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记者证（当时这个证件还是很管用的，不像现在弄滥了）找战斗英雄采访，终于弄懂是怎么回事了。
原来当时作战的主要通讯工具是步话机，上级靠步话机指挥战斗，下级靠步话机请示报告，即所谓：“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之类。但步话机很容易被对方所截听，你讲普通话，敌方也会找会讲普通话的人来听，你讲广东话或广西话（当时战斗主要集中在广西与越南交界），敌人也找懂广东话或广西话的人来听。怎么办？有位指挥员一下子想起他手下的几个温州兵整天叽哩咕噜，说着谁也听不懂的鸟语，对，让他们上！于是步话员全都换成温州兵，这一招还真灵，对方连听到的是哪个地方话还没搞清，就稀里糊涂地吃了败仗。战斗胜利了，温州兵功不可没，个个受到了表彰。只是受表彰的理由不便说，于是便个个“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了。温州话的特殊性由此可见一斑。
“思思、此此、次次四”
这是一个奇怪的小标题，不是温州人是不会懂的。这个小标题的七个字，是我考全国各地的作家、语言学家的一道题目，并且屡试不爽，几乎没有一位外地的作家或语言学家通过这个考试的。
新编的《温州市志》关于温州方言的概述中有这样一句话：“温州方言种类之多、差异之大，可称全国之最、世界之最。”是否世界之最不得而知，至少在全国范围之内，温州话的难懂是很出名的。
温州话粗粗一算在十数种以上。如苍南、平阳有北港话、蛮话、金乡话；泰顺有罗阳话、蛮讲话、畲客话；乐清有大荆话；洞头有闽南话；永嘉有仙居话、青田话等等。而且其中不少话是无法直接交流的，它们之间的交流不是像山东话与河北话之间的交流，相互能听懂只是口音不同，温州话的这些语种之间大都相互听不懂。
瓯语在温州讲的人最多，估计超过一半。市区、永嘉、瑞安基本上都讲瓯语，平阳、文成、乐清大部分也讲瓯语，外地人指的温州话就是瓯语。我上面说的“思思、此此、次次四”就是这种话。闽语讲的人也不少，平阳、苍南、泰顺、洞头不少人都讲闽语。但泰顺部分人讲的闽语与福建的寿宁县相近，属闽语中的闽东话系统。其他三县人讲的是闽南话，与厦门、台湾的人能顺利交流；苍南有部分人讲蛮话，“蛮”字有蛮横、不讲理、土里土气的意思，含贬义，但这里是个中性词，仅指苍南钱库、舥艚等乡镇讲的一种土话。前面写的温州兵受表彰的事我推测就是讲蛮话。因为当时报的战斗英雄的籍贯都是苍南人。讲蛮话别说是越南人无法破译，就是我们这些地道的温州人都听不懂；蛮讲又是有别于蛮话的另一种土话，泰顺县泗溪、三魁等乡镇人说的；畲客话是居住在温州的畲族人说的语言。温州的少数民族据说有39个之多，但39个少数民族总共也不过温州人口的1％左右。其中畲族最多，有近六万人，分布在泰顺、文成、苍南和平阳等县。畲族是外来客居温州的，所以温州人称之为畲客，畲族妇女称畲客婆，畲族话也就称为畲客话了；温州话中还有泰顺罗阳的泰顺话、乐清北部的大荆话等等等等，套用一句时髦话叫不胜枚举。其实，再说下去便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因为我自己都搞不懂温州话，我曾对那位教语言的朋友说过：要能搞懂温州话，那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家。
不过，无论如何“不胜枚举”，金乡话还是一定要“举”的。金乡话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方言岛，只在苍南金乡镇城内（旧金乡卫）使用，说金乡话的大约只有三万人。说起金乡话还是要提到戚继光和戚家军。自元以降，倭寇为患，明初开始猖獗，特别是方国珍、张士诚失败之后，余党逃入海隅，与倭寇勾结，不断搔扰温州沿海，为抗倭患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置金乡卫（现苍南金乡）、磐石卫（现乐清磐石）以及宁村、蒲门等千户所，筑卫城和所城，卫所附近建烽堠（烽火台），以传递军事信息。有卫、有所必有人守，招募了不少兵丁，不足部分由义兵来凑，所谓义兵，便是因地方不堪倭患，青壮年自发组织的。但倭患仍然连连，效果似乎不甚理想，直至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由登州卫指挥调浙江任参将。他见旧军素质不良，去苍南、浙东特别是义乌等地招募农民矿工，编练新军，成为抗倭主力，效果彰显，他也因战功升任统兵官。倭患稍息，戚继光奉调北方，部分戚家军便留在金乡卫，尔后娶妻生子，金乡卫城内的人便讲一种以吴语为基础，掺杂了瓯语、闽语和蛮话的独特语言，形成一个方言岛。
在温州，类似于金乡话这样的方言岛还有。辟如苍南的蒲壮所城，城外全说闽语，城内说的是变调了的瓯语，泰顺全县以蛮讲与罗阳话为主，惟有百丈口镇说的也是变调的瓯语。泰顺与永嘉的深山还有些更小的方言岛，那就更弄不懂了。
