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庆祝会仍然只有寥寥几个，并不比大家都少花钱时更多。
那么，平均而言，我们毫无理由指望对富裕家庭大幅减税有益于稀缺资源的有效分配。
最后，裁减下来的这部分税收，政府原先并没有完全浪费掉。比方说，大部分钱都是从食品券项目中扣出来的，而食品券则是用来帮助穷困家庭用公平市价购买食物用的。再说，哪怕政府确实按虚高的价格买了一些东西——比如定价高得足以带来暴利，让爹娘为孩子花1 000万美元开个庆生会的防弹衣——不少东西总归有着至关重要的用途。
反过来看，新近靠裁减预算省下来的税款，大部分都会落到那些早就什么也不缺的家庭手里。这些家庭会拿着钱去追求“特别玩意儿”。可惜“特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成功实现这一目标的家庭总数，并不比从前更多。
从“那是你的钱”必然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政府绝不应当把钱从富人那里再分配给穷人。如果我们遵循这一劝谏，政府放弃现行政策，那么，贫苦者的民生显然会变得更为多艰。但更出人意料的一点是，不进行财富再分配，往往也会减少富人本身的财富。下面我会解释为什么会这样。
3 反政府势力为什么会让我们更贫困
倘若你请反政府人士从公共政策十大戒律中举出最重要的两项，他们大多数人会选择（1）公共支出应当在绝对值上维持最低水平；（2）国家不应当把收入从富人手里再分配给穷人。
没有政府会认真对待这些戒律。可它们给公共政策决策造成了显著影响，美国尤其如此。可惜，这些影响的作用方向，恰恰有违反政府势力的本意。
问题在于，不违背这两项戒律，许多成效斐然的公共政策是不可能制定出来的。所有重大的政策调整必然会使一部分人受益，使另一部分受损。倘若赢家的收益远远大于输家付出的成本，那么我们总可以找出解决办法，让所有人都迈步向前。可这些解决办法往往牵涉到提高税收，把收入转移给穷人。
限制汽车排放的规定就是一个切题的例子。因为这种规定提高了汽车的价格，大部分地区的立法机构都将陈旧车型排除在外，以免为低收入者（毕竟，开旧车的人大部分都属于低收入者）带来无法承受的成本。然而，豁免旧车给社会带来的成本，远远超过了它给穷人带来的福利。
举例来说，全洛杉矶尽管只有不到10％的汽车使用年限超过15年，但它们却带来了半数以上的烟尘。豁免这些旧车，必然需要对新车施以更严格的标准。可减少新车排放的廉价方法，能用的都已经全用过了。根据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研究，想通过进一步收紧新车标准来使空气质量达标，所需成本是取消旧车豁免政策的好几倍。
凭借对高收入司机提税，政府可以向低收入司机提供购车补贴，让他们报废旧车，买一辆新近生产的、排放更清洁的二手车。这样一来就不用对新车加以昂贵的排放标准，由此能够省下不少钱，远远超过了向穷人提供补贴需用的税款。富司机和穷司机实现双赢。
问题在于，这样的举措违反了本文开头提到的两条戒律。到目前为止，反政府人士还占着上风。他们以支持经济效率做借口，限制政府预算，阻止对低收入家庭的部分再分配。可在这个过程里，他们其实在掏空每个人的口袋。
有人以为，小政府跟经济效率是同义词。非也。诚如排放标准一例所示，经济效率有时要求政府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类似本例的情况，在美国普遍存在。以医疗保健为例，美国采用的私人保险制度比其他所有工业国家使用的“单一给付制度”（single…payer system）成本高得多，结果却糟得多。但改用单一给付制度要求提高税收，为低收入公民增加福利，故此也就违背了两大戒律。结果，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用着一套人人都觉得运作不良的医疗制度。
在反贫穷政策方面，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提高劳动收入税收减免（earned…ine tax credit，简称EITC）是改善贫苦劳工阶级生活标准最直接的方式。有了这一政策，那些收入低于标准的民众可以从一般性税收收入中获得津贴。它跟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做法不同，不会打消企业雇用劳工的积极性，这也正是EITC最大的优势所在。可惜这么做就意味着对其他人增税，违反了两大戒律。
由于最有效的反贫穷政策在政治上注定无法实施，不少经济学家转而支持起了立法机关提高最低工资的议案，这在十年来还是第一次。如果这一议案得以通过，反政府势力又可以弹冠相庆了：他们阻止了联邦预算的再次增长。只可惜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胜仗。因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跟提高劳动收入税收减免不同，它不仅限制了技术工人工作岗位的增长，还提高了技能工人生产的商品价格。总而言之，提供提高劳动收入税收减免的总成本要便宜得多。
