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温州的一位副市长去外地参加一个研讨会，与会的人一听说温州就摇头，并在会上毫不犹豫地宣称：“温州就是中国的东欧。”
一位老干部，很有来头的人物，到温州转了好几天，受到温州海鲜好酒的热情接待之后，回到北京发表观感，断言：“温州除了市委、市府大门上的国徽是社会主义的，其他都不是社会主义。”
如果说以上的例子仅仅是口头上的传闻的话，那全国政协第七届二次会议交办的一条提案可说明当时高层的一些观点。这个提案说：“温州市自开辟为试验区以来，……带来的资本主义影响十分严重，物价高涨，走私，偷漏税现象严重，一切向钱看，以钱开路，投机倒把，贪污受贿不正之风，造成人们间贫富悬殊，多数投机倒把致富，而山区贫苦农民……”提案并“建议中央和省组织调研组前往温州市总结经验教训”。在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前后，这种争议更为公开激烈，国务院不断收到一些人反映温州问题的信函，并为此组织有关部门多次对温州进行实地调查和考察。
但毕竟已经到了春天，虽有时不免乍暖还寒，如温州人称之为倒春寒的天气，却不会长久。有诗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戴惯了黑帽子的温州人，不知何时开始，也点缀上了小红花。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同时配有评论员文章，题为《温州的启示》。报导开头就说：“温州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兴起，短短几年，已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如今‘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已为人们所公认。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据我所知，这是第一篇提出“温州模式”这个概念的文章。温州的政界、文化新闻界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温州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上海与温州确实有着特殊的关系，上海的理论家对温州的认识领先于全国其他地方。1987年2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袁恩祯先生主编的《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对温州模式进行了概括，认为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要内容，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为基本形式，一条通过发展商品经济而实现农村致富之路”。与此同时，著名的经济学家董辅礽及赵人伟在《经济研究》上发表题为《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一文，认为温州模式是“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以家庭和联户经营的民办工业同专业市场，农民购销员和民间信贷相结合为特点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治穷致富”的“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子”。
温州农村经济的发展，国内理论界对“温州模式”的介绍，也引起了国外新闻界的注意。1986年8月31日，西德《明镜日报》刊登了记者乔尼·埃林的专题报导《温州，中国的实验田》，报导中指出，“改革给温州带来了生机。农村人口超过八亿的中国，温州具有特殊的意义”。1987年3月9日到15日，日本《读卖新闻》连载《温州——蜜桔的故乡》，介绍温州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发展和农村由穷变富的情景，指出“在全国，温州大概可以说是最有生气的城市”，“温州在耕地有限，交通不便的恶劣条件下，引进商品经济，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仅用了八年时间就把产值翻了两番”，“温州被称为改革的样板”、“中国的报纸和经济刊物称其为‘温州模式’”。
我记得，写这篇连载文章的日本记者名叫高井洁司，一位高个子，有着一张圆脸的随和的年轻人，我们在我的朋友吴邑先生家中见过面。我们一边拉手寒暄，一边都觉得似曾相识，忽然大家都想起来了，在火车的软卧包厢里！世界虽大，巧合总还是有的，我们都很开心。他采访过作为温州最早的一批企业家之一的吴邑，并且成了好朋友，而我与吴邑是多年的朋友。他当时造了一幢新房子，装潢得很漂亮、很现代，我常带外地的文化界朋友上他家参观，他也总是热情接待。《人民日报》的一位女记者还曾报道过他，可惜不久他去了意大利，高井洁司也奉调回国，不再常驻中国，便失去了联系。
七年之后的《读卖新闻》又以《温州市的成功》为标题，指出“温州的农民以联合投资的方式，兴办起各种家庭工业，生产易于批量生产和运输方便的各种小商品，开展一村一品运动，形成一种专业市场。推销员遍及全国各地，形成独自的销售网。”，“温州市的成功被称为温州模式”。也就是说，国外的新闻界和理论界也注意到并认识到“温州模式”对全国农村的发展所具有的巨大意义。
