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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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服力- 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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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来飞机升空失败的声响)
  副驾:赖瑞,我们在下降!
  机长:我知道。
  (飞机坠毁声,机长、副驾和其它76名人员死亡)
  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例子。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常常意识不到自己的职位与权威对周围人的影响。当机长犯明显错误时,机组人员表现出的纠正迟钝,我们称之为机长症候群。灾难调查组发现,很多空难都是因此发生的。
  机长症侯群在航空业以外的地方也存在。研究人员对一组护士进行过实验,想看看主治医师的要求会不会让她们做出不符专业知识的判断。实验中,心理学家查尔斯?霍夫琳(Charles Hofling)装扮为医生,分别给医院二十二个护士站打了电话,要求护士们为某位病人注射二十毫克雌性激素。95%的护士都服从了指示,即使她们知道那种药不应该在医院使用,而且20毫克的量也比正常用量大了一倍。
  研究人员对此进行了总结。他们表示,在医疗机构日常运营中,由医生、护士及药剂师共同达成最佳治疗意见是通常做法。但为单独的病人进行详细治疗时,只有一方的话最具权威。
  从这点看,上面的护士放弃了自己正确的护理经验与专业知识,听从了医师的错误指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主治医师是治疗负责人,又具有权威,他有权力惩罚不服从的护士,况且医师掌握的医疗知识远远高于护士,这点也让护士有理由服从他们。综上所述,就不奇怪为何医护人员不愿挑战医师的治疗意见了。
  为了在接受治疗时保护自己,也为了在公司做决策时更明智,领导者要充分了解自己对他人的影响。如果队员不能共同为团队出谋划策,不能把自己的意见表述给领导,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决策失误,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不管您是教练、职员,还是小老板,又或是跨国公司总裁,相互合作的团队关系,加上敢于有不同意见的队员,是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关键。作为领导者,您对他们表现出的谦虚无伤大雅。最后,请记住在跨进会议室、医院或机舱驾驶室前,先好好调整一下自我感觉。
  

为什么集体会议会导致一场灾难?
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两个太空史上的悲剧:
  2003年2月1日,哥伦比亚号飞船在返回地球时失事;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升空时爆炸。两艘飞船上的宇航员均在事故中遇难。前者的事故原因,是左侧机翼受损导致,而后者,则是由于燃料箱上O型封环的变形。虽然导致灾难的直接原因不同,但归根到底是出于同一个原因:宇航局人员的决策失误。这两场灾难告诉我们什么?怎样在工作中听取他人的不同意见?
  为了解灾难形成的根本原因,先看看升空计划的负责人与哥伦比亚号灾难调查员的对话:
  调查员:作为负责人,您是怎样获取不同意见的?
  负责人:嗯,我听到意见后,会……
  调查员:这样是说,您也有可能什么意见都没听到。那您用什么方法征求不同意见呢?
  负责人:……(无话可说)。
  哥伦比亚号项目的基层人员曾建议,用国防部间谍卫星拍摄的图片检查飞船哪些部位受损,但这条建议未被领导重视。挑战者号的工程师也发出过警告,他担心升空当天的低气温会让封环变形,该建议同样遭到忽视。为什么会这样?
  通过对肯尼迪猪湾惨败、尼克松水门事件的分析,心理学家艾尔芬?詹尼斯(Irving Janis)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理论,可以解释决策失误的原因,即由 “团体迷思”(Groupthinking)导致。这个词最初是由记者威廉姆?怀特(William H。 Whyte) 提出的,它是指在团体决策的过程中,队员更看重相互间的合作与认同,而不希望听取不同意见。
  “团体迷思”的诱发因素通常有,对团体凝聚力的追求、对外界影响的排斥、独裁式的团队领导人。组织中的任何一层都可能存在这样的诱因,最后在为达成一致造成的压力下,团队会赞同领导者的意见。
  此外,这样的团队会认为,团队间应该保持高度一致,任何团队以外的意见都不足取信,于是队员会对不同的意见进行筛选,防止它们扰乱领导的视听。“团体迷思”带来的后果是决策上的失误,表现为局限于几个方案的讨论,带有偏见的意见征询方式,对团体领导人的言听计从。
  怎样避免“团体迷思”呢?团队应该对所有意见,特别是领导者的意见,展开讨论,大胆地提出质疑。聪明的领导者在表明自己的立场前,会先听取他人的意见。这样他们才能听见队员的真正心声,而不是投其所好的话。
  为了提高决策的正确性,领导者应该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打消大家被穿小鞋的顾虑,鼓励每个人都提意见。
  此外,对已经达成的决策,可以针对有疑问的地方组织再次讨论。邀请团体外的专家参与讨论也是个好方法,因为他们会更客观的看待问题,这在团队缺少长远目光,当局者迷的时候更为适用。局外人会发现您所看不到的地方。
  总之,多听听团队里“不”的声音,会增加客户对您的团队说“是”的几率。
  

魔鬼代言人和真正反对者谁更有说服力?
