经济危机的促使下，国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新的政府来解决这一艰难课题。
现代集团名誉会长郑周永，八十多岁的时候赶着牛群访问朝鲜。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够超越半岛南北交流的层面，成为恢复韩国人“大陆气质”的一个契机。在南北分裂之前，我们经常会说一些“我在满洲（中国东北地区）做狗买卖时……”的笑话。但是，南北分裂已半个世纪之久，如今向北行进的陆路与海路均被封锁。虽然韩国名义上是一个与大陆相邻的半岛国家，但实际上却已变成一个岛国，“南北分隔”已逐渐成为韩国迈向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壁障。这种壁障在不知不觉中，引导韩国人民的思想向忌讳与外国人交流或拒绝引进外资的倾向发展。
希望郑会长“赶牛访北”可以降低南北之间存在的物理壁障，进而成为拆除我们心理障碍的一个契机。观念的转变是在时刻准备面对未来挑战的思考中形成的。美国在人口、资本、资源等国情方面均比韩国优越。但是，当其在八十年代面临贸易、财务赤字危机时，毅然忍受刻骨之痛进行了“残酷”的结构调整。世界最强大的发达国家在掀起重组、缩小规模、标杆管理、学习组织等经营创新战略风潮时，韩国却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先进企业接纳这样的创新文化。当时，这些战略术语也只有在学者们的讲义中偶尔才能看到。结果，今天我们必须付出更大代价，弥补当时的过错。
要克服目前发生的外汇危机，观念的转换非常重要。近期，出口贸易成为韩国制定经济策略的首选目标。不过，以往只出口工厂产品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朴世利、朴灿浩、宣铜烈等人 已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高端出口商品。他们在为国家创造巨额外汇的同时，使韩国的国家形象深深地扎根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出无法用金钱衡量的重要作用。例如，一部“侏罗纪公园”影片的投资仅为六千五百万美元，却为公司赚取了八亿五百万美元，这一金额已超出了国内出口数十万台汽车的创汇额。
另外，必须摆脱以往以大企业为主的经济政策，为中小企业或风险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只有整个社会能够对不热衷于争利权和拉关系、全力开发创新技术的企业做出肯定时，韩国的经济根基才会变得更加坚实稳固。
由此可见，观念的转变对改革而言至关重要。从民众和公务员的角度来看，将以往的两个实权部门（内务部和总务处）合并成立的行政自治部，无疑是一个更具实权的部门。所以国民不会期待其效率大幅提高或发生本质变化。但是，我们必须要将“作为恐龙部门的行政自治部真的能变好吗”的想法转变为“可以实现彻底转变”的确信。只有转变传统观念，习惯才会随之改变；只有习惯得以改变，命运才会出现转机。
改革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所以，在改革过程中，行政部门出现暂时性的萎缩是必然的。虽然当时可能会感觉到痛苦，但是如果能够成功地实现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