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人”。不仅有助于读者思考，甚至能让他们“看到”事实真相，而这正是德鲁克的目的。
荷马式的德鲁克
德鲁克偶尔会运用荷马式形容词（Homericepithet），也就是那些加在名词或动词前面，让它们更加传神的形容词或副词。他用的次数虽然不多，却都很贴切。这里就有好几个例子：
人类决策中“无可救药的不确定”；
“受过教育的野蛮人”，也就是那些对生命毫无建树的蠢蛋；
在忙碌办公室中“只会造成一股漩涡似混乱的助手们”。
受母亲影响的德鲁克文风
德鲁克母亲曾师从弗洛伊德。所以有时，德鲁克还会做一些与医学有关的比喻，例如：
“经济方面获得满足，就像人体吸收维他命一样：缺乏维他命，将会导致严重疾病，但维他命本身并不会产生热量。”（顺便提一下这是德鲁克经常强调的重点。）
“从凯因斯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就像某些人仅从大师处取得药方，却未学会如何看诊。这种人最危险。”
“为了让比喻更富变化，我们不妨这样说，现代政治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就像是人体内的一块恶性肿瘤，虽然只有一磅重，却危及人的生命安全。”好一个让比喻更富变化！
“工会是一种反对祖织，是对付杜会毒素的抗体。”这句话的后半段是：“工会主义是一个社会体系所需的支撑架，可防止该体系的脊椎变成异常弯曲，而害得整个社会都受罪。”在同一个句子里，工会从抗体变成支撑架。看来，德鲁克博士花了相当的工夫，不让自己做出不恰当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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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百年，在中国，在当下
1、管理的成败关系世界的福祉。
2、大国崛起的命脉是企业，企业的根基在管理。
3、只有中国人才能发展中国。
1、2007…2008年中国A股市场的超级过山车改变了图书市场的热点和走向，读者的注意力首先从管理转向了理财。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国际金融资本的对中国财富肆无忌惮的合围掳掠，把国人的注意引向了经济和金融，图书市场也一样跟着低回婉转，充满了各种队宏观经济和国际金融政策的思考和争论。
2、人们进而开始思考谁在制定规则？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后知后觉？是谁在制定游戏规则？为什么我们的很多政策好象都是在为别人服务？
这许多年来，我们所谓引进资金、引进技术，这条路真的走对了吗？在引进技术，引进资金的同时，我们的管理进步了多少？
3、金融危机发生已经两年多了，回头我们反思，一国经济的基础不还是一个个真实的企业吗？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不还是要靠建立在实实在在的财富创造基础上吗？再看看中国的经济和中国企业，真的是金融危机拖累了我们？我们自己的经济政策是否出现了问题？我们自己的金融管理出现了问题？
4、早在2001年德鲁克就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当时的名字为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对中国的管理者说过：
“目前，无论是中国的工商业、通讯和交通行业，还是政府和教育机构，以及医院都急需大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发展中国家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国外的技术，也容易吸引外资。但是，技术和资本仅仅是工具而已。它们必须通过有能力的管理者才能发挥作用和功效。
而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培养一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他们应该懂得如何管理，知道如何去领导企业并促进它的发展，也知道如何去激励员工和让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
管理者不同于技术和资本，不可能依赖进口。即便引进管理者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引进的人数也将是寥寥无几。他们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管理者，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当中。只有中国人才能发展中国。”
是啊，只有中国人才能发展中国，我们要培养自己的管理者，不论是在企业还是在政府当中。
推荐序
我总是感觉自己没有资格为德鲁克先生的著作写序，但是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的邀稿盛情难却，此外，做为德鲁克先生生前少数耳提面命过的中国人之一，也有责任和大家分享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启迪。
改革开放初期，德鲁克夫妇来过中国。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从战争创伤的心理阴影中复原的艰难过程，他遇到的中国人充满活力和乐观精神，这一点令他惊讶不已。十年前我刚认识他时他告诉我，世界在前苏联解体后，只有美国一国独强的局面是不健康的，应该至少还有另一股力量可以和美国互相制约，在俄罗斯、印度、巴西和中国这几个正在上升的大国中，只有中国有这种可能。他还说，中国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也可能向坏的方向发展，因此在中国迅速培养大批有道德和有效的管理者至关重要。这也是他后来全力支持我创办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的原因。
