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会有一定的风险，（但）政府有能力处理和控制因对世界开放所引起的诸多震动。如果你按全球化经济规则操作，就有许多参与者的观感——他们是对还是错。然后，你在作决定时必须把观感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与我们命运攸关的，但（印度特别）关心和渴望实现的事，世界并没有给予必要的关注，它必然产生更多的忧虑。你执行货币自由兑换政策或其他货币政策，你就非调整到与艾伦·格林斯潘的政策一样，这就减少了你的自由度。即使是在财经政策上也如此。在资本是国际性流动的世界里，你不能采用调整税率方法来解决此办法，其他国家或许是有用的；当劳动力自由流动时，你也不能用调整其他人的工资来解决问题一样，这使策略上调整的机会不多……我有位邻国的朋友，他也是财长，上任的那天，我向他表示祝贺。他说：‘别祝贺我，我仅是半个财长，另半个在华盛顿。’”
第六章“金色紧身衣”（4）
并非每个国家穿上“金色紧身衣”就兴高采烈——某些国家只穿上了一半或穿上又脱下了（印度、埃及），有的时穿时脱（马来西亚、俄罗斯），某些国家强调为适应本国特殊文化而企图让裁缝修改，或穿上后改加几个松动的纽扣（德国、日本、法国），某些认为他们能抵抗穿上后的阵痛，因为他们有石油这样的自然资源（伊朗、沙特阿拉伯），某些国家是如此贫穷和孤独，政府又强迫人民接受贫穷这一现实，他们将人民要穿的“金色紧身衣”的想法抛到九霄云外，迫使他们穿上痛苦过时的紧身衣（朝鲜、苏丹、阿富汗）。
随着时间的推移，哪个国家想回避“金色紧身衣”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不论何时，我提到这一点，特别是对那些非美洲国家，我都听到以下一些反应：“别教训我们如何穿上那件夹克，如何与国际市场接轨的问题，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将用自己的步伐走自己的路。你的理论太极端，我们为何不坐在一起就我们之间的分歧达成一致，减少这个模式中的一些限制？”对此，我的回答如下：“我并没说你必须穿上这件夹克。如果你的文化和社会传统与那件夹克所包含的价值相抵触的话，我对此当然也深表同情。但是我还得说：“今天的全球市场体系，这个快速发展的世界及‘金色紧身衣’是诸多历史力量共同形成的。这种力量对我们如何交流、如何投资及如何认识都基本上给予了新的定位。假如你要抵制这些改变，那是你的事，完全是你的选择。但如果你认为不必付出更多的代价，不必建筑一面不断增高的护墙，就能抵制这类改变的话，那么，你就是自欺欺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资本、技术和信息的民主化不仅将所有保护其他体系的墙摧毁得一干二净，这三个民主化也是世界上新型力量的源泉，我将其称之为“电子族”。
全球化体系核心：“电子族”与
“金色紧身衣”之间的相互影响力
“电子族”是由那些遍及全球、坐在计算机屏幕前炒股票、证券和现汇者们组成的。他们中也有通过鼠标器咔嚓咔嚓地将互助基金、养老基金及正在形成的市场基金在世界范围内调来调去的人，还包括那些坐在家中通过因特网开展电子商务的人，当然也包括大的跨国公司的合伙者，这些人的工厂现在遍及全世界，经常用最快的效率最低的成本更换他们的产品。“电子族”成员日益庞大要归功于技术、资本和信息的民主化——今天，它们已经开始代替政府机能成为资本的主要源泉，对公司和国家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当今全球化体系时期，一个国家如果想繁荣兴旺，不仅必须穿上“金色紧身衣”，而且还必须与“电子族”沟通关系。“电子族”对“金色紧身衣”情有独钟，因为“金色紧身衣”包含了“电子族”希望一个国家应有的各种自由及自由市场的规则，它对那些穿上了“金色紧身衣”并一直保持着的国家的回报，是外资投资不断增长，对那些没有穿上“金色紧身衣”国家的惩罚就是——“电子族”不是有意绕开这些国家，就是从这些国家将资金抽走。
对“电子族”来说，穆迪氏投资服务公司、拉佛菲尔浦斯（Duff&Phelps）信用等级公司、标准普尔（Standard&Poor）都是侦探，这些信誉评估机构在世界各地四处寻觅，经常去各国嗅嗅闻闻，一旦它们发现某国将“金色紧身衣”搁置一边，就大声发出警报（虽然穆迪氏投资服务公司有时也有走麦城或被兴奋剂所迷惑，如在东南亚的所作所为那样，直到出事后才发出警报）。
