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满意程度每年都是公司第一。我又被提升为公司副总裁，负责管理公司属下的三百家旅馆。后来我的责任扩大到全美五个地区，属下有九万名员工。我担任公司企业规划、战略设计方面的决策、制定营业收入的目标、利润指数、顾客满意的指标等工作。
“我的工作是总经理性质，哈佛教的就是总经理的艺术，所以我在哈佛学的东西很管用。
“我的管理哲学很简单：如果我们照顾好公司的员工，他们就会照顾好公司的客人。马里奥特旅馆固然有豪华的设施：高尔夫球场、海滩、宴会厅等等，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员工。他们应该有充分的机会发挥能力。这方面我们花了许多资金和精力。我相信这跟我们的高质量服务有关。美国还有比马里奥特更豪华的旅馆，但客人就是喜欢我们。我们旅馆的市场占有率为全美之最。
“马里奥特旅馆的指导思想是：服务他人是一种高尚的职业。在美国这很不寻常，因为一般美国人都认为服务性行业低人一等。美国立国的基础是独立。成功、地位、金钱受到尊重。但是马里奥特公司的创始人一开始就认定服务性行业是一种高尚的行业。其次，我们公司有一种精益求精的传统。
不论是洗碗碟，整理房间，还是管理整个旅馆，总有改进的余地。
“我在缅因州波特兰市工作时，远离公司总部，有很大的自主权。我研究了一下马里奥特传统的操作方法、管理程序之后，觉得可以进一步加以改进。虽然这些程序、方式、方法已有多年成功的经验，但我还是按自己的想法重组了管理班子，将十九个高级管理职位精简到八个，撤掉了一些岗位，改变了管理方式。我让各个部门的主管直接参与旅馆的管理，而不是成天呆在办公室里看报告。又让经理人员直接与客人接触，在实地担任领导，不在办公室里搞分析。一年以后，我们旅馆的利润和营业收入都大大提高，由第三者所作的独立调查表明，顾客满意的程度我们旅馆是全公司第一。
“公司总裁比尔·马里奥特注意到我们的业绩，他亲自访问了我们。我告诉他我摒弃了公司的一些传统作法，采用了一套新的管理体制，会议减少了百分之八十，安全操作程序也作了改变，现在，每个经理人员负有更大的责任。
“比尔·马里奥特的父亲是公司的创始人，他本人干这行也已经有三十五年的经验。要他把过去的老一套经验丢掉，接受新变化，欢迎新变化是很不容易的。然而，他听了我的汇报之后感到很兴奋，马上把我调到公司总部，让我在整个公司推行这些革新措施。由此可见，在一个习惯势力根深蒂固的机构，即使维持现状对许多人的既得利益有利，好的主意迟早仍会克服阻力。
促成变化，获得成功。比尔·马里奥特称我为公司的‘哲学家’。
“我在华盛顿、波士顿、纽约、波特兰都管理过旅馆，我常常接触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餐厅侍者，有的是清洁工，有的是会计，有的担任后勤工作。我发现这些年轻人不再有家庭、教会、社区、学校这些传统的结构作为他们生活中的支持，工作单位变成了他们生活中唯一的稳定结构。我工作的相当一部分是给这些人当咨询，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记得在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如果我需要帮助，或者请教别人，我会找父母、社区、学校、教会的。这大概是社会的一大变化吧。
“这也使得企业管理工作的性质变了。特别是服务性行业，人的因素更重要。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给这些年轻人提供一个精神依靠。
“世界在变，时代在变，人也在变。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人们侧重的东西有所改变。八十年代物质和金钱较受重视，九十年代人们更保守一些，更重视道德价值，而不那么追求物质。马里奥特的客人和员工都反映了这种变化，所以我们的服务也必须跟上去。
“作为公司员工健康福利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我带头每天早晨八点上班，下午六点下班。我的用意是想告诉员工：我们不要求大家做工作狂。工作过头会影响健康，甚至使人变得眼光狭窄，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学习新事物。
久而久之，他们应付变化的能力也会受到影响。要工作得有效率，生活得愉快健康。
“我每天都打半小时的太极拳。我对东方文化和哲学研究了多年。打太极拳给我的生活带来平衡，也使我对人生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太极拳给我的影响不仅仅是一天半个小时，阴阳太极道家的哲学已成为我人生哲学的基石。一般西方人把工作、学习、休闲区分得很清楚。我认为它们是贯通的，不能人为地断开，否则是不自然的。我有许多同事一天下来很疲劳，感到工作压力太大，有精神负担。但我没有这种问题。我想这得力于太极拳给我的平衡。我感到工作轻松，心情很舒畅，我生活简单，也很幸福。