德鲁克管理学院开办不久，有一位著名商学院的教授建议我们走精英教育的路线，收昂贵的学费，德鲁克先生反对这么做。他对我说：“中国固然需要大公司和领导它们的精英人才，但中国象任何国家一样，百分之九十的组织将是中小型和地方性的，他们必须发挥作用，单靠大公司，不能提供一个健康社会所需要的各方面功能。中国最大的弱点是作为一个大国，没有足够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你们有一大批能干的人，这些人在实际磨练中学会了怎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生存并取得了成效。他们可能只受过普通教育，也不是特别聪明、特别优秀，但却知道如何精巧地处理事情。这样的人可能有几百万，他们可以领导那些中型、小型和地方性的组织，他们将建设一个发达的中国。”
这段话透露出德鲁克先生对肩负中国未来的管理者，特别是对中小型和地方性组织的普通管理者的殷切期望。身为其中的一员，每当我回忆起来都深感责任重大。
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剧变时代，而且这些变化影响所及，已经没有国家、种族、文化和行业的界限。这时德鲁克学说中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尤其显得重要。德鲁克先生主张以创新这类演进的方式解决发展问题（剧变时期提供更多创新机会），他力图避免战争、革命和“运动”及其背后的强权与暴力给人类带来的苦难。他一生致力于在延续和变革之间寻求平衡，创新是保持动态平衡的变革手段，而延续的基础则是维系人类社会存在的那些普世价值观，包括同情与包容、诚实与正直，以及让个人享有自由与尊严并同时承担起责任。这些普世价值观并不是他的发明，它们深深地植根于每一种代表人类文明的信仰和文化中。另一方面，他通过自己的著述和咨询工作，示范一种他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观察与思考方式，这就是从理解全局或整体出发，寻找不同事物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达到把握和解决个别问题的目的。他的著作里没有令我们这些普通人望而却步的理论说教，而是把这些“大道理”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演绎，朴实无华地表达出来。
我想上述贯穿在德鲁克学说中的精髓所在，可能正是人们总是称他的著作为“经典”的原因。经典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值得人们一读再读，常读常新。它不会代替你做出决策，制定方案，但是它会帮你理清思路，从任何新事变中发掘本质，找到它们的历史渊源。
迄今为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是在国内翻译出版德鲁克著作最多，也最认真的一家出版社。我不知道这给他们带来的经济收入如何，但是我知道这给成千上万渴望学习和成长的管理者和知识工作者所带来的方便和欣喜，也可以猜想到由此华章的工作人员所获得的成就感。让我们衷心感谢他们，并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邵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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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德鲁克思想及其对我的影响（1）
德鲁克教授是当代著名的思想家，一代管理学宗师。他特殊的家庭背景、传奇式的经历、渊博的学识及睿智的才思，使其在政治、法律、社会、管理、历史等多个学科领域都留下了精辟的见解和耐人寻味的启示。管理学更是他一生耕耘的主要园地。在此领域，他成就卓著。他是推动管理学发展成为一门严肃科学的先驱，是现代“管理丛林”中经验主义管理思想流派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他的论著被译成3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播，成为全世界管理者、学者奉为圭臬的经典。德鲁克讨厌人称他为预言家，而自称为旁观者。年轻的时候，他曾尝试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他曾经用经济计量工具分析纽约股市，并且预测纽约股市未来将不断繁荣。但一个月后，纽约股市即发生大崩盘。德鲁克说，“这是我所作的最后一次市场预测。”他说，任何人都无法预测未来，我唯一能做的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就是观察已经发生并对未来可能产生影响的重大事件。他意识到经济学家只对商品的行为有兴趣，而他关心的重点在于人的行为。从表面上来看，管理似乎离不开以商品为主的范畴；然而在德鲁克的眼中，“人”才是管理的全部内容。德鲁克具有的强烈的人文关怀，最终导致他决心以管理顾问和管理学家作为终身职业。德鲁克具有的不断学习精神、广博知识基础、独特的思维方式则保证他能够达到常人所不能达到的思想高度。德鲁克坚持每两三年就要学习一门新学科的学习精神，使得他涉猎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数学、政治理论、历史及哲学等众多知识领域。在此基础上，他运用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从社会、历史的高度，冷峻地俯瞰和分析组织及组织管理的变迁。这一独特的视角使其避免了一叶遮目的狭隘，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准确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