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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还没有一种神圣的、固定的仪式，来追悼千万的死难者，来缅怀难以统计的抗日志士，来追忆14年抗日艰难而卓绝的斗争历程。早在1951年，中央政府就确定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要求全国人民每年举行纪念。1995年9月3日，中央政府在北京举行纪念大会，江泽民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发表了讲话。2005年的纪念活动更为空前，更为盛大。我国应该尽快建立每年一次的、由中央政府主持的抗日战争纪念仪式。
其次，要抢救性保护抗战遗址。
序言（三）（2）
同样，纪念馆、博物馆、资料馆等设施，不仅具有纪念展览、教育后人的社会功能，同时还具有收集保存资料和文物、开展学术研究的重要功能，从来都是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依托和阵地，以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我国以抗日战争为主题的纪念馆、博物馆的数量屈指可数，资料馆更是空白。少数几个规模较大的纪念馆、博物馆，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九一八”事变博物馆、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遗址陈列馆（哈尔滨平房）等，都是近年来相继建立的。由于起步较晚，资料收集和文物保护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独立开展学术研究有一定的难度，更多的是承担了开放展览的社会功能。这些纪念馆、博物馆不仅建立时间较短，且规模大都有限，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就明确指出，作为中华民族浴血奋战14年抗战的标志性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规模还不如仅仅进行了65天的淮海战役纪念馆，这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以上海的淞沪抗战纪念馆为例，展览场地过小，展览内容陈旧，与全面反映抗战的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f米f花f在f线f书f库f ；boOk。MiHUA。nET
为了让人类反省战争、谴责罪恶，联合国专门在世界文化遗产中，设立了“警示性文化遗产”这一门类。如今，奥斯维辛集中营早已是警示性文化遗产了，珍珠港美国遭袭的伤心地是文化遗产了，连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地也是文化遗产了。作为东方最大受害国的中国，作为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的三光政策、大屠杀、“慰安妇”、细菌战、毒气战、化学战、强制劳工等暴行最深的国家，还没有一个这样的世界文化遗产。
令人非常担忧的是，如果战争遗址都消失了，明天，我们拿什么去记忆战争？
卢沟桥、长城、延安宝塔、四行仓库、平型关、台儿庄……它们承载着我们抗战的记忆，不屈的抗争，民族的光荣，是永远不应该损毁的。同样，南京大屠杀遗址、平房七三一部队驻地等，刻印着日军的暴行，同胞受难的痕迹，也需要保留，以警示人们。
最后，要抚恤硕果仅存的抗日老战士们。
抗战老战士是国家的功臣、民族的瑰宝，国家理应给予他们崇高的礼遇和优厚的生活保障。最近读到全国政协常委、也是我的朋友——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的建议，深得我心，特将他的建议抄录在后：
第一，在全国普遍调查登记抗日老战士名录，记录他们的事迹，载入地方志、地方史或供军史、国史采纳。征集他们保存的有价值的文献或物品，由相应的机构妥善收藏或展示，以作纪念。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时，颁发国家荣誉勋章。第二，对健在的抗日老战士发给优厚的生活费，并提供相应的医疗、保健、护理等保障。第三，在他们出席的各级各类仪式、典礼、纪念活动中，应列于首位，在党政军领导之前。第四，在他们去世时，举办隆重的丧仪。其仪式应专门制定。第五，对流落境外又希望返回祖国的老战士，应隆重欢迎，帮助他们在故乡或他们选择的地方定居。第六，对国内已故老战士的坟墓妥善保护，树碑标志。对分散的遗骸遗骨应集中于烈士陵园或合适的地点，建为“抗日战争无名战士之墓”。均应定期祭扫，以慰忠魂。对境外的已故老战士坟墓和散处的遗骸遗骨，同样应派员或委托当地人员妥善保护，定期祭扫。或将遗骸遗骨迎回国内重新安葬。
写于201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80周年之际
（苏智良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人文学院院长、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自序（1）
