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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从上海回四川过年，原想兄弟们帮上海希望饲料公司赚了2000多万，老板该让大家坐得起飞机噻。总经理王长青说：“你们中层干部至少万把块钱要给噻”。没曾想，坐火车都只能坐硬座。
有个兄弟伙画了幅涂鸦式漫画，说一位老板提着一麻袋钱准备出工厂大门，有位兄弟说：“老板，今年就是这样子啊？”，老板不好意思，从麻袋里掏出几万块钱：“兄弟伙，拿去喝茶！”
好在遇到比较耿直的迪康集团老板，一见面就给我说：“老洪，你来不来迪康，我都帮你解决‘农转非’”。这话让人大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慨。
“迪康”待人就是不一样，工资是成都市同等企业最高的，月薪4800元，比“希望”这个中国“500强”翻了一番。配手机、租住房，最潇洒的是“一个月报一次账”，言下之意，兄弟们偶尔朋友之间消费也可报账。用曾老板的话说“兄弟们凭良心哈”。
很幸运，从“迪康”工作三年下来，存了20000多块钱。当然所谓来不来迪康都给你解决“农转非”，戏言耳。
在凤凰卫视举办的招待会上，有幸与尊敬的“小平同志”之长女见面，当说起中央电视台广告竞标“举牌亿元”者是位农民时，与席朋友都觉得很稀奇。
我给他们说：“我这个农民可是有大专文凭，进修过研究生的嘞，小平同志九二南巡谈话思想，我们农民可是在七十年代就在私议啊”。
好在这时的中国人已经不信神，要不这话可犯忌讳呀。大家付之一笑。
不过，迪康曾老板说了给我解决“农转非”没有办到，我还是介意的。毕竟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跳出“农门”嘛。
你“迪康”由发工资都困难，洪某人帮你整出名了，有人愿意给你凑股子了，7000多万到账了，后来5亿，甚至控资上百亿。总该给老洪把那8000元买户口的钱交了呀。就这点迪康也不太地道。
可能有人会说，别说人家，多解剖自己。对，是该多作自我检讨。
不做青蛙也罢，就好好做蜘蛛吧，岂知，这蜘蛛做起来更难。应了那句话：条条蛇都咬人。
开“洪顾问”工作室最好拿的钱是眉山万景房地产公司，连续五年一分不少；还有普瑞集团连续四年也没有打过折扣。其他就麻烦了，干了“活路”不给钱比比皆是，扯把子的多。现在想来，只当操手艺。要不，你洪某人哪来那么多体会、那么多经验，老了还可以吹牛自鸣得意呢？
现在看来，青蛙也好，蜘蛛也吧，抑或做别的什么，生活中没那么多“悖论”。
说到底还是要耕耘，要创造。天底下没有白吃伙食，人人都是“精三儿”。你不愿意“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我也无须死心塌地。我听一位老板批评人事部的干部：“1000块钱请得到的人为什么要花1100块钱？”，要求对人才的市场行情作准确把握。那么，久而久之，人才们也想：“你给多少钱，我干多少‘活路儿’，谁也不亏谁”。
的确，我们要向卖针的老太太学习。一分一分地找，一分一分地攒。你不给我钱，我就不给你针。。 最好的txt下载网
“策划”是和决策者交流的过程
“策划”是和决策者交流的过程
“迪康”曾像所有的追星族一样，追过有大师之誉的深圳大学老师，当时三十多一点的下伙子余明阳。
1987年，我们从德阳追到绵竹，在从绵竹追回德阳，最后终于把余老师请到了会议室。
余老师给我们上了半小时的课。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贤者居上，能者居中，工者居下，智者居侧”。
听了这话，我给曾总开玩笑：“曾总，我没有位置了哈”。
是啊，的确只能居侧。
智者，倾听太多，伏案太多，沉思太多。所谓习惯决定性格，霸气、杀气就会越来越少。按照国内比较常用的管理模式——泰勒式管理以及党政机关习惯的管理思路，这种人被认为“劈不倒邪”、“镇不住堂子”，因而居中不行。从我的经验来看，也是如此。“老洪，交几个秀才给他，还可以带一带，要让他管‘杂痞’，不得行”，所以希望集团刘总裁夫人李巍说：“小洪放到适合的岗位就是人才。”
当然，居上就可能也有问题。一般来说，居上者无非这么几种人。
一、办事公道，一碗水端平，帮老板当好家、看好家、守好家。需要忠厚，最好是“愚忠”。