瓯语的归属
对于温州话的归属（我这里的温州话指瓯语、蛮话、蛮讲等等温州人讲的语言的总称），据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章太炎曾将温州话归于闽语系，“属福建而从福宁”；赵元任和王力都将温州话归之吴语系，属南吴语；尔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把温州话归为吴语系。似乎温州话的归属从此成为定局。我对语言研究一窍不通，不知如何分类的。我只是有个疑问：我能讲上海话，上海话属吴语无疑，我基本上能与无锡、苏州、杭州，乃至我们温州的邻居台州人沟通，但他们全听不懂温州话。沟通无从谈起不说，并且连语言结构都完全不同，将温州话归于吴语系我想不通。同样的，温州话也无法归到闽语系，两者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大了。
最近，我正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为此在一些有关的会议上疾呼：应当有个瓯语系或是温州语系，将除闽语与大荆话（与台州话相似，可以明确地划归吴语系）外的所有温州方言，都归到这个语系来，不要再让那些不懂温州话的语言学家，将温州话一会儿塞入闽语系，一会儿塞入吴语系了！
我就此一观点请教我的多年好友，出版了《温州话》的沈克成先生。沈兄博学多才，汉语的电脑输入法——表形码（沈码）就是他发明的，同时他又是位语言学者。但他对我的观点似乎不以为然，只是将他的网址给了我，于是我便看到了他的一篇文章《温州话从哪儿来？》。据他的考证，温州的先民（即瓯民）讲的是古越语，而古越语属于侗台语，是今日侗语、水语、壮语、傣语、黎语、泰国泰语、越南京语、缅甸掸语等共同祖语的兄弟语。其主要特点是形容词后置于名词，如：菜咸、笋干、饭焦等；副词后置于动词，如：吃添、走好等；及副词后置于形容词，如：红显、苦倒等。我认为还有将动词后置于名词，如关灯，温州话说灯关关，扫地，温州话说地扫扫等等。为说明问题，接着我只能引用沈先生的原文了，好在他的文章一向以简练著称的。
公元前3世纪，楚国灭越，派春申君治吴。楚人给吴越带来了最初的华夏语影响，从此汉语通过楚方言的形式大量进入吴越。楚治吴始于前249年，至西晋永嘉之乱长达560年，直到秦统一中国后，楚人在吴地仍有强大的势力和影响。温州话中至今还保留着南楚沅湘方言，如“惮（发怒）、訾那（怎么样）、憨（痴呆）、晒谷壇、牛拔过看勿著虱爬过密密掐”等最具温州方言特色的词都见于楚语。
秦始皇于吴越地东置会稽郡、西置鄣郡，东汉又分置会稽、吴郡为二。秦汉置郡设官驻兵，标志着汉人对吴越地区进入正式开拓阶段。汉以后，越民族逐渐融入汉民族大家庭之中。但没有汉化的越人却避入山区成为“山越”，当时的浙南、闽北一带还是越人天下。
五胡乱华，晋室南迁，大量汉族移民南下，在长江南方逐渐形成了江东方言，是现代吴语、江淮官话、闽语、徽语的祖语。江东方言是温州话中前中古层次（白读系统）的主要来源。宋室南迁，更使首都临安（今杭州）的吴语带上官话色彩，杭州人说的就是宋代由汴京中原官话渗入吴语而形成的独特的杭州吴语。由于政治变迁，在江浙一带造成两方面影响，一是汉人人口大量增加，他们努力学习土话，增强了当地汉语方言对非汉的同化力量，二是中原南迁人士大量聚集于新都城，又使都城一带形成双重语言制，即士族说官话，庶民操吴语。中国最大的几次从北向南的移民运动都发生在唐宋。中原方言在温州方言中留下了中古层次即文读系统。江浙北部地区受北来雅音官话的影响形成北吴语（以苏州话为代表）；而离京城较远因而发展较慢的南吴语（以温州话为代表）则仍保持较多的古老特征。在现今的汉语方言中，吴语的地位仅次于官话居第二位，是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方言用语。
从沈先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几种概念：一是温州人原先讲的是属于侗台语的古越语；二是楚人给温州话带来了最初的华夏语的影响；三是江东方言是温州话中前、中古层次（白读系统）的主要来源；四是中原方言在温州方言中留下了中古层次，即文读系统。根据这四个概念，我只能得出如下的结论：现今温州人讲的温州话是以属于侗台语的古越语为基础，并受到楚语的影响，其白读系统主要来源于江东方言，文读系统主要来源于中原方言的东越语（或瓯越语）。瓯语系（或温州语系）中包括了瓯语、蛮话、蛮讲、金乡话以及我们还未给取名的温州方言。因为瓯语（或温州语）与吴语、闽语、江淮官话、徽语一样，祖语同属江东方言，所以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吴语及闽语与瓯语的共同点更加明显，但这种共同点还构不成从属的关系。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