自序
2010年9月30日，《南方周末》发表了《我爷爷还不是抗日英雄》整版专题文章，这是《南方周末》记者陈军吉对柏梅和笔者进行采访后写成的。
柏梅，是原国民革命军第102师师长柏辉章的嫡孙女，20年前与笔者同街居住于贵州独山。
抗战时期，独山既是前线的大后方，也是大后方的最前沿，是侵华日军侵入中国腹地最纵深的地方，因而被称为抗日战争的最后一站。
特殊的环境，这里留下了许多抗战老兵，让笔者年幼时便浸泡在抗战的故事中。在笔者接触过的抗战人士中，无论是曾经的将军或士兵，只要言及抗战，他们都会慷慨激昂，百感交集。昔日，他们唱着军歌，开赴战场，心里装的只是保卫国家。他们怀抱“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为的是早日驱逐日寇，过上太平幸福的日子。
从他们口中，笔者对贵州的抗战史获得了从感性到理性的了解，更对陆军第102师浴血奋战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肃然起敬。
抗战时期，贵州先后有11个师奔赴疆场，前后输出兵源七十多万，占当时贵州总人口的7％，贵州对抗战的贡献不可谓不大！而第102师在出黔抗战的部队中是一支名副其实的“独立师”。自1935年接受中央改编以来就不断更改从属，先后从属于卫立煌第十四军、刘兴江防军、胡宗南第十七军团、黄杰第八军、董钊第十六军、上官云相三十二集团军、陈安宝第二十九军，不断在战场上换“婆婆”，一直到了第一次长沙会战，才归建于欧震第四军序列。
第四军虽为抗战铁军，是中央嫡系，但主官却几乎都出自广东韶关地区，如同张发奎、薛岳兼祧的宠儿，针插不入，水泼不进，地方色彩非常浓重，俨然一个独立王国。第102师跟了这个“婆婆”后，仍是一个不为人重视的“小媳妇”。在地方军看来，他们是中央嫡系，但嫡系眼中，他们却又是杂牌，所以往往是吃苦在前，有过无功。该师一路附属，且不断被肢解，师长柏辉章却坚持“凭战绩来说话”，表现出了当时极为罕见的大局观，极大地维护了第102师的稳定。
“虎贲”的意思是如同老虎勇猛地奔走追逐野兽。《尚书·牧誓》序有：“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正因如此，第102师这支处境尴尬的“独立师”，在抗日战场上征战南北，浴血东西，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浙赣会战，冲锋打前沿，撤退打后卫，几乎打遍华东、华中地区的所有硬仗，鏖战八年，屡建功勋，无疑是真正的“虎贲独立师”。
柏辉章，贵州遵义人，中共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会址的房主！
自序（2）
遵义，位于贵州北部，历史久远，北依娄山，南临乌江，是由川入黔的咽喉重镇。它的名字来自《尚书》“无偏无陂，遵王之义”。
遵义，是贵州的一个文化之乡，清末曾出过名震全国的文化巨擘。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同时也是“太平出文士，世乱出将才”之地，及至抗战军兴，遵义地区将校军官多达千人，军师级达几十人员，“将军满街走，文人遍地有”成为一时之盛。正因人杰地灵，陆大、浙大辗转迁徙，选择落户于此。
早年，日本逼迫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还在读书的柏辉章就立下了从军报国的宏愿。其时，西南军阀割据，以邻为壑，战事不断，民不聊生，所以当初柏辉章的投笔从戎遭到了其父柏杰生的百般阻挠。然而，抗战军兴，柏杰生一句“倭寇扫除日，孩儿还家时！”七个儿子就有六个慷慨奔赴国难，为国杀敌无怨无悔，其中，一个牺牲，一个殉职，柏家堪称一门忠烈！
为表彰第102师在抗战中的贡献，纪念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1941年国民政府在贵阳特批建成“陆军第一百零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供后人瞻仰。惜1949年后被拆毁！
第102师对抗战的贡献，毋庸置疑。作为第102师灵魂人物的柏辉章，以及其核心领导层陈伟光、杜肇华、熊钦垣亦可圈可点，其抗战功绩无疑当彪炳史册！
几年前，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笔者在写作《抗战泰山军——国民革命军第十军抗战纪实》时，也交叉收集到第102师的不少资料，因为笔者对柏辉章抗战事迹素有所闻，在贵州对第102师的故事又耳熟能详，于是将第102师的资料单列收集收藏起来，成为本书现在能够成书的重要史料。
为了让这本书真实记载当年历史，笔者又走访和接触了不少老兵，当面聆听他们描述抗战烽火，认真倾听他们久抑的心声。
老兵不死，他们才是真正英雄！当年他们闻义赴难，朝命夕至，以血肉筑长城，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的精神。
他们不是英雄，谁是？
为英烈立传，为英雄正名，是本书的着眼点，亦是笔者的心愿。
本书引用资料及图片或来源于公开出版物，或来源于当事人手稿，以及笔者采访所得。经过对资料的甄选和排比，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