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有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大动作，他的财富或是能量才如冰山一样浮出水面，让我们整个温州大吃一惊。
我这些年边做边玩，跑遍了全国三十一个省市，信息量是相当大的，遇到的温州企业家不少。有在某市或某县是荣誉市民，有在某市担任名誉市长，至于挂着政协委员、杰出贡献的企业家等等衔头的人更不少。这是笔巨大的财富，却不为温州所知，他们可以称之为老板大军中的地下工作者。
我认识一位在西北养蜂的温州张老板。一般养蜂人是不会被人称为老板的，大家都知道，养蜂非常辛苦，蜂随蜜源走，养蜂人便要风餐露宿。在野外，吃不好，睡不好，也不可能穿得好。有时忙得胡子不及刮，一张黑炭似的脸，演张飞李逵不用化妆，人家不把你当成乞丐已经是很好的了。但张老板近几年连续承包了西北几处的几个蜂产品厂，每年的产值论亿的，不称老板称什么？与张老板异曲同工的几位瑞安农民，在黑龙江承包了近四万亩的农田搞种植与粮食深加工，不称老板称什么？我在山东淄博莱芜一带坐着汽车转转，看到一个大烟囱，问陪同的一位副市长，这是水泥厂吧，他说是，你们温州人承包的，年产多少多少万吨；又看见一条高烟囱，这是陶瓷厂吧，他又说，你们温州人承包的；又看见一处大水面和旁边的大片农田，用铁丝水泥桩拦着，我说这个农场挺大的，他说是，你们温州人承包的，立体生态农业园区……这些承包者应当也是不小的老板。山东的一位熟人见了我直摇头：你们温州人无孔不入，“太可怕了”。他们认为“可怕”的老板，都是老板队伍中的生力军。十几年前，我们在写《遥望温州》时曾提到，“温州人会有一天承包全中国”。当然，这仅仅是一种豪言壮语，但说全国各地都有温州人在搞承包，这已经成为事实。从小水塘、小山包，到数万亩农田；从小商店、小柜台，到整个百货公司；从小部门、小车间，到整座大工厂，都有温州人在搞承包。
有时，温州人的胃口也实在太大了，譬如有人承包楠溪江一整条江的水面，几十公里长，范围太广了。打渔的、捕虾的，私人管不过来，承包便成了问题。还有承包整片山林的，几千上万亩，水果成熟了，有人来哄抢；林木成材了，有人来盗伐。还有的辛苦了几年，眼看着有收获了，当地的政府也眼红，变政策了，提高承包条件，不从就设卡，经营不下去了。这种情况时有见报，可见承包的老板比之传统意义上的老板难当。
在世界各国做生意的温州人，只能称为“多国部队”了，虽说这个部队比较复杂，却也可以分类。这支老板队伍人数有数十万，从事的行业却不多。餐饮业是大头，其次是进出口贸易，接着是皮革箱包和服装鞋帽业。除这四个行业之外，其余的便是散兵游勇，老板的人数便少得多。如我有熟人在巴黎开首饰店，在纽约开礼品店，在多伦多开工艺品店，还有办麻将馆、洗衣房、中文学校、针灸诊所等等。
温州的老板五花八门，一时也说不清多少，“十个温州人，九个是老板，还有一个准备当老板”之说虽然有夸大之嫌不甚确切，离事实却也不远了。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是许多外地人对温州人的评语之一。确实，温州人并不高大威猛，也不大会豪言壮语，有的还现出一种木讷猥琐的神情来，往往会将人们的感觉引入歧途。一旦他们做出了大手笔的事业来，一如我前面提到的张老板和在北大荒承包几万亩农田温州农民，便会让人大吃一惊，所以会有这样的评语。
游兵散勇与鲶鱼效应
房东当然也是老板。温州人不大爱炒股，却爱炒房。炒股费时费力，还要冒很大的风险，并且需要一定的知识。炒房省力省时。不是有句顺口溜，与我前面提到过的“四大傻”属姐妹篇，叫做“四大背”（背时的意思），“炒股变股东，炒房变房东，泡妞成老公，练功练了法轮功。”炒房变房东，不管怎么样房子总在，一时卖不出去可以出租，也可以自己住，炒股变股东就麻烦了，可能你手中的股是垃圾股，会一文不值。所以温州人中股民不多，而炒房炒得杭州、上海这种大城市的房价都叫温州人给炒上去了。有消息说去年海南博鳌拍卖十六幢海滨别墅，都是开论坛会时外国元首住过的。价格每幢由几百万到一千多万元不等，大多数由温州人买走了。开始时还不知道，因为有些是北京公司过来买的，后来一打听，这些北京公司是温州人在北京开的。
