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那个大大的英俊的脑袋和那对富含表情的眼睛以外，他全身都动弹不了。在我看来，他的眼睛好像聚集着他全身的气力。
当我停下来和他谈论他的病情时，他用那双充满雾气的眼睛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因此，我无法不听他讲述他的太太制作甜土豆饼的好手艺，或是他在高中时的拳击课程。
有一天，他告诉我：“你知道，当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根本没人听我说什么，但在车祸以前，我完全是个健康的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的货车出了事故。我好几个月前撞了次车。我曾在急诊室做过全面诊断，医生告诉我没什么事——只是有点儿刮伤。可是，几周以前我突然就动弹不了了。我想，我的病情肯定和这次车祸有点关系。”
我看了他的化验单——那次车祸也记录在他的过往病史上，但没有人询问过他，更没有人把车祸与他现在的病情联系起来。
“你和别的医生提过这件事吗？”
“提过的，我试着跟别人讲的，可没有人注意。”
“好吧，”我告诉他，“让我好好查一查。”
我的主治医生是一名神经科医生，素来以傲慢无礼而闻名。
我进了他的办公室，发现他正在审察病历。他抬起头来看着我，脸上挂着明显的不耐烦。“有事吗？”
“我刚刚和603号病房的华盛顿谈了谈。他告诉我他在一次车祸时撞伤了颈部，从那以后就生病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一次CT扫描，再好好看一看。”
那名医生摘下了眼镜，以便能威慑和吓唬到我。“华盛顿先生得的是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这就是他的诊断结果。他很快就会死了。他的颈部和任何车祸事故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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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颗脆弱的心脏（3）
就这样，我被他赶出了门外。
但我无法把华盛顿先生的样子从脑海中逐出来。我不断地想着他。那天晚上正好我值班，每当我经过他的病房，就能看到他独自一人躺在那儿，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万一他是对的怎么办？”我问自己，“万一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他是对的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好好做一次诊断呢？”
祖母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回响：米米，顾客永远至上。
如果华盛顿先生不是我的顾客，那么，谁又是呢？
我回头去找我的总住院医师，他正头晕眼花地忙于检查着成堆的化验单。
“听我说，我认为华盛顿先生很可能是一块金属片卡住了颈部，因此导致了瘫痪，他得的根本不是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可是，J大夫却不允许我去给他的颈部做一下检查。”
他的头抬也不抬地说：“那又如何？”
“我需要您的帮助。我们现在马上把他送去体检，我们自己给他做CT扫描。”
我见过这位医生是如何治疗病人的，我知道他是个好人。但他和我一样清楚这件事的性质，我只是一名实习生，在住院大夫中擅做主张是非常冒险的事情。
“让我再看看他的病历。”他说。
我看着他细细阅读了病历，他不时在一些特殊项目的化验结果面前停下来深深思索。最后，他把病历合上，发出了一声叹息。
“好吧，我们就试试看吧。不过，你的行为有可能让我丢掉饭碗，而且，你自己也会被医学院开除的。”
“肯定不会的。”我坚持说。不过，我心里也没有底，这只是我的虚张声势为自己壮胆而已。
凌晨2点时，我们把一架手术车推进了华盛顿先生的病房里。虽然已经是2点钟了，他还没有睡着，好像一直在等我们过来。当我们把他抬进手术车时，他把头拧向我。
我低声说：“我们这就送你去好好检查，华盛顿先生。不过，我们得悄无声息地进行。”
当我们把他推下大厅，朝CT室走去时，我满怀忧惧。我生怕那位主治医生或他的手下突然从那间黑黑的办公室里冲出来当场把我们逮住，幸运的是没有什么事发生。
CT扫描过后，我和总住院医师仔细地研究着结果。正如我猜测的那样，有一块金属片压住了他的脊椎。
总住院医师也忍不住笑了：“哈哈，看看，你是对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一群医生被那位主治神经科大夫领着进行巡房，然后是例行的X光片检查。
每个病人的X光片一张张地打在投影仪上，我们讨论和研究着。
