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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藏书分中文部、日文部、朝鲜文部、满蒙藏文和西文部。以中文藏书最丰，有古典、宗教、美术、文学、哲学、历史等各类图书近四十万册；还有三千多种主要的中文专业杂志、学术刊物、大学学报和普通杂志，一百几十种大陆、台湾、香港和世界各地出版的中文报纸。燕京图书馆珍藏着宋版的扬雄《法言》和明《永乐大典》的部分原槁。从三十年代的《故宫周刊》到我小时候订阅的《儿童时代》、《少年文艺》；从冯梦龙的《喻世明言》到傅雷的名译仁勺翰·克利斯朵夫》，收罗齐全；此外还搜集了七百多种“文革”期内出版的红卫兵报纸。燕京图书馆跟西方任何一所大学的图书馆一样，学生可以进入书库自由翻阅。看到那么多心爱的书，我仿佛见到了老朋友，常常会在那里呆上一个下午，乐不思返。有些美妙的东西，没有相当的寂寞就不能充分地享受。每次离开图书馆时我总留心一下门口的布告栏。上面经常有与中国有关的电影、演剧、讲座、聚会的通知。
十一 国策论一个无法改革的国家是无法生存的。
——伯克一九八四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临近了。虽然美国不庆祝这一节日，我班教室里却有着一种异样的节日气氛。墙上贴着斧头和镰刀的宣传画，久违的列宁像挂在教室正中。
原来经理学院有二十来个一年级同学利用春假访问了苏联，他们访苏的目的和我去华府的目的不消说是两码事。他们去了莫斯科、列宁格勒、明斯克、里加等地，参观了百事可乐公司在苏联的工厂，一家白兰地酒厂，莫斯科国立大学和苏联政府的经济部门。还会见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发现苏联到处有排队现象，商品质量差，供应紧张，机械化程度低，外币黑市活跃。美国大使馆代办告诉他们，由于多年来的宣传配合秘密警察的镇压，苏联目前的政权非常稳定。
这些同学去苏联的一个侧面原因是，经理学院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的实例很少。关于苏联的实例一个也没有。尽管苏联和美国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苏联资源丰富，领土广阔，地跨欧亚，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市场。苏联是美国粮食最大的主顾之一。有的同学提出：正因为苏联是一个封闭社会，信息交流困难，所以更需要设法了解他们。例如为什么苏联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推行了几十年还解决不了粮食问题？苏联的人均国民生产值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后七十年仍比“日薄西山”的美国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些什么实绩和影响？苏联工会有什么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戈尔巴乔夫的新政内容如何？等等。
一年级的“商业、政府与国际经济”一课综合了经济、政治、历史、金融、法律、商业政策等学科的知识，研讨一个国家的经济战略。不仅有美国，也有西欧、中国、日本、巴西、印度、墨西哥等国的实例。时间范围上溯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下至八十年代的债务危机。
教师要我们从总统助理。国会议员、财政部长、外贸部长等政府高级官员的角度出发，研究各国的国策。由于课程内容的有机联系，我们既能比较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几个国家的国策，又能纵观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国策。
这门课程从经济实绩、历史环境和国家战略三个方面来分析比较各大国的国策。
经济实绩是一个国家的政策能否有效的最有力的证明。经济实绩的内容有国民生产总值、人均生产值、就业率、生产能力利用率、生产率、通货膨胀率、对外贸易顺逆差、外汇储备量等。将两个国家同一时期的经济实绩相比较，又对照一个国家过去和现在的经济成就，得出的结论是颇有启发性的。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绩受到环境和历史因素的影响。自然资源、人口分布、社会结构、意识形态、政府体制、工商金融组织、劳工素质、文化水平是重要的内在因素。政治结盟、贸易协定、国际经济组织、货币汇兑率、相对的实力地位，是重要的外在因素。
然而，对国民经济发生最大作用的则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是政策制定者① 埃德蒙·伯克（1729—1791），英国政论家。悯辞令，擅文学。曾仟罗京汉首相秘书。著有《法国革命感想录》等。