房东老板也是不等的，工薪阶级省吃俭用，积蓄个几万元，去偏远的地方买个总价二十多万元的房子出租，用租金来还按揭款，他也当了老板。如前面所说的用上千万元买一幢别墅，交给酒店管理，租给来博鳌的大款游客居住，也是房东老板。但最多的是花个几十万到百把万元，在杭州或上海买套房子或写字楼出租，拿租金来补贴日用。候到房价飙升，就出手卖掉，再去买一套来。在温州这样的房东老板不少，而且大多是女的。老公做生意办公司或搞实业办工厂由他做去，自己拿钱炒炒房，既赚钱又轻松，我太太就炒过房，但似乎没赚多少钱。
我说过，温州的文人心眼活，报纸的编辑从广告和消息中看到了商机，就组织“购房团”，带他们到上海、杭州，如今又去武汉、成都、重庆等地去购房。譬如《温州晚报》的购房团最活跃，举着旗子，大都是由中年妇女担纲，到哪个城市都很抢眼，中央电视台还发了消息。这一炒作便麻烦了，本来是个别的、静悄悄进行的事变成了沸沸扬扬，一些城市便认为房价飙升是温州炒房团惹的祸，开始遏制炒房了。如上海，定出房子未造好之前不许转手；有些城市规定二手房不可按揭等等。其实他们不知道，偌大的国家，温州人有多少？能掀起多大的浪？温州人的炒房仅仅是起一种“鲶鱼效应”而已，对房产市场的作用是促进，不应该遏阻的。
什么叫“鲶鱼效应”呢？卖鱼的人，特别是长途贩鱼的人都知道，也许他们不用这个词。一船舱的鱼或一大车的鱼，譬如说鲫鱼吧，在运输过程中主人往往会在里边放上几条鲶鱼。鲶鱼无鳞，黑黑的，嘴边有触须，生命力特强。长途运输过程中那些鲫鱼会昏头昏脑，很容易泛白，鲶鱼却会东游西窜，将一舱死水搅动，鲫鱼们便也兴奋起来，摇头摆尾，运到目的地还是活蹦乱跳的，否则便有可能是死鱼一堆。这就叫“鲶鱼效应”。
温州人的炒房在整个房地产市场所起的作用便是鲶鱼效应，很有必要。多年做房地产行业，我深知个中道理，如我在山东的房地产项目就给我这种启示。山东的中小城市房地产市场并不活跃，我们所造的小区是全部竣工验收之后推向市场，人们才来挑挑拣拣的。一套总房价才二十万元左右（即每平米一千多元），有的人手头已经积到十八万，还是不敢来买。按揭？万一还不出钱不是房产要让银行收走吗？人们疑虑重重，说明市场一潭死水，直至去年才有点激活，我们的小区便卖光了。如果有温州人去炒一炒，市场会整个激活起来，要知道房地产是支柱产业。
前面说的这些人都是自生自灭的小老板，有的为养家糊口，并填补了市场的空白点。有的又是玩票，可以做时就做，不能做时就罢了。这些老板抗风险的能力不强，人数不定，有的可能今天是老板，明天又得去找工做了。也有的自炒房开始，后来自寻地块建房，成了真正的房地产商。这些老板我称之为老板中的散兵游勇，但老板队伍中少不了这批人，并且数量还不少，起的作用也很大，那就是所说的“鲶鱼效应”。
温州老板也不好当
话又说回来，有时，这种评语也应从反面来理解，特别是在温州本地。有的老板开的是奔驰、宝马，戴的是伯爵劳力士，穿的是BOSS，范思哲，一副大老板的派头。说不定他的目的是为借到钱，或者做给债主看的。某一天，突然他的企业关门大吉，他自己也随之影迹无迹了。前些时间，奥利士制衣公司，仕登制衣公司的突然倒闭，便在温州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们是大公司，媒体有连篇累牍的报道。欠的是银行的钱，虽说轰动，社会的影响不大。有的公司搞集资，社会上的许多人将自己的辛苦钱都放进去，为的是要点比银行高的利息，结果连本金都没了。比如2003年轰动温州的东方集团公司非法集资案，在温州沸沸扬扬。老板名叫苏方中，是温州崛起最早的一批企业家之一，为人精明能干，有一定的知名度。这个集团公司在温州拥有东风家具厂、东风城市信用社等企业，又在深圳搞房地产，建了一幢几十层的中南大厦。资金不够了，便搞非法吸储，温州的一些退休老干部都将自己的积蓄存到他们那边。结果这个公司破产了，苏方中也被提起公诉。那些老干部奔走呼号，也是无可奈何，只能按照法律程序解决。公司破产后有多少资金回笼，债主按各自比例回收，据说只能拿到原值的二三成而已。
在这方面我也吃过一个亏，一位老朋友、老同事来找我帮忙，替他的儿子担保一笔小额贷款，二十万元。这朋友的儿子开一家童装公司，还有一点知名度，在上海、温州都有门市部，还代理法国的一个服装品牌。我便替他担保了，结果他儿子两夫妇突然失踪，留下一堆烂摊子和一屁股债，我只能帮他还了这笔贷款。苦的是他手下的员工，据说都有集资，他们这一走，员工们都傻了眼，只能搬一些下脚的童装回去，又卖不了几个钱。早几年，在温州颇有名气的法国鳄鱼代理商郑建武也是如此突然消失，留下一摊债务，其中有不少是他的亲友借给他的，这也曾是街谈巷议的话题。
负债率过高的企业，一旦遇上不测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