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多代价高昂的海外承诺，而他们越来越承担不起这些义务，同时面对许多现实的威胁，却不知如何应对。随着美国生活方式的前提条件越来越多，美国人已经没有办法再得到满足。
上一代美国人担心轰炸机和导弹方面的差距，但这两种担心都被证明子虚乌有。但当前需求与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之间的差距，既不是杜撰的，也不是想象中的。它真实存在，并仍在不断扩大。这一差距决定了美国的经济文化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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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与富足，富足与自由（1）
从历史的角度看，自我满足倾向的大行其道算不上什么意外。努力追求财富以及竭力清除碍事之人（或物）早已成为美国人性格的核心。19世纪30年代，机智的观察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就发现这个年轻共和国的公民“病态般的热衷于”积累财富。可是，虽然美国人一般都会“试图抓住所有东西”，这位法国思想家写道，“但他们什么东西也抓不紧，很快又会放开手去追求更新的满足感去了”。不管已经多么富足，美国人还是渴求更多，“焦虑、恐惧和遗憾”一直困扰着他们，“让他们的心灵一直处于惶恐之中”。
甚至在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满足这些渴望并缓解由此引起的焦虑和恐惧也有重要的政策意义。为了扑灭这种狂热，美国人开始放眼世界，延伸美国力量的触角。对“更新的满足感”的追求，在领土和商业扩张的冲动上得到了集中表现。托克维尔著名的《美国的*》（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面世时，这种扩张工程早已经开始了，最显著的例子是杰斐逊1803年购买路易斯安那领土以及当时正在进行中的迁移（或清除）土著美国人工程，这一工程贯穿了整个19世纪。
为了让人以不同的方式记住他们的集体故事，美国人依靠政治人物为过去消毒。在2005年就职演说中，乔治？W？布什把传播自由说成“缔造了美国的使命”。这时，新保守主义者的心脏当然跳得更快了，因为布什接着宣称美国的“伟大自由传统”需要美国致力于“终结世界上的*”。这一经久不衰的诉求赋予美国人的性格和目的以独特性，然而，布什只不过是对这一诉求作出自己的注解罢了。从建国起，美国就通过其行为表达了一种神圣的目的。尊重并更新这个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意味着美国的特权）传统，早就成为美国总统宪法以外的首要任务了。
许多美国人发现这种情结不可阻挡。但是，如果夸奖美国拥有“自由传统”，那就等于说好莱坞有“艺术精湛的传统”一样。电影业不过如此，只是一种产业而已，其目的是赚钱。如果一家电影公司拍摄了一部具有美学价值的电影，那当然值得庆贺，但是利润决定了企业存在的目的，它们不是为了揭示真与美。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1776年7月4日发起的这项事业。那年夏天，精明的律师、商人、农场主和蓄奴种植园主们齐聚费城，但不是为了创建教会，而是创建了一个共和国。他们的目的不是拯救人类，而是确保他们的同胞毫无阻碍地实现杰斐逊的“三位一体”。
在之后的年份里，美国取得了显著成功，实现了那些目标。但在从小国转变为大国的过程中，美国从未致力于解放别人，因为它缺乏一种主导观念，即美国已经拥有巨大的安全和经济利益。
虽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多，但世界上还是有些不幸的人成功地逃脱了奴役。例如，南北战争带来了黑奴的解放。可是，把1861~1865年的燎原之火解释成非裔美国人受奴役的后果，未免过于简单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国大兵的确解放了纳粹死亡集中营里幸存下来的囚犯。可是，对1941~1945年指挥美国军队打仗的人来说，关注欧洲犹太人的命运顶多是事后产生的想法。
称赞美国有“伟大自由传统”是歪曲历史，它掩盖了美国政治和外交政策的真实动机。它把历史改编成了道德剧，因而为回避道德分析提供了理由。坚持认为解放别人只不过是美国政策的附属动机并非玩世不恭，这是自我认识的前提。 txt小说上传分享
实力与富足，富足与自由（2）
如果年轻的美国有某种使命，那也不是解放，而是扩张。“当然，”西奥多？罗斯福1899年如同向愚笨之人解释浅显道理一样宣称，“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就是一部扩张史。”罗斯福说的是真心话。这些帝国的建设者们视停滞为自杀。美国人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占领土地、扩展商机的强烈冲动。
扩张是如何实现的呢？在这一点上，历史记录没有留下争论的空间：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根据情况不同，美国使用了外交、城下之约、恫吓、欺骗、胁迫或*裸的强迫等手段。美国渗入邻国的土地，然后厚颜无耻地宣称归为己有，并发动全面的入侵。美国也从事过种族清洗。它时常坚持认为条约神圣不可侵犯，但在有些时候，它却随意抛弃“神圣”的协议，使之变成废纸一张。
