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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熊彼特明确提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来，创新就成为经济学、管理学界最时髦的词汇，甚至被提高到关系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瞧不起几乎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却惟独佩服熊彼特。德鲁克写道：“熊彼特一开始就宣称，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不是均衡而是结构性变化。熊彼特由此引出了关于创新者是经济学真正主题的著名原理。”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他坚信，只有当经济吸收了变化的结果，永远改变了它的结构时，经济才能发展，这种变化破坏旧的均衡，创造新的均衡条件。发展就是在新旧均衡之间发生的事件。德鲁克所著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在我国出版后曾风行一时，创新一词就更是时常挂在企业家和学者乃至政府官员的嘴边。但是，人们好像忽略了熊彼特创新的真正含义。
熊彼特的创新是“创造性毁灭”。创新多种多样，想象空间无限。创新有好有坏，可以是福音，也可以是祸水。集权制度是20世纪重大的制度创新，结果带给人类不可估量的深重灾难；核技术是20世纪伟大的技术发现，却从此让人类永远笼罩在核战争的阴影下。制度创新可以激发无限的技术创新，也可能扼杀整个民族的创造力；技术创新可以整个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政治经济制度，大大地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但也可能会造成人类的重大灾难。
创新可以鼓励，但不能强迫；可以支持，然而不能计划；也许会被轻易扼杀，却无法被轻易唤醒。一项新的技术、一个新的制度安排、一个伟大的商业创意，可以摧毁旧的企业、旧的产业、旧的既得利益和旧的特权阶级，这就是“创造性毁灭”的意义。一个社会要足够宽容、灵活、大气和稳定，才能够鼓励和保护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才能够确保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促进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发展，为人们带来幸福与安宁，而非动荡和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