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的国贸大厦租赁下了半层写字楼，公司原来萎缩在小宾馆里兜售那些人们认为可笑的内衣的小公鸡、小母鸡们，一下子个个西服革履、皮鞋咯咯地打卡上班了，摇身一变成为当今的白领。
我其实是个极其优柔寡断的人，内心很矛盾，在泰丽公司进驻国贸大厦的第二个月，几经犹豫和无数次举棋不定后，我终于决定从新华社辞职，受荣任泰丽公司执行总裁的郑天时之邀担任泰丽公司市场营销部总监。在泰丽公司那小半层里我找到了自己的那一小间办公室。
之所以这次有这样断然的举动，是有两个原因。
我首先是彻底的对华新社的失望和失意。其实在我之前，几十年来几乎铁板一块的华新社国内新闻编辑已经出现局部流失现象，许多原来和我一样铁了心准备在华新社光荣退休的记者先生、女士、小姐们也纷纷远走他乡，或委身于中央机关有关部委局的头脑当个秘书什么的（一般这种秘书在机关的人事档案上行政级别一栏都注明正处或副处），或是投奔老牌或新贵的大公司谋个高薪职位，当然也有资历深厚的回归学院堂皇地当起教授。这次突如其来的流失潮，原因虽然各个不同，但共同的一点还是两个词：失望和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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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二（2）
有一位弃笔从仕的华新社前辈曾在一个极私密的场合举着装满了从法国拍卖得到的葡萄酒的酒杯熏熏然道：“世界各国通讯社，唯一的一个从管理制度、发稿机制、奖惩体系等方面全方位逆新闻规律、市场法则而动却盲目自诩为第几大通讯社的就是华新社。曾代表着朝气和改革锐气的华新社，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黑盒，而大家都在沉默，各种披着改革外衣的体制让大家只有沉默。
我不想在沉默中死去，更没有自由空间让我爆发，我只有选择逃离，哪怕忍受遗弃曾经倾注在它身上的青春理想的悲痛。来，为我死去的青春理想，干杯！”当琥珀色的酒液猛地灌进他的身体的时候，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心中充满无限的悲哀：一个曾经犀利无比、忧国忧民的记者已经死去，而一个无聊的官僚正在成长。
第二个理由我想也是最值得大家理解的，在这么个没有相当福利保护的体制下，我的老板郑天时当时开出诱人的物质条件及……
郑天时几年前还是和我一起花天酒地、乱谈美女和爱情的俗人，那时他的职业是“策划人”，说白一点就是喝了点小酒后瞎琢磨出一歪点子就拿出去和一些懵懵懂懂却想一夜成名的企业套瓷骗吃骗喝的主儿，其代表人物就是后来混不下去，跑到西部拐骗了一家西部企业的家底而被政府英明专政的何新。
但看似粗糙的郑天时却心细如发，换句话说就叫极有洞察力，他早看出了鱼龙混杂的“策划人”圈子不是长久发展之计，还在那批人大捞特捞的时候就琢磨“怎么样才可持续发展”，于是，他写书，他去讲学，靠劳动老老实实挣钱，很快便从当初的那批“策划人”中脱颖而出，而最终以自己的名气和声望以及一个完美的策划方案打动了来北京寻发展求良策的泰丽公司的大老板。
在２００２年底的某一西风瑟瑟的冬日，就在贵宾楼饭店那间无数名人住过的总统套房里，泰丽公司大老板在听了郑天时长达４个小时的“呼吁报告”后，本来平均两个小时就要上趟厕所的大老板竟然忘记了发炎的前列腺一次次的报钟，转身“咯”一声打开随身带的密码箱，甩出七、八捆崭新的人民币，说了一句改变郑天时命运乃至最终影响到我命运的话：“郑老师，我已决定聘任你为我泰丽公司的执行总裁，这点钱您去买点工作服。”郑天时他那天去找大老板的时候，穿了一件早期温州产的西服，而且自打四年前从温州买来穿上后就没洗过，中间有粒纽扣还掉了。
富贵了的郑天时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当年一起喝酒的朋友，一些各方面都在滑坡的老朋友都被他安插进了公司，并且三番五次来打我的主意：“说实话，巴西你才是我最想挖到身边的人。你来，我给你一个总监，年薪３０万，外带一个两居室的房子和一部车。”千兵好得，一将难求啊！这是只有郑天时一个人使用的对我的称呼，源自于他结婚的时候我给他送了盆憔悴的巴西木，让他那间半地下室的新房立刻蓬荜生辉。但当时我还抱着在中国的新闻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高远理想，所以物质待遇虽然心动，但我也却三番五次地进行了婉拒。