的经济与非经济的目标。每个国家无不希望提高经济增长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稳定物价，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关键是这个国家制定怎样的经济建设计划，采取什么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来实现这些目标。政治上是追求民主还是实行独裁？发展经济是通过市场调节还是靠行政命令？对外是开放交流还是闭关自守？一个政府的官样文章可能与其实际行动背道而驰的。
此外，政策制定者的素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这门课花了很大的功夫研究日本的国策。
自然资源贫乏、人口密度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日本，在战后短时期内一跃而为世界主要工业先进国，它的经济奇迹震动了美国。哈佛经理学院有关日本的实例占很大的比重，特别反映在这门国际政治经济课上。我们发现，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抛弃了所谓的正统经济理论。日本当权者认识到日本有一亿人口，如果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发挥所谓比较优势，即发展劳工密集的工业的话，日本将永远摆脱不了亚洲型的萧条和贫穷。如果把技术、资本和熟练劳工动员起来，有选择地发展某些工业，那么日本就能力自己创造竞争优势。唯一的道路是重视人才、发展科技。日本决定优先发展钢铁、炼油、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电子产品、电脑和机器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工业。初一看，这似乎违反了经济学常理，但从长远上看，这些恰恰是需求量大，技术进步快，劳动生产率能迅速提高，生产成本能不断降低的工业。要把日本的生活水平提高到欧美的标准，非得有这类工业不可。
尽管日本在科技发明上迄今相当有限，但在应用科技发明的成果上却很成功。例如半导体本是美国的发明，但新力公司把它应用到收音机、电视机和其他产品上，获得了巨大的商业上成功。现代企业管理、质量控制、顾客至上本来是从美国学来的，日本却青出于蓝胜于蓝，超过了美国。
日本的电子、机床、机器人工业发达的另一个原因是环境造成的。蕞尔岛国的地理因素造成日本人一切喜欢小巧轻便的心理，这种心理促进日本的企业不断地改进产品质量。日本并不是在所有的领域都领先，但是领先的领域正是适应社会心理环境需要的结果。
战后，日本的经济崩溃，但是明治维新为日本教育打下的基础，并没有瓦解。由于和西方先进工业国隔绝了十多年，日本的生产手段完全过时，因祸得福的是，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不用担心国防了。美国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进展，视日本为战略要地，主观上希望日本经济强大，美国向日本提供了大量政治经济制度、企业结构、企业管理等方面的信息，接待了数以百计的日本考察团，对于日本的只出不进的贸易政策，以及某些违反国际贸易惯例的作法，也长期予以容忍。
战后自民党的长期执政，给日本的政治带来了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由于民主选举，执政党与选民有一致的目标，官商得以合作，大学、政府、工商企业三位一体，同心协力，为发展经济而努力。日本的通产省是经理学院学生非常熟悉的名字，因为通产省在制定日本的经济发展战略中，起了非同小可的领航作用。通产省的官员来自日本最优秀的大学，其中不仅有技术专家，还有精谙法律和经济的管理人才。他们的职责是决定日本需要发展哪些工业，用什么手段迅速地发展这些工业。日本虽然名义上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体制，可是为了贯彻工业政策，政府不时采取符合市场规律的干预性行动。任何公司也不敢忽视政府的“行政性指导”。日本政府意识到国家过分控制将导致官僚主义、贪污腐败、无效率等弊病，所以通产省鼓励日本企业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竞争，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也许，日本的经济成就不能仅仅用经济政策的成功来解释。在谈到日本成功的原因时，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时的经济学教授森岛道夫，曾说日本向来对中国抱有一种民族自卑感。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地大物博，人丁兴旺，一海之隔的日本与之相比，不免自惭形秽。这种自卑感转化成一种非要胜过中国不可的集体意识，难怪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国策一直以中国为对手。
我看到过日本中小学课本里有关中国的介绍是十分详细的。经理学院的一位日本同学甚至能背诵唐诗。在某种意义上，日本的民族自卑感对后来日本经济奇迹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综观一百多年的历史，日本确实保持着某一种一贯性。明治维新的目标是富国强兵，侵华战争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