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要尊重农民的实践和选择权，回到土地上面来，了解广东、浙江、湖北、陕西等地的基层干部和农民怎么实践，怎么创新土地制度，有哪些是科学的。我们还要到亚洲相似的国家和地区去，考察他们的土地制度是怎么样的。我们要回到上世纪80年代尊重人民的创造探索土地制度，我觉得在学界争论不休的时候，农民自己在争取扩大地权一直没有停止过，目前很多地方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农民为了使农地更有效地流转，更有效地配置，思路和学者完全相反。比如有一种做法，叫作“有偿承包、按份分配”，并不是每家每户都分配土地去种，而是出现专业的农业组，三五个人把土地承包下来，年底收了粮食村里其他人都来分。现在在东北，村集体成立了机耕队，一个机耕队耕几万亩地，很多农民把土地重新交给村集体耕种，村集体给农民分钱，农民自己都出来打工了，就没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了。还有一种更普遍的做法是，农民根据市场的变化，经常改变农地的农业用途，如水稻地改鱼池或稻田养鱼，棉花地改种果树蔬菜，或扩大复种指数等等。显然，仅从扩大农民分享更多农用地租的角度去看，农民的办法有利于土地农用最优化配置，农地地租最大化，也有利劳动力优化配置，比学者“承包权永佃制、但加强土地农用用途管制”制度设计高明得多。 。 想看书来
土地新政下的制度建设（3）
学者扩大农民分享地租增值的办法，自然是延长承包期，补偿从15年提高到30年再到70年。这当然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政府强化“农转非”和农地用途改变的管制，或加强对粮价的管制，农民获得地租增值的实际比例可能会出现下降。过去20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为追求更多地租增值收益，农民的想法和学者也是不同的，农民的做法是：第一种做法是直接用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或“开荒地”发展乡村工业，农民集体占有全部的地租增值收益，这种做法在80年代非常普遍，这也是80年代农村乡镇企业雨后春笋的缘故；第二种做法是将集体所有的土地，通过将土地“农转非”后直接出租，农民集体获得数倍于前的土地租金增加值。广东等沿海地区农村多是这样做的；第三种做法是将村庄的宅基地或“四荒地”或“废地”集中整理，再对外出租，农民集体占有土地增值收益。显然，农民的办法比学者高明，不仅更多占有了地租增值（绝对值和比例都是增长的），还能够造地，于国于民都有利。
关于扩大农民分享土地资本化收益的权利，学者的办法是延长土地承包期，这样农民的地权就可以抵押、出租、买卖、入股了，农民的地权就可以资本化了。从越南15年的土地改革实践来看，只要政府加强土地用途管制，“私有化”并不必然增加农民土地资本化收益，倒是更有利资本家和权力者获得土地资本化收益。
在中国农民看来，土地农用权在集体所有制不变为国有制的情况下，承包期5年还是50年是一样的，重要的是农民有选择是5年还是50年的权利，不应该由政府规定，但可以考虑是否接受政府指导。不仅如此，如果抵押贷款的利率过高（越南农民贷款的月利息为17％以上），农民还有失去地权的风险。中国农民有自己的扩大地权资本化收益的做法：第一种办法是，建立农民土地信用社，农户的土地承包权或所有权（宅地）都可以在土地信用社抵押贷款，利息收入归农民自己（农村金融内置化），即使有还不起贷款的可能，但地权还有集体这层保护，风险要小很多。这种模式在90年代的内蒙古小兴安岭地区常见，现在还有，在80年代的很多村庄常见；第二种做法是，面对政府征地，农民不是寻求更多现金补偿，而是努力获得更多的“返还地”。因为补偿的只是承包权（30年承包权出让金），失去的是土地所有权。何况钱不能生钱，而获得“返还地”是分享所有权资本化收益，是持久的收益。这种模式在浙江、广东等地常见，一般是10亩返回3亩。这种模式的村庄集体和农民家庭非常富裕，并且可持续。第三种做法是将集体建设用地集中开发，建成“小产权房”或厂房，出租或入股，获得土地资本化收益最大化，而不是分散化，一卖了之。这种模式在北京等地普遍存在，这样的村庄集体和农户家庭也非常富裕，并可持续。
我在浙江调查，有一个村被征地时不要任何补偿款，但要求政府每征10亩地，要无偿返还3亩。这个村现在很富裕，村里用土地来修停车场、市场、超市出租，修廉租房给农民工，养老院修得像是五星级宾馆。这个村子的孩子读书都是免费的，甚至到国外留学也是免费，还有看病也是免费。显然，农民在争取土地资本化收益最大化的各种实践，更比学者设计的方案高明多了。 。。
土地新政下的制度建设（4）
这些创新对于我们安排土地制度都是很有帮助的，农民知道怎么能够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们最了解自己的情况，重要的是要给农民选择权，而不是规定农民怎么去做。农民怎么去做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很多学者都以为自己是上帝，以为学者、政府对农民的感情，比农民对农民、对农民集体感情还好，我觉得这是自以为是了。