后来我在华新社屡遭坎坷、愁云惨淡，心里的远大抱负渐渐在我躯体里死去，３０万、两居室、车的诱惑就成了真实的诱惑。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我躲在一个无人的角落给郑天时去了一个电话，“你说的３０万、两居室、车还能算数吗？”郑天时在电话那头“咯咯”一笑：“巴西啊，我等你这个电话都快半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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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三（1）
我推开了郑天时办公室的门，把腿翘在宽大的老板桌上的郑天时正在翻一本新出的《城市》画刊，眼神中充满“与我心有戚戚焉”的快感。见我进来，把书往桌上一放，腿也搁到了地上。
“怎么样，巴西，是不是有点身心俱疲？”
我一屁股坐在老板桌前的会客椅上，郑天时把他的烟给我推了过来，自己也点着了一根。
“能活着回来，能看见郑天时你这张脸，我怎么都觉得是个奇迹。”我把烟推开，从他桌上的纸巾盒里扯出一叠纸巾开始擤鼻涕。
郑天时大惊，“巴西你没好好从‘非典’全民卫生教育中受益啊，一定就要这样肆无忌惮地把自己当成果子狸？！”
我嘎地一笑，“那你给我放假？”
“准假！正好再多照顾妞儿几天。”郑天时窜到窗户边，凑着仅能开一条小缝的玻璃窗透气。
“郑天时你这样也太令我伤心了，想当年咱还共用一个酒杯喝酒呢？”我故作苍凉地叹口气。
“巴西我倒不是怕你啊，主要是家里不是还有年仅五岁的郑喜、郑敬么？你怎么着也不忍心你一对可爱的小侄子染病卧床，眼看着祖国可爱的花朵打蔫吧？”其实我知道郑天时的俩双胞胎儿子一直在寄宿的幼儿园住着，所谓“照顾妞儿”更是漂亮的说辞。郑天时如此主要是怕被他老婆花瑞芯踹下床，别看郑天时在公司人五人六的样子，在家里却是个“床头跪”。
其实说起来郑天时的美满婚姻还是我和其他几个朋友一手促成的。
１９９７年的６月３０日，我和郑天时等若干人等在三里屯的酒吧百无聊赖地喝酒，其时电视正在转播香港回归的盛典。郑天时喝着喝着就开始伤感起来：“代朗（那时他还叫我代朗）你们几个是不是觉得哥哥我有点惨？”
“哎哟！郑天时你怎么突发此言啊？”本来三心二意或者看电视或者扫描周边美女的我们几个，立马故作关心状围拢上来。
“你们不想想看，香港都要回归祖国的怀抱了，哥哥我现在都年过而立，却还是怀中空荡、孑然一身啊。”听闻此言，我们几个都满脸惭愧，哪个女子不怀春、哪个男儿不思妻呀。当我们在广阔的生活天地抱得美人归的时候，怎么就没想着郑天时在枯冷的被窝里被寂寞折磨得日渐憔悴呢。
“好办啊哥哥，这事就包在我们几个身上了。”良心发现的我们几个此时爱心洋溢，狠不能马上从大街上给郑天时拽来一个即入洞房。
“你们几个既然如此诚意，那么就请你们帮忙，帮我和那个姑娘搭搭线。”说话间，郑天时眼睛里怒放着异样的光芒，用手指指旁边不远一张桌上正在嬉笑怒骂开心不已的两个女孩儿。
我们的目光刷地齐齐直指惹出郑天时铁汉柔情的两个天使。
那两个女孩坐在吧台边的一张小圆桌边，分明是一静一动，一刚一柔，各有风情。那位时不时发出银铃般笑声的姑娘，留着赫本式的发型，穿一件麻织短袖Ｔ恤，整个人显得很清爽；而另一位大多时候只是微笑的姑娘最醒目的是那一头乌黑的长发，如瀑布一样从额际中分泻至腰间，在酒吧这样喧闹的场所显得难得的沉静。
“郑天时原来你早有所图啊！不过，是哪一个，长头发还是短头发？”我不得不佩服郑天时姜还是老的辣，觥筹交错间竟然将此间的最美掌握得清清楚楚。
“长头发的那个。”郑天时的眼神一直幽幽地盯着吧台边的那张小圆桌，他的眼神让我想起动物园里的狼，其实野外的狼也许也是那样深幽幽地目不转睛，只是没机会见识，不敢妄言。
说实话，在郑天时表露心迹的那一刹那，我根本就不觉得有超过１０％的可能性，但当时为了照顾郑天时的情绪我故作敬意地惊叹：“郑天时你好眼光啊！说吧，要哥几个干什么？只要你一句话我们把她抢回家！”
郑天时摆摆手，“提供一点有可行性的建议好不好？”
《对手》三（2）
本质上当时在座的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人，在爱情的奔跑道路上是从来不考虑可行性的，出生在上个世纪７０年代初期的我们这一代，进入青春期时正赶上“抛开含蓄，崇尚进攻”的爱情口号震天响的时候，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在一次探讨价值观的班会上，班上一位早熟的诗人发言时只说了一句话：“爱一个人是有价值的，但爱一个人却不去进攻却是毫无价值的。”此言一出，深深震撼了当时由于营养不良发育过缓、尚不知情为何物的傻蛋一样的我，并一举开启了我的蓬勃思春的先河。在高考结束的１９９０年，我恪守着进攻的爱情名言，在我一位女同学的家中勇敢地一把抱住她打响了爱情第一枪后，从此我的爱情战争中就只有进攻、进攻、再进攻，很少想什么狗屁可行性。
于是，面对郑天时出的难题，我们几个一筹莫展。就在大家抓耳挠腮的时候，时间已经指向了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零点，电视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