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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柑，想起在温州广泛流传的《三只瓯柑》的民间故事，遂抄录如下：
三只瓯柑
三只瓯柑
瓯柑出产在温州，别的地方没有。有个永强人想谋个小差使，就带了几篓瓯柑上京去找张阁老。阁老问他通不通文墨。那人摇头，说自己一个字也不识。想把他打发走，那人又说盘缠花光了。
阁老觉得很为难。忽然间看见那人带来几篓瓯柑，就告诉他一个办法，好让他赚点钱回家。
当天，阁老到便殿跟嘉靖下棋。棋过两局，嘉靖说渴，太监赶忙递茶，阁老见了，从袖内掏出一只瓯柑来，双手呈上。嘉靖吃后，觉得又甜又解渴，忙问这叫什么果子，何地出产。阁老说这叫瓯柑，是家乡永嘉特产，前日有乡人送来一只，不敢吃，特来敬献给陛下。嘉靖问京城可有买处。阁老答有，曾在午门外见过，只是价高。嘉靖听了，叫太监马上去买。
这太监走到午门外，果然见有人摆着三只瓯柑在叫卖。便上去顺手捡起一个，问多少钱，卖柑人说要十两银子，太监连声说贵，要他便宜点，卖柑人说我的柑不开价，你嫌贵，我便自吃了。说着把太监手中的柑拿回来，剥了皮，两三口吃进肚子。
太监摇摇头，转身回去。走到午朝门底，迎面碰到一个老太监，老太监问明情由，叫太监赶紧买来，迟一点万岁爷要发脾气了。这太监听了，又忙赶回来，说愿照价买。谁知卖柑人摆摆手，说现在要二十两一只。太监火了：“不是说十两吗，一转身怎么就涨价？”卖柑人也不理睬，剥开皮又吃了一个。太监见是最后一个柑子，心想，他再吃，回去交不了差了，就答应出二十两银子。不想卖柑人将柑拿在手中说：“这回只剩下一个了，想买这只得四十两银子，你再讨价，我也只好自己吃了。”太监急了，连忙按着他的手，赶紧说：“依你的，依你的。”当下掏出四十两银子，买下了这只柑。
嘉靖吃柑，吃出味来，每日都要几个。朝中大臣也学起样来。不到几日，把永强人的瓯柑购买一空。这位永强老乡，靠张阁老出的点子，赚了上千银子。快快活活回乡了。
那末这个故事中提到的张阁老是谁呢？就是明时永强人张璁。这张璁了不起，在温州的影响力不比刘基差，关于他们两人的民间故事，都能出一本厚厚的书。
张璁（公元1475…1539年），温州永强人。后因和明世宗朱厚熜同音，世宗亲为改名孚敬，赐字茂恭。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中举人，时年二十三岁，但接着七试不中。七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每三年一次，每次从温州出发，乘船、骑马、步行，温州到北京直线距超过五千里，紧赶慢赶两个月才能到达。考试不中，再两个月回到温州。过两年再重复一次，总共是七次！二十多年过去了，终于在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中进士，时年四十七岁，两鬓斑白、老眼昏花了。这韧性，在现代人来说简直不可想像。正是他中进士那一年，武宗朱厚照病死，无子，大臣们拥立其堂弟朱厚熜为帝，是为世宗。世宗当上皇帝之后欲尊生父为皇考，大臣们认为不妥，并援汉定陶为例，要尊其伯父（即武宗的父亲孝宗）为皇考。世宗不乐意，故议三上三却。但这些武宗旧臣又是拥立他当皇帝的，实力强大并有功于他，此事只好搁置。当时张璁在部观教，按现时的说法还在实习期。但他的胆子大，又有思想。认为汉定陶被预立为子，养在宫中，后继嗣，而世宗是在武宗过世之后立为皇帝，应为继统。这便是有名的“继嗣”与“继统”之争。世宗接疏大喜，授张璁为南京刑部主事。但“继嗣”派实力强大，当世宗诏令璁等进京时，竟准备“扑杀之”。从张璁七试不中终成正果的韧性中可以想见他的性格，他再次冒死面折廷臣之非。世宗也硬起了腰杆，命锦衣卫拘捕“继嗣”派为首者，廷杖死十七人，一百数十人下狱，“继统”派终于取得胜利。从此张璁深得宠信，步步高升，由地方法院院长（南京刑部主事）到国务院总理（宰相）只用了六年时间，与他的二十几年才到举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既任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备及宠荣，但他不会循规蹈矩，尸位素餐。《明史》本传称他“刚明果敢，不避嫌怨，既遇主，亦时进谠言”。“他若清勋戚庄田，罢天下镇守，内臣先后殆尽，皆其力也。持身特廉，痛恶赃吏，一时苞苴路绝。”谠言，正直的言论。皇帝让他备及宠荣，正直的话他还是要说。苞苴，蒲包，“货贿必以物包裹，故总为之苞苴”。也就是说在他的严厉打击之下，行贿之人的苞苴没有地方送。张璁做官与刘基一样，做出了温州人雷厉风行的风格。并且他懂做生意，运用市场法则——物以稀为贵，帮助老乡赚钱，这也是温州人的特点。温州人很喜欢张阁老，所以有不少关于他的故事。温州松台山妙果寺边至今还有张璁碑亭，还将他居住的府邸旧址称为张府基来纪念他。
有明一朝，挟南宋之余威，温州人做官的还不少。与张璁前后不远的尚有章纶，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进士，因上疏主张“内宫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事权，后宫不可盛声色”而触怒景帝，被下锦衣卫大狱，“榜掠惨酷，血肉狼藉，濒死无一语”，也算做出了温州人强项的风格。官至礼部侍郎，算是副部级了。还有高友矶，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进士，做官不畏强梁，官至刑部尚书。王瓒，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进士，殿试一甲二名，温州人呼之“榜眼王”，官至礼部侍郎，也是不怕死的官。现时在温州，章纶故居、高友矶的墓、王瓒的石牌坊仍保留。温州老百姓对温州人中的“清官”都没有忘记。