我特意把华盛顿先生的X光片放在最后一张，事先没有告诉那位主治神经科大夫。最后，投影仪上出现了这张X光片。
“这是什么？”主治大夫问道。
我说：“医生，这是华盛顿先生的X光片。我们把他送去做了颈部扫描。你现在能看到，有一片金属片压着他的脊椎。”
主治大夫站在那里久久地看着X光片，我看到他的下颚上有一块肌肉正在抖动着。我把视线投向总住院医师，只见他一脸苍白。
“我们马上去叫外科大夫来动手术。” 最后，主治大夫语气粗暴地说，然后转过身去，“今天就到这儿吧。”
几周以后，当我帮一名年迈的妇女输完血之后，总住院医师正从我们边上走过，他突然停下来看着窗外的停车场。
“米米，快来看看这个。”
我朝他走过去，透过污秽肮脏的窗玻璃看着外头。一名矮壮敦实的女人穿着一件冬季外套，正搀着一名黑人男子穿过停车场，向一辆撞得歪歪斜斜的货车走去：那正是华盛顿先生。那个女人到了货车跟前，她让他坐进了乘客座位，走到后面去把货车后箱打开了。
我口袋里的传呼机“哔哔”作响，我把手伸进去关掉它，看也没看一眼。我意识到我几乎无法喘上气来。那个女人回到了华盛顿先生身边，她伸出一只手握住他，华盛顿先生从轮椅里扶着腰，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米米，他们叫你马上去112号病房。”一名护士在后面叫我。我转过身去，总住院医师伸出手，紧紧地抓了我的胳膊一下。
“永远要倾听病人的心声。”我往大厅走去时，说道。
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老教授的格言帮助我挽救了许多生命。
我跟华盛顿先生见面的金斯郡医院，和别的医院完全不一样。它坐落在纽约东部，简直就像一个第三世界的战场。当我20世纪80年代在那里工作时，那里仍然设有封闭式的肺结核防护区。
急诊室就像活地狱，到处是惨不忍睹的景象——简直就像是痛苦的渊薮。在医院大厅里，你能听到各种各样的语言：西班牙语、各种土话，甚至是广东话。如果你想把那里的病人所受的各种伤害一样样地记下来，那就太令人震撼了：脑震荡，挫伤，服药过量，铅笔刀的划伤，冰刀挫伤，拳打脚踢的伤痕，手枪子弹造成的可怕伤口，数不胜数。
在那些一流的医学院里，一个医学院学生也许根本不用触碰病人，光是站在床尾，观察病人就行，自始至终双手都保持着清洁。但像金斯郡医院那样的市立医院太缺乏人手了，所以，我也被逼着亲自上阵了。
第二章 一颗脆弱的心脏（4）
不过，这里也有好处，我能接受到最好的训练。坏处就是我整天都忙不过来，顾头不顾尾，经常得自己拿主意作决定。
对于市立医院来说，用一句来概括就够了：看着一处，做着一件事，教会一个人。
我第一天到妇产科上班时，去见我们的住院医师，她是一名20多岁的女人，神色憔悴，带着一副眼镜，口袋里塞着一叠厚厚的处方笺，我向她介绍了自己。
“用电线把这些女人都勾起来吧。”她指着走廊外头说道。
我很幸运地明白了她是什么意思——她是说要给那些女人注射催产剂，以便让她们快点把孩子生出来。
但是，当我在角落里看到一群群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时，我的脸色发白了。她们用痛苦不堪的呻吟和哀号来发泄所承受的磨难。
我之前从未给病人进行过静脉注射，但是怀孕的女人的静脉一般都又粗又大又松弛，很容易操作。
我靠近了我的第一个病人。她是一个西班牙女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挺着一只大肚子，活像一个圆圆的皮球。
“你以前生过孩子吗？”她狂野疯乱地问我，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死死攥住我的手。
“没生过。”我说道，在她的右臂上寻找着静脉。
她把我的胳膊抓得更紧了，看来，一轮新的子宫收缩又开始了。“哦，千万别生孩子了！”她尖叫道，拼命地拱着她的身子，差点把我拉翻。
我第二次试针时终于把针头插进了她的静脉，但别的病人比她更麻烦。当我把排在最后的女病人都注射完毕了，我全身上下都沾满了血，可是，打那次以后，我就学会给病人注射了。
吸毒病人就难对付多了。他们的静脉由于过多地注射海洛因，变得松弛而没有弹性，所以，我往往要花上好几个小时才能把针头扎进他们的血管里。
一个星期六，我正在准备花一个下午时间给一个叫本尼的吸毒病人做静脉注射。本尼一度是个衣冠楚楚的登徒子，由于吸毒多年，如今已经濒临死亡。他形销骨立，毒瘾刚刚发作完，正处于肝火大盛的时分，不断地冲我吼叫着：“你这只母狗！给我滚出去！别再伤害我了！”
“我看到本尼今天又吸毒了。”我的朋友苏伊经过的时候对我说。
我看了她一眼：“你想管管他吗？”
“不了，谢谢。”她走过去，唱歌似的哼着说，“我还得去瞧瞧那些关在牢里的家伙呢。”她指的是那些住在医院里的囚犯，一旦有女医生值班，他们就会神秘地患上一些严重的疾病。
等我把针头终于扎进了本尼的静脉，开始给他输药时，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的脖子上都是他抓出来的斑痕，我还没吃午饭，周围都是一群令人恶心的、臭烘烘的病人。
我去休息了一下，上楼去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