对于“温州模式”的认识与宣传，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更走在经济学家们的首列。1986年，他就在《瞭望》杂志上著文称：“‘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提出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而后他又说：“温州地区所走的道路乃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劳动致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发展道路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模式比苏南、珠江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更具有典型意义。”（1986年4月21日《世界经济导报》）一位德高望重的耄耋老人，能有此种敏锐的眼光，超前的意识，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正由于费老对温州的贡献，我们温州国贸大酒店的店名便是辗转相托，请费老先生题写的。一方面表达对费老为温州鼓与呼的敬佩之意，另一面是借费老的大名以壮国贸的声威。费老生得魁梧壮硕，却又具有儒雅学者的风度，他的字颇具气势，却又含而不露，也可谓字如其人。遗憾的是在本书即将出版之时，费老却已仙逝，令人叹息。
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又有这么多的名人与媒体的关注，国人的认识也起了很大的变化。1989年10月，国务院研究室的两位专家在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干部陪同下，在温州作了为期八天的调查，写出了《关于温州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虽然温州的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比较特殊，个体、私营和市场调节的成分占的比重确实大了一点，需要积极引导和调整，但如果据此就认为‘温州模式’是资本主义模式，那也是不成立的。因为：第一，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和需要所决定的，是我们必须长期实行的方针政策；第二，我国现阶段的个体、私营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个体、私营经济；第三，温州的这种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是当地实际情况的产物。温州也希望国家能多投资办一些国营企业，希望国家多给一些计划物资、资金、能源、商品等，但国家拿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好利用民间的人才、资金、技术来发展本地经济，更好地通过市场调节部分去获得必须的原材料、能源、资金、技术和商品。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对温州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巨大的作用；第四，十年来温州的国营和集体经济就相对比重变小了，但本身并没有萎缩，其发展速度与全国是同步的。”
这个报告透出了这么几个信息：一是温州不是资本主义，这对温州的压力大大地减轻，毕竟是权威部门的定论。当时有种说法，叫做“深圳打雷，温州下雨”，同样的事，同性质的社会现象或经济运行方式，如果有领导认为不妥，在深圳是吼叫几声就过去了，不会作处理，那毕竟是特区。而在温州便会下大雨，浇得人灰头土脸，一身污水。有了这个报告，温州不再“下雨”了。 二是承认确实因为国家的政策问题，不对温州进行投资，温州人只能这么做，总要给出路嘛；三是也注意到了国营和集体经济的比重问题，要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予以调整。在1989年，持有这样的观点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它对日后“温州模式”的宣传及推广，起了很大的作用。
包产到户：吃第一只螃蟹的温州人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好喜欢的是刚刚分了田，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农民们唱着这首歌，起早摸黑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着，一边计算着今年收成大约有多少。缴了田粮留足口粮之后能有多少剩余，几年之中可以将棚屋变成瓦房，或将旧屋翻新。
虽说是“七山两水一分田”，当时的人口比之现在要少，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又高，不存在吃不饱饭的问题，可惜的是这般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时间太短了。先是互助组，接着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了1955年至1956年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进入高潮，城市的工厂企业全部公私合营，农村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又失去了自主权，敲钟下田，吹哨收工，干好干坏一个样，你的劳动力评定是十分值，干一天就是记十分，但这十分或八分还没有实物或金钱的价值，价值是全年下来后经结算才知道，可能一个工分值五分钱，也可能一分钱都不到。再加上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低了，开始吃不饱饭。这会造成恶性循环，工分值越来越低，积极性也越来越低。他们中一些头脑活络的人看到前景不妙，便提出了要求“包产到户”。田还是合作社的，但分给各家各户种，定下一年纳多少田粮，缴多少粮食给合作社，余下的就归各家各户所有。也就是说，“包产到户”这个概念是温州人首创的。
有了要求不被批准实施，徒唤奈何。于是李云河站出来了。他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永嘉县委副书记。他经调查研究，带头支持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