入清以来，温州人又落后中原一大截，为官的人既少又无大官。直至清末的孙家和黄家茁起，情况稍有改观。
孙家是指孙衣言和孙锵鸣两兄弟。孙衣言（公元1814…1894年），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进士，官至湖北、江宁布政使、太仆寺卿，也不算小了，因频抗两广总督沈葆祯提用库银而回老家，与子孙诒让一同建有著名的“玉海”藏书楼。孙锵鸣（公元1817…1901年），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进士，道光二十七年被任命为会试同考官，李鸿章、沈葆祯均出其门下。以三品卿衔致仕，故俞樾有一联称他“天下翰林皆后辈；朝中宰相两门生”。孙衣言毕生致力于阐述永嘉遗学，孙锵鸣更亲恭力行，在温州推广种牛痘、提倡解放缠足妇女。他们都做出了温州人为官的特色。至于孙诒让，因未正式中进士做大官，这且不去说他。
黄体芳（公元1832…1890年），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进士，内阁学士、兵部左侍郎，大约算国防部副部长吧。黄绍箕（公元1854…1908年），黄体芳子，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进士，官至侍读学士、湖北提学使。黄绍弟（公元1855…1914年），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进士，任过湖北学务总办、署湖北盐法武昌道。他们一家三人同朝为官，又都刚正不阿，颇有政声，也是一段佳话。如黄体芳劾使俄大臣专擅误国，言人所不敢言；黄绍箕咸与维新，在康有为组织并任总理的保国会中担任常议员（常务委员）兼宣讲员（宣传部长）。维新失败又奔走为康梁出逃；甲午战败，翰林院反对割地求和的奏疏为黄绍箕、黄绍弟兄弟领衔起草等等作为，均有温州人为官的特色。
有一点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温州的官吏也不算少了，却没有一个有名的贪官。即做官的温州人不贪，至少是不很贪，所以无贪官的名。明朝是贪污大朝，严嵩和严世蕃父子便是有名的大贪官，彼时温州人做官的也不少，似乎无有贪名，值得在此一说。
另类当官人
温州人称官吏为“当官人”，有几位当官人比较特殊，不是上述封建王朝的正儿八经的官吏，却很有影响。
民国时期，有一正一反的两个大官，一位是张冲张淮南（1903…1941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相当于政治局委员了，并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权力不小。但他特立独行，并非蒋介石的应声虫，曾与陈立夫一同去苏联谈判中苏复交。西安事变后，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曾伴周恩来一次登上莫干山，两次登上庐山与蒋介石谈判，力促国共合作的谈判成功。周恩来总理在《悼张淮南先生》一文中云：“因先生之力，两党得以更接近，合作之局以成。”1937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六部主任秘书，同年任考察苏联实业团副团长，赴苏联接洽军援事宜。归国后还创办俄文专修学校，自任校长，培养了一批俄文翻译人才。在国民党的高官中他是另类，很有温州人的个性特点。
1939年，国民党由对外抗日转向对内反共，国共摩擦风波迭起，团结之局日陷险境。张淮南坚持正义，力挽狂澜，为两党团结抗日而不懈奔走。1941年8月，因患伤寒在重庆病逝。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人联名题有一挽联云：“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始病寒，继病虐，沉疴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
不能只说好的，往温州人脸上贴金，还有一个人物也要说一说，那就是梅思平（1896…1946年），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之后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也是个文化人。曾在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任教，与时任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过往甚密。抗战期间，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专员的名义在香港活动。1938年11月，代表汪精卫集团参与今井武夫、影佐祯昭等在上海重光堂会议，设法促成汪精卫叛国投敌。12月，汪精卫即悄悄离开重庆，公开发表“艳电”，投降日本。1939年夏，梅思平与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同赴上海组建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