我的主张和建议
我对农民非常有信心。在吸收农民实践创新和学界讨论的基础上，我的主张和建议是必须坚持几个原则：
第一，地主唯一性原则。农民集体是农村土地的唯一主体，土地依法征用（用于公益）或改变用途（农转非），应当由村民集体（唯一地主）依法决定，70％以上集体成员签字同意才能有效。第二，同地同权原则。同样的地（农地或非农地），不管是个人所有的、或是集体所有的、或是国家所有的，不同主体都具有同等的土地权益。第三，地权必须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多功能原则，土地不仅仅是生产要素和私人财产，土地还要承担粮食安全、公益事业、生态、社会稳定、村民自治等功能。第四，农*体性原则。农村土地处置权属于土地所有者——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如何经营管理、土地产权收益如何分配，由全体村民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自主决定。要充分尊重农民的创造和意见，农民是最主要的参与者，不能将农民排除在外。第五，耕者有其田原则。
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基础上，为扩大农民和农民集体地权，我建议新的土地制度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农地农用权保护和管理制度。属于在册的基本农田、林地、草地、水面等土地，不论是国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还是地方政府所有，都必须遵守农地农用规划，不得随意“农转非”。但农民可以在农地农用上有更多的选择，如稻田可以养鱼，或在鱼池边建猪舍养猪等等。
第二部分：土地“农转非”管理制度；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必然需要土地“农转非”。土地“农转非”要依据有法效的发展规划有序进行。按照规划“农转非”的土地，农地所有者和政府各得一半。“农转非”只能用于城市道路、公园、学校、医院、养老院和农民工廉租屋等公益事业。商人需要非农地，在土地市场上购买好了，不需要找政府，政府是公平交易的维护者。
第三部分：非农用地交易和开发管理制度。已经“农转非”的土地，由土地所有者自主处置，出售给开发商或自己开发都可以，但所得的增值收益必须依法纳税，按照累进税率计征，增值越多，缴税就越多。土地增值所征税收，归全民共享，用于增进全民福利。这是为了避免各地为GDP和财政收入开展土地征收和土地价格大战。“农转非”的土地，所有者也可以选择闲置，但必须缴纳土地闲置税，闲置时间越长，税率越高。
第四部分：地权实现的基础性制度。比如说土地登记和确认制度、估价制度，对每一片土地，在网络、报刊上公开，今后买卖要按照公开的价格进行交易，防止*和内部交易。还有土地规划和编制制度，对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什么是搞农业的，什么是今后农转非的，还有城市里什么是工业用地、商业用地等都要进行规划和编制，哪一块是今年农转非，哪一块是明年农转非的，都要进行编制。
土地新政下的制度建设（5）
第五部分：土地经营社保制度。我主张建立土地经营银行，农民可以把自己所有权不超过20％的部分到国家银行进行抵押。农民“集体”建立土地信用社或合作社，可以接受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的抵押。土地经营有了收益，要为农民建立每一个社会保障账户，将土地收益打到每个农民的社会保障账户上，国家给农民的社会保障资金也要放到这个账户里。今后农民进入城市里，也要把他们的社保转到城市里来，当农村的社保收入和城市的社保收入基本相等时，才能够城乡一体化。
现场提问：我有一个媒体朋友曾经在湖南做过一个调查，他调查发现，在一些地区的农村，很多老人给将来的养老提供的备用手段就是一瓶农药，就是说农村老人自杀现象很多。为什么这些人会老无所养？农民将来的养老怎么保障？
李昌平：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1985年开始在乡里当党委书记，我亲眼目睹到农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不孝顺，很多老人被边缘化，住在很破的房子里，老人在农村过得很孤苦。但在上世纪80年代情况不是这样，那时有村集体，集体每年拿出钱来照顾老人。后来村集体逐步解体，农民的收入在90年代逐步下降，很多年轻人不得不出来打工，靠打工维持家庭的生活。这个时候农村的风气也不像过去了，这个过程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三年前，我在自己村里做过一个试验，成立一个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