美国使用的手段多种多样，用来解释行为的理由也多种多样。它把自己吹捧成“上帝的子民”，要建造“山巅之城”，照亮整个世界。美国奉天意行事，或是响应“天命”的号召。美国宣称有义务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或者“提高棕色小兄弟的思想境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成为美国人的导师之后，美国承担起责任，“教给世界各国如何在自由道路上前进”。称之为废话的批评者得了一些分，但输掉了辩论。墨西哥战争中的年轻林肯是这样，1898年帝国冒险之后的马克？吐温是这样，“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中的参议员罗伯特？拉？富莱特（Robert La Follette）也是这样。定期修改和包装之后，美国例外论更加大行其道。
说到行动而非言辞时，甚至被视为最理想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也密切关注一个主要目标：增强美国的影响、财富和实力。从最初殖民地时期与土著人遭遇到冷战结束，美国的对外关系记录既不是特别高尚，也不是特别虚伪和具有剥削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乔治？W？布什和奥萨马？本？拉登对美国历史的解读都离题万里。作为崛起中的大国，美国恪守着国际政治铁律，让利他主义毫无用武之地。如果美国扩张的传说中包含道德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也是模糊不清的。
确切地说，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并不是没有失误，如滑稽剧般入侵加拿大，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不明智地吞并菲律宾，联手制造中国的“百年耻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采取灾难性经济政策为大萧条铺平道路，哈里？杜鲁门1950年决定派兵到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北，等等。美国人对这些莽撞和失误早就不在乎了。但是，对于越南战争之类的事件，虽然美国人一直努力降低它的影响，但它的确令人难以忘记。
不管多么令人难堪，与美国总统治国的“大手笔”相比，这些失误的影响都微不足道。从法国人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时，托马斯？杰斐逊可能逾越了权力界线；从墨西哥人手中夺取加利福尼亚时，詹姆斯？波尔克（James Polk）可能打了一场侵略战争。但他们的行动确保了美国有朝一日成为大国。为了确保巴拿马地峡的安全，西奥多？罗斯福策划了一场令人无法容忍的骗局，但他在那里建造的运河确立了美国在西半球的领导地位。
这些著名美国政治家缔造的成就不是源于他们共同致力于自由传统，而是源于他们无所顾忌的魄力。无论白宫和国务院发出的例行声明多么言过其实，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征一直不是理想主义，而是实用主义，且经常受到实用主义的近亲——机会主义的约束。
实力与富足，富足与自由（3）
扬扬自得的教科书上美国所谓的“崛起为大国”的过程，并没有按照某些事先设想的全球领先战略来展开，它从来就没有什么秘密图纸或巧妙计划。指导政策的是善于捕捉机会的锐利眼光，不是固守什么原则。如果说它使用的手段并不总是漂亮的话，取得的结果却经常令人瞠目，给美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
扩张使美国成了“机会的乐土”。扩张带来了富足，富足带来了真正自由。在费城签署的文件许诺了自由。实现这些承诺需要有利于大规模创造财富的政治经济。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Frederick Jackson）在一个世纪前写下的话指出了这一点。他写道，“不是宪法，而是自由的土地和富饶的自然资源向一群合适的人开放”；才使美国*成为可能。半个世纪之后，历史学家戴维？波特（D*id Potter）也发现了富足与自由之间类似的共生关系。“富足之下的政治”，他声称，创造了美国生活方式，“这种政治既对着那些认为富足是保障自由的手段的人微笑，也对着那些认为自由有助于确保富足的人微笑”。另外一位历史学家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发现了一种更为紧密的相关性。对美国人来说，他认为：“富足就是自由，自由就是富足。”
简言之，扩张促进了繁荣，从而创造了美国人追求自由之梦的环境，虽然他们一直相互争论谁应该分享这个梦想。物质富裕程度不断增加的承诺和现实，使这一争论维持在美国边界之内。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美国人开始依靠更大的经济蛋糕来欺骗难以统治的人们，缓和阶级、种族、宗教和民族之间的紧张局面。金钱成为润滑剂，使社会和政治摩擦一直处于可容忍的范围之内。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曾经说过，美国人“总是用量化的办法解决生活中的几乎所有问题”，确信更多就是更好。
扩张、富足和自由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达到了极点。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列强兄弟阋墙的行为，日本鲁莽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