反政府势力还阻止政府采用能为全体民众带来更佳结果的能源政策。比如，不管政治立场如何，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对汽油课重税能减少交通拥堵现象，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加速节能技术的发展，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性。当然，它也会给低收入家庭造成很多经济上的不便，所以有必要为这些家庭转拨津贴。但征收燃油税，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津贴，显然违反了两大戒律。所以直到今天，美国的燃油税仍然比其他工业国家低得多。
*力量限制了政府给低收入家庭带来的经济苦难，这当然是好事一件。但有时候，叫这些家庭承受部分不便，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大得多的收益。这种时候，我们总可以设计出让人人都过得更好的解决办法。但不违反两大戒律，我们不可能将这些办法付诸实践。
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私营部门花两美元钱也比公共部门多花钱一美元钱更好吗？两大戒律荒谬地认为，确然如此。
经济效率是一个值得实现的目标，因为随着经济蛋糕越来越大，每个人能分到的小蛋糕也比从前更大。强调这一目标的重要性，是反政府势力值得称许的地方。可近年来的发展趋势不断证明，反政府势力往往是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大阻碍。
右翼评论家另一个心爱的论点是，对富人减少的税，不少都流向了小企业所有者，故此有利于刺激这部分人创造就业岗位。小布什在两届总统任期内，都曾以此观点为自己的减税政策辩解，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也曾在2008年的竞选活动中反复引用它。尽管大部分新工作岗位确实是小企业创造的，可这一观点在基本经济学原理面前根本站不住脚。我将在下面解释，企业主雇用工人的决定，跟他自己的税后收入无关，更主要地是看工人到底能不能帮企业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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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小企业主减税能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吗
小布什政府的中心经济政策一直是针对最高收入者大幅削减联邦所得税。据预测，在小布什的两届总统任期内，减少的税收将为全美增加近20 000亿的国债。去年，好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联名上书，谴责本届政府“行动不计后果，给美国国长远的经济健康造成了极端严重的威胁”。
国会至今尚未决定是否施行永久减税。故此，不妨利用这个机会来看看小布什支持减税政策的论点。
小布什从来没说过，减税是为了让富人过得更舒服，他在这一点上倒也算坦白。毕竟，近年来高收入群体把大部分的税前收入尽得囊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
相反，小布什把他的减税政策说成是经济刺激一揽子方案的关键。他说，因为大多数新工作岗位都是小企业创造的，为这些企业的所有者减税，能刺激就业率的提升。故此，他政策的隐含前提是：如果企业主有余钱雇用额外的工人，他们肯定会这么做。可惜，企业主是否有余钱雇人，根本是一个不相关的问题。真正重要的是，雇用的工人能不能增加他们的利润。
基本的招雇佣标准——每一本经济入门教科书上都找得到（包括总统的经济顾问们写的那些）——非常简单：倘若额外工人的产出，能卖出至少足以弥补其薪水的价格，那就应该雇用他们；反之则不应该。只要满足这一标准，不管企业主本身是多么穷困潦倒，雇用额外的工人在经济上都是合情合理的。反过来说，倘若不满足这一标准，哪怕企业主是富翁，雇用额外的工人也不合乎经济道理。企业主的税后个人收入跟雇佣决策毫不相关。
帮小布什说话的人或许会说，企业主需要先行投入资金，负担新工人的雇佣和培训成本，因为只有受过训练的工人才能有效创造额外产出。减税之后，企业主的口袋里就有了这笔钱。的确是这样，可它并不改变基本的雇佣规则。
企业主利用减税所得，负担雇用工作的初始成本，这种做法的本质跟银行一样：借钱给自己，指望将来获得回报。检验这种内部贷款在经济上是否合理，跟检验外部贷款完全一样。
倘若企业雇用额外工人所得的最终收益不光能负担其薪金，还能偿还有息贷款，那么银行放贷就是合理的。内部贷款必须满足相同的标准。只有当企业雇用额外工人所得的收益足以负担工人的薪水和还贷额（包括企业主把减税优惠放在银行里所得的利息），内部贷款才算合理。在雇用决策中，内部贷款的隐性成本和外部贷款的显性成本有着完全相同的经济立足点。
总之，对小企业主减税能刺激他们雇用更多工人的说法，放在任何一本经济学入门教材阐述的基本原理面前都站不住脚。
小布什减税的第二个理由是，通过刺激富人的消费，扩大就业。但富人通过减税所得的大部分收入，并不会短期内就用出去。即便真的有人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