二、善于协调各种矛盾和关系，使之形成团队合力。
三、有号召力，善于鼓舞斗志。
四、做事精明，善于“诡”道。
咋看起来，我可能算其中某类人，因而有时也曾高高在上。
为什么“也曾”、为什么“有时”呢？
说到底还是你在老板心目中是智者，说白了“智者”一般不往实惠的岗位上放，让你越纯洁越好。决策者希望你多作调研，出谋划策；决策以后，希望你最好靠边，旁观者清嘛。
所以企业策划主管有个“三年魔咒”：第一年你是公司请的军师，第二年点子少了、旧了，没有什么激情了，权且当师兄弟，第三年居然还学着“贤者”的样子偶尔摆摆谱，像工者的样子发发牢骚。
该走了。不走，你生气我也生气。老板一般不会受气，除非有新的项目需要你这个军师。
试想，如果老板和智者之间是这样一种“召之即来，呼之即去”，还有诸葛孔明和鲁子建吗？
怎么解决，余明阳“智者居侧”似乎说得过去。就像我由“洪策划”变成“洪老板”一样，签起合同干，给钱出点子，不给钱吹空龙门阵。像上世纪九十年代咱们那帮不计个人利益，有点“臭”的策划人已经不好找了。
签起合同干就干得好吗？成都房地产项目与深广沪所谓的策划大师签的合同还少吗？要么水鸭子般浮在面上，要么蜻蜓点水，要么老板用了人家的智慧不认账。结果弄得老板们赤膊上阵，甚至还有老板自己兼任“策划主任”的。
可笑之极，岂不知术业有专攻。就像我私下埋怨老板：“改那么细干啥子嘛，改得颠三倒四的，鬼才读得懂；你跟我比写文章，下辈子吧”。
智者居上不可能，居中也不合适，居下人家不愿意，居侧效果又不好。那么，智者不是没有位置了吗？
知识经济时代，智者没有位置，岂不怪哉！
2001年我在“洪顾问工作室”宣传册的封底手书了一句话也许是解决这个二难问题的办法。
“策划不是一套方案，而是和决策者交流的过程”。
和决策者交流，一直交流，像诸葛亮一样与刘玄德几乎形影不离，这不是“居上”又是“居”那里呢？
智者居上，君臣一心，耳提面命，同仇敌忾。能不打胜仗吗？
兵者，诡道也；商者，何尚不是有所约束的“诡道”呢？
智者圣贤书读多了，所谓行为决定性格，一般都具君子之风，比看到钱，看到权眼睛就“绿”，脑袋瓜里就没有祖先的东西的那些人比起来，不知道要可靠多少倍。
让智者居上，有什么可顾虑的呢？
依然奴性
依然奴性
当所有打工仔都觉得“气力干了是有的”，老板怎么想。难怪，几乎全世界的用工单位都说：“四川人勤快！”，“中国人勤快！”。
从1970年第一次参加生产队劳动，与其他妇女儿童一道干轻体力活儿开始，母亲就经常给我和姊妹们念叨“气力干了是有的”。以后到乡政府上班，去广播电台当记者，去海南岛打工，去凉山州吃“国家粮”，以至在后来到私营企业挖“野斋”。几乎每一次出门母亲都会敦敦告诫“气力干了是有的哈”。
如今，快到50岁了，腰腿那里都在痛，母亲也已到垂暮之年，她再也无力告诫了。我该不该拖着疲敝的步履告诫我的孩子“气力干了是有的”呢？
社会发展到今天，劳动力是用来交换的问题早已解决，人才劳动力市场那番讨价还价已经证明一切。但我们这些生长于奉献时代，接受过太多“温良恭俭让”教育的兄弟姐妹似乎总也硬不起心肠，说话也许还发几句杂音，发几句牢骚，甚至数落几句。但总是一边数落一边干活，绝不会让人家老板吃亏。不说三分劳力一分代价，起码做到两分劳力一分代价，想都没有想过“一分劳力就会有一分代价”。有一天某老板大发恻隐之心，突然给我“一分劳力，一分代价”，我会受宠若惊，恨不得为其“两肋插刀”。
七十年代，在生产队理苕藤，大人理一沟我理两沟，大人挣6分，我挣2分，按三毛劳动日值算一天可挣6分钱。公分少一多半，活路儿多干一半，我从未怨言。后来才知道那叫“大锅饭”。
以后打工收入也不高，甚至想都难得想要挣很多钱，十几年收入从未超过“两斗米”，并且“愿为两斗米折腰”。
清贫半生，功业也建了不少。总结起来是“个人要求少，工作机会多，社会价值大，久而久之，收入也比较高”，今天能安居都市，适当照顾亲朋，比起一起捡粪，至今仍在乡下吆猪的张二娃等兄弟伙比起来，足矣！
这也许是中国劳动者，特别是下层劳动者至今仍然保留在骨子里的奴性，封建社会几千年，在上述到遥远的奴隶时代，也许我们血液里至今仍然流淌着上古祖先习惯被人奴役的基因，就像日本鬼子骂我们为“木头”，似乎永远也摆不脱为人驱驭的命运，难怪清朝有位叫袁枚的文人能写出“驭使山君（老虎）为儿戏”，只要你不吭声，或者个别人发点杂音，在上面看来“玩”你还不给玩“木头”一样——不信你进茶馆听听有的老板得