“我的工作使我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旅馆里有喜剧，有婚礼，有庆典；也有悲剧，如有人自杀，可以说旅馆是人生社会的缩影。世界虽然分为许多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但是人的基本行为和动机都差不多。
我想成功的秘诀之一就在于认识到人类的这种共性，这种普遍性。”
钱美仪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任美国摩根·斯但利投资银行定息债券部主管，现住纽约。已婚，有二女。喜欢游泳、打高尔夫球和弹钢琴。
“我出生在一个中国名门世家，但是因为我在美国生长，所以到将成人时才有所了解。我的祖父钱思亮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多年，伯伯钱纯担任过台湾“中央银行”副总裁和“财政部长”，叔叔钱复为台湾现任“外交部长”。父亲钱煦是杭州人，母亲胡匡政是安徽人，他们于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我父亲是一位很成功的科学家，他现在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生物工程系教授兼主任，母亲是儿科医生。我父母给我灌注了中国人传统的进取精神和成功毅力。但是因为我生长在美国，所以没有感受到在台湾长大会有的那种需要有成就的社会压力。
“父亲不涉身政治，我也像他一样。搞政治不容易，我很佩服我的叔伯。
我们家里平常也不谈政治。当我们偶然谈政治时，我的在美成长和教育背景使我基本上是从美国的角度去看这些问题的。
“我希望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问题能够和平地解决，但究竟应该怎样解决我不清楚，不论怎样，解决的方法应是渐进式的。任何别的国家出主意来解决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问题都是困难的。我理解美国政府希望在大陆和台湾之间采取某种平衡的立场。
“中国大陆和台湾就像任何两个群体，彼此既有些一致的利益，又有些不同的目标。通过文化交流、科学交流、经济联系，互相接触的机会越多，就越容易产生积极的结果。问题的解决总得使双方都感到满意，都能够接受才行。我不知道这可能不可能，但应该是有希望的。人和人之间接触多了就容易学会相处，第一步应该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努力理解对方的立场。我想，这也很符合中国人的传统。
“我是一个注重现实的人。我爱好法语，也曾有志做一名钢琴家，可是我在大学主修经济学。这不是出于天生的爱好，而是取其实用性强，容易谋生。我外祖母上过大学，主修英国文学，但我母亲学医，因为她觉得学医比较实用。母亲是一位坚毅的女性，我很感激，我秉承了父母的性格：我懂得要努力发挥自己的长处。
“我最后选择的事业途径是投资银行。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挑战性和实用性的行业。近十年来投资银行业的变化不小，摩根·斯坦利公司还算稳定，我幸亏找对了公司。我主管的部门负责发行企业固定利率债券。我有五十家左右的客户，他们大多是《幸福》五百家大公司里面的。我的工作就是跟他们搞好关系。我们的目标当然是客户多多益善。有的客户公司已经跟别的投资银行有长期合作关系，甚至告诉我们插不进去。但是我们仍然坚持与他们建立关系，不灰心。我们做好自己这方面的工作，创造机会，锲而不舍。有的项目就是这样被我们争取到手的。
“中国企业到国外募资，究竟是发行股票还是发行债券，要看企业的资本结构，企业的自有资本是否能维持其增长。目下（1995 年）国外债券市场对中国的风险估计不如一年半以前对中国有利，所以中国企业来美国进行债券融资的利率就比以前高。尽管中国方面仍然按时支付债券利息，但这并不能确保债券价值不变。因为证券市场上许多人买卖债券，而债券的价值又跟人们当时对债券发行者的看法有关。
“发行股票是最昂贵的融资方式。企业需要资金，可能的话应该通过发行债券来解决。任何企业需要资金应该首先试探债券融资的可能，至少美国企业向来如此。当然，发行债券必须掌握时机。今年由于利率很低，所以国外到美国来发行债券的企业大为增加。
“我丈夫是我大学的同学，美国人。我们相爱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他是白人，是美国人。我爱的是这个人而不管这个人是什么种族。我妹妹也是嫁给一位白人的。我与丈夫相识了九年才结婚。我们的结合并不是头脑热昏的一时冲动。我征求父母的意见时，他们不但不反对，而且非常赞成。他们关心的是我们一生的幸福。
“我丈夫是篮球教练，又是中学教师。他的班上有许多来自破裂家庭的孩子。有的孩子母亲患爱滋病死了，有的孩子没有父亲。我丈夫虽然是篮球教练，却好像成了这些孩子的父亲一般。他教他们如何做一个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