近四个世纪以来,罗马天主教正式追认新圣徒前,都要指定一名“魔鬼代言人”(Devil's advocate)负责列举圣徒候选人的缺点加以反对。候选人能否得到追封要看辩论结果。可以说,这种爱唱反调的辩论是尽责调查(due diligence)的一种,是为了通过“魔鬼”的反驳找出候选人的缺点,通报给主教以做追封参考。这样的决策模式可以了解到更多信息,听到不同立场的声音。
  从事商业工作的人知道,“商业”与“圣徒”这两个词其实没什么联系。但是,魔鬼辩护者事实上能教给管理者们很多东西。团队对某个问题达成初步共识时,鼓励他们提出进一步的不同意见会令决策更正确。这可以避免“团体迷思”和“团体极化”,后者是指团体讨论使成员的决策倾向更为极端化。
  心理学家认为,决策大同化的团体中只要有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就能让团队多方位且深入的思考问题。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还没有研究表明到底什么样的反对者能胜任这个任务。是魔鬼代言人呢(也就是伪反对者)?还是真正的反对者?谁会为意见大同化的团队提高决策能力?
  心理学教授查兰?奈米斯(Charlan Nemeth)通过研究认为,和真正的反对者相比,魔鬼代言人提高团队决策能力的程度小得多。团队多数人认为,真反对者不论是立场,还是所持的异议,都比伪反对者更有原则性,因此也就更看重真反对者的意见。伪反对者的观点,则让人觉得是为了反驳而反驳。所以,当团队里有个真反对者提出异议时,其他队员会更认真的考虑他的意见,考虑他反对的原因,从而更全面的探讨方案。
  那是不是说魔鬼辩护士已经没什么用了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宣布,天主教教庭不再有“魔鬼代言人”这个职位。然而,有证据证明“魔鬼辩护士”是可以加强团队对最初立场的信心的。因为团队即使否定了“魔鬼代言人”的意见,也会认为这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因而更坚信最初的决定。这种否决并不是说“魔鬼代言人”的意见没有任何作用,因为它起码还能促使团队考虑不同方案,当然,前提是这个团队是欢迎不同意见的。
  总之,提高决策正确性的最好的方法是:创造一个良好的团队氛围,鼓励队员大胆对主流意见提出异议。这能为棘手的问题提供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还能提高员工士气(只要队员是出于工作需要,而不是私心提出异议),为决策带来最大收益。
  如果所做决策的影响面广泛,且影响力久远,就更需要找一个真正的反对者加入讨论。真正有见地的反对者,能让团队避免把决策带上歧途。为了决策正确性着想的异议,比为反对而反对,更会让团队受益,能让我们做出最佳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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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正面教材有时不如反面教材?
力量、勇气、决心、承诺、无私,有些人可能会说,根据消防员在工作内外的表现,他们理应成为我们行为的楷模。当然,救人性命与把小猫从树上送到安全地带也许不属于您的工作范畴,但如果您想成为自己的英雄,消防员的培训课程一定能帮得上忙。
  什么样的培训能减少工作中的错误判断,是用犯错的负面例子来进行培训好,还是用做出正确决定的正面案例?温迪?乔恩(Wendy Joung)教授对此进行了研究。温迪认为,前者的培训效果更好,主要是因为负面的案例更引人注意,也更令人印象深刻。
  对此,温迪想找些人参加实验以证实上面的假设。这些人在工作中做的决定必须是性命攸关的、任何行差踏错都会带来严重后果。所以,实验对象被定为消防员。温迪把消防员分为两组,分别通过不同的个案对他们进行了培训。其中一组进行的是“引以为戒”式的培训,即以现实生活中消防员犯的错误警醒他们;另一组接受的则是以正面案例为教材的培训,即消防员判断准确的案例。在分析结果时,温迪证实前者的培训效果更为理想。
  培训的成功在于能影响他人行为,如果您是想增加对员工行为的影响力,那本实验对您可是有启发的。很多公司在作培训时,都侧重于教员工怎样做正确判断,其实适当穿插些判断失误的例子,告诉人们如何避免类似的错误对培训是有好处的。因此,对反面的个案、录像、图示或个人证言做分析后,最好再安排大家讨论,找出杜绝类似错误的方法。
  当然,并不是说反面教材的主角一定要现身说法,他们可以以匿名的方法出现在培训中。你会发现,凡是经验丰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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