“电子族”民族与国家及“金色紧身衣”之间的相互影响力是当今全球化体系的核心。我首次认识到这点是1995年2月，克林顿总统发表就职演说前夕对加拿大的访问。当时，我负责对白宫的采访，在为采访总统的加拿大之行作准备时，我一直盯着《金融时报》及其他一些报刊上的文章，看看加拿大方面事前对来自“希望之人”的首次访问说些什么。我非常有趣地发现，他们根本没有涉及总统之行。相反，他们却大谈特谈由穆迪斯投资服务公司所进行的调查。当时的加拿大议会正就国家的债务进行辩论。穆迪氏投资服务公司的一个工作组正好到渥太华，对加拿大财政部长和议员们提出警告。穆迪氏投资服务公司小组告诫他们说，如果他们不将预算赤字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降低到国际正常水平和期望的那种程度，穆迪氏投资服务公司将把加拿大的金融信用率从3…A降级，果真如此，加拿大和每个加拿大公司向国外借款时就不得支付高额利率。为强调此点，加拿大财政部发表声明称：“与我们的经济总产值相比，加拿大的外债总额十分巨大，这意味着加拿大过分脆弱，有可能成为全球金融市场危机的引爆点。我们的经济主权正蒙受着实质性损失。”针对那些对此点理解不深的加拿大人，财政部长保罗·马丁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我们在用我们的眼珠子作抵押。”不，加拿大人对“希望之人”丝毫不感兴趣，“穆迪氏投资服务公司的人”和“电子族”才是他们所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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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金色紧身衣”（5）
这些“电子族”来自何方？他们如何能产生出这样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以至于像个“超级大国”一样可恐吓另外一个国家，或能让某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富裕起来？
第一章 新体系（1）
福里斯特·冈普的妈妈想谈些什么来着？生命就如同一盒巧克力，你绝对不明白里面装的是什么。对我来说，一个酷爱旅游的外国记者，生活就如同旅馆房间服务——你绝对不会了解门外边发生的事。
“这活儿只有日本人才能做得出来”
以1994年12月31日晚上的事为例，那天《纽约时报》委任我为外事专栏的作家，我的专栏发稿是从东京开始的。当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越洋飞行到达大仑饭店后，就叫了一次房间服务，提出一个简单的要求：“请尽快给我送4个橘子来。”我喜欢橘子，需要摆在那里慢慢吃。打电话时，我认为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要求了，接电话的人也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大约20分钟后，有人敲门，一位穿着笔挺服装的房间服务员站在门口，他前面的手推车上盖着一块上过浆的白色餐布，下面是4个盛着刚榨出来的鲜橘汁的玻璃杯，每个玻璃杯下面是装满冰的银碗。
“不是，不是。”我对服务员说，“我要橘子，橘子——不是橘汁。”然后我装着咬一口橘子的模样给他看。
“是的，是的。”服务员边说边点头，“橘子，橘子。”
我返回房间继续工作。20分钟后，再次传来敲门声，还是那位服务员，还是那辆用亚麻布盖着的用于房间服务的手推车，所不同的是车上有4个碟子，每个碟子里盛着剥了皮的橘子，橘子瓣摆成小方块，宛如一盘寿司，这活儿只有日本人才能做得出来。
“不是，不是。”我再次摇着头说，“我要的是整个整个的橘子，”我用手比划成圆圈形，“我要橘子放在我的房间慢慢吃，我不能一次将4个掰成瓣的橘子一下吃掉，掰了的橘子也不能放在冰箱里，我要的是整个的橘子。”
我再次用夸张的手法模仿吃橘子的样子。
“是的，是的，”服务员一边说一边点头，“橘子，橘子，你要完整的橘子。”
20分钟过去了，敲门声再次响起，同一位服务员，同一个手推车，他带来了4个完整的橘子，分别摆在4个小碟子上，一把叉子，一把餐刀，叠好的餐布整齐地放在一边。
“对啦！”我签了字。“那才是我所需要的。”
当他离开房间后，我看了看账单，4个橘子是22美元。我如何才能向我的老板报账呢？
但我的橘子经历并非到此结束。两个星期后我到了河内，独自在市中心旅馆用了晚餐。当时正是越南橘子丰收的时节。小贩们在街头巷尾成堆地叫卖刚摘下来的新鲜的、招人喜欢的橘子。每顿早餐我都要吃几个。当服务员过来问我要什么甜点时，我只说要一个橘子。
他出去了，数分钟后返回。
“对不起，”他说，“我们没有橘子。”
“那怎么可能呢？”我有些发怒地问道，“每天早餐时你们都会摆一大桌子，现在你却说厨房后面某个地方没有一个橘子？”
“对不起，”他摇着头说，“你说的或许是西瓜吧。”
“行呀，”我说，“就给我上西瓜吧。”
5分钟后服务员带着一个掰成三瓣的橘子回来了。
“我发现橘子了，没有西瓜。”
现在我明白了，作为一位预言家，我应该把当时看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因为我从盘子和房间外边的事里发现的问题太多了，虽然那并不